作者 朱海燕

 斯人无语独坐

[一]

2000年3月24日清晨，我刚迈进办公室，便接到青海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昌耀去世了，昨天早晨7点时，65岁的昌耀在肺癌的侵扰中，从医院的阳台，迎着东方满目曙光纵身跳下，死得非常镇定与自负。

我闻之黯然神伤，作为一位东方高地上朝着太阳顶礼的大诗人，他的一生至此结束了。但他的诗将永远活在中国的大地上，活在中国的诗歌里。

/王昌耀 (1936年6月27日﹣2000年3月23日），出生于湖南常，祖籍湖南桃源，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历任青海省文联《青海湖》杂志编辑。1957年定为右派。1979年重返文坛，任青海省作协副主席、荣誉主席，专业作家。青海省文联第三、四届委员，青海省第六届政协委员、第七届政协常委。/

昌耀这位诗人和别的诗人不一样。他自称自己是无语独坐的斯人。《斯人》是他的一首微型诗，仅有三行21个字。却以其深邃的意境，宏阔的时空感和强烈的精神张力，成为中国当代诗歌之中的经典之作：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人无语独坐。

此诗的核心主题与情感内核是孤独与沉思。诗中一人无语独坐，塑造了一个在浩瀚宇宙中静默独坐的“斯人”形象，既指诗人自身，也泛指所有精神上的孤独者。通过“静极——谁的叹嘘”的设问，引出一种难以言说的宇宙性叹息，既有个人命运的悲凉，也有对人类存在境遇的哲思。静极与密西西比河此刻的风雨形成强烈对比，一静一动，一近一远，构成巨大的空间与情感的张力。彼岸“攀援而走”，赋予风雨以动态生命力，而此岸的“无语独坐”则凝固为永恒的静默姿态。昌耀将他生活的青海高原比作此地，与密西西比河的彼地，置于同一时空维度，突破地理限制，展现视通万里的精神自由，实在是高，实在是妙啊！其高其妙，就在这种比较之中。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地球这壁的表达，使个体渺小与宇宙浩瀚并置，呼应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苍茫感。21个字，却包含多重典故，昌耀之《斯人》与杜甫“斯人独憔悴”有异曲同工之妙。杜诗中的斯人是指李白。李白被流放后孤寂潦倒，杜甫表达了对挚友才华被埋没，命运坎坷的同情与对邪恶势力的愤恨。昌耀诗中的斯人是指自己，在高寒缺氧的青海，没有杜甫这样的诗友为他献诗，只好自己言之。他巧用文化符号，密西西比河象征西方现代文明，与个人经历流放青海的遭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古与李白对比，今与密西西比河呼应，文字虽简，乃包容了古今中外。“叹嘘”一词点明主题，既可理解为自然之声，亦可视为内心回响，增强诗意的开放性。《斯人》融合了西部荒寒、历史沧桑与现代意识风格，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可视为中国最后的古典浪漫主义诗人的典经之作。

斯人已去，地球这壁，谁扛得起中国诗歌的大旗？斯人已去，地球这壁的诗人，是否还会像昌耀一样，漂泊在黄秃秃的西部中国的荒土地上……

 /著名诗人王昌耀先生在青海/

[二]

昌耀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王泽群先生写过一篇怀念昌耀的文章，题目《地球这壁》。泽群兄的这个题目无疑是从昌耀《斯人》一诗借用而来，喻指诗人在地球这壁生活得艰难与不易。李白被杜甫称之为斯人，昌耀称自己亦为斯人。但昌耀在性格上缺少李白的那种豪放，22年的牢獄生活使他格外地谨言慎行。当年，他到北京修改《大山的囚徒》时，正是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之际，会议期间，他到京西宾馆去看青海的代表王泽群。因为一个小会，泽群外出，让昌耀在房间看文学杂志。待泽群返回，正在翻看杂志的昌耀，原本自由地伸着两条腿，他突然缩了回去，马上正襟危坐，顿时失去了自由，像一个改正错误的小学生。泽群一楞，心疼得像针戳一般，他说，昌耀你不该这样，我们是好朋友，你是老大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的这间客房，就是我们哥们的天地，你要把你的自由与个性毫不掩饰地释放出来。昌耀苦苦一笑说，泽群我改不了。习惯了。真的习惯了。只要有人一出现，不管是谁，我都会把自己收紧。看到泽群兄的这段文字，我竟流出了眼泪。这些都是地球这壁22年的牢狱生活给予昌耀的习惯。在这22年里，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心性遭遇多么沉重的打击！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人，对我们的诗人，下手是多么无情！他被整怕了，才使他原本坚强的意志不得不收紧再收紧。

如泽群所说，昌耀收紧的只是他的躯壳，他22年的苦难生涯的人生表情，是收不紧的，收不紧他那桀骜不驯的展翅飞翔的那颗不肯凝冷的诗心。他的心，诗的心，一旦在丽日和风的改革开放的蓝天里恣意飞翔，它就会迸发出那么多的色彩，那么多的想象，那么深的苦痛和那么深刻的哲理。

我不知道诗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若把昌耀置于诗中，他才活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才像一位真正的大诗人。如果让他游离了诗歌之外，他生活得会一塌糊涂。泽群说，昌耀一度时间爱上了摄影，常常把那些根本不及格的照片拿出来向人炫示，但摄影绝不是他的展示才艺的平台。除了诗，其他对昌耀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多多少少都带有残酷的意味，他处理诗歌以外的生活能力低下。我与昌耀的接触中，印证了泽群的这一说法。上世纪70年代未，昌耀平反归来，安排在《青海湖》作诗歌编辑。一次我去编辑部送作品，中午他拉我到他家吃饭。那时他的家人还没有来到西宁，他独自一人，住在一处又小又暗的房屋里。他不善于做饭，这位大山的囚徒买回的土豆、青菜，也会变成一堆“囚徒”，堆放在屋角的地上，灰头土脸，蔫啦巴叽，没有一点生气。请我去他那里吃饭，他并不知道要做什么饭，忙忙叨叨一阵，都在手足无措之中。我说，王老师你别忙了，我们就吃白水煮面条。他对煮面条还算熟悉，那天中午我们吃的就是白水煮面条，每人一个荷包蛋，算是菜了。

1982年春夏之交，我去上海出差，路过西宁看望昌耀，他让我到上海后采访诗人黎焕颐，写一篇专访。黎焕颐与昌耀一样，1957年打成右派，发配青海，坐了22年的牢獄，其间腰被打残，手被打断，同样的命运，苦难的人生，使昌耀与焕颐成为至交。我对昌耀说，你把焕颐的地址写给我，我去找他。他说，不要写地址，焕颐住在闸北公园对面的那座楼上，一问便知，邻居都知道楼上就住他一个诗人。既然昌耀说了，我没有坚持让他非写地址不可。我的天呐，到了海的闸北公园，一看对面不是一座楼，而是上百座楼，这么多的楼房里去找一个人，那不是大海捞针吗？我埋怨昌耀，怎么这么粗心，明明他去过焕颐的家，一座楼与百座楼的区别不知道么？诗人，心中只有诗，其他的什么他都不顾了。那天害得我好苦，跑到派出所，找到户籍民警，从早上8点多翻名册，一直翻到11点，才找到黎焕颐家的地址。但对焕颐我没说昌耀没写地址的疏忽，只说他写了地址，由于自己的不慎丢失了。以上两件小事，是否可以补充泽群所说的观点：昌耀生活能力低下这一说法。

 /著名诗人 王昌耀先生/

昌耀在西宁，我在格尔木，虽然熟悉，也不是说见面就能见面的。必须我去西宁参加作协的什么会议，或者出差或探家路过西宁，我们才有见面畅谈一叙的机会。昌耀肯定我写的黎焕颐的专访，对我发表的若干首诗从不置评。不置评，就是批评。一次，我逼着他非要对我的诗指点不可时，他只说几个字：你的诗太亮。这几个字，说到我诗的实质之处，说到要害之处，揭示了诗的病灶。那时我尚年轻，天真幼稚，对社会更没有深邃的洞察力，歌颂自己一身绿军装与社会那片万山红遍的壮丽，其诗句，皆从文字的豪言壮语出发，披着伪崇高的外衣，干叫唤，瞎咋呼，这样的诗，随着新诗的崛起，渐渐被时代抛到了九霄云外。我感谢昌耀的提醒，在地球这壁，他看到的是人间冷暖，而我看到的则是一个与生活不搭界的乌托邦花园，这就是一个初涉文学的爱好者与一个大诗人的差距。他批评我的诗太亮，说明我的诗缺乏人间的正常温度，缺乏与生活相连的血肉感情。而在地球这壁，像我等这样的不是诗人的诗人，以干嚎以概念以口号为诗的诗人又何其多也。

[三]

昌耀是诗人，他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空间，安顿他的身子，滋养他的诗心，展示他的人生。只要满足他这个低廉的要求，他便能超尘绝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诗人。不少朋友说，假以时日，他绝对应该获得诺贝尔大奖的。诺贝尔奖诗人的作品，我读了几十人之多，说实话，我没读出他们比昌耀高在哪里，反之，我倒感觉昌耀比他们高出很多。 诗人周涛说，昌耀是当代的屈原。在新时期的诗人中，能出其右者恐怕没有。昌耀，是中国当代诗坛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是诗人中的诗人，是诗坛高原上的珠峰。以其诗作的雄伟深峻、卓而不群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昌耀诗歌艺术的纯粹性与高度，对专业诗人影响深远。他的诗形成独一无二的“昌耀体”，融合古语、硬语、高原意象与生命体验的独特的语言风格，成为汉语诗歌的重要创新。

昌耀诗歌的历史贡献与影响是深远的，他是西部诗歌的奠基人，长期札根青海高原，将青藏高原的地理、民俗、苦难与精神融入诗歌，开创了具有史诗气质的西部书写范式，也是苦难诗学的典范。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历经22年流放。这是地球这壁的特有！但他却在极端的困境中保持诗心，作品如《大山的囚徒》《慈航》《哈拉库图》等作品，将个人命运升华为对人类普遍境遇的思考。

青海高原给昌耀，烙下深深的伤痕、疼痛与疾病，烙下残酷、苦难与不幸。诗就是伴随着这些，走进他的骨头，流入他的血液，活了他的诗魂，活在他一言难尽的斑驳岁月中。这是地球这壁的特有！青海对他不薄，尤其对他的诗心不薄，用残酷、苍凉、苦难，为我们这个民族，为当代诗坛獄炼出又一个屈原式的诗人。青海，青海，若不是缺氧的青海，哪能冶炼出昌耀这等拥有昆仑精神的诗人！昌耀，昌耀，若不是青海这高远辽阔的大地，他怎能实现他诗歌的梦想！这不仅是天才所致，还有那神性的驱使。

海德格尔说，诗的语言是一种最危险的语言。诗的语言，是语言将语言牵引到另一种的语言。昌耀就是把玩诗歌语言的大师。他的晚期诗作大量使用古字、断句、单音词，形成石化般的语言地质学，极大拓展了汉语诗歌的表现力。他的诗歌语言不仅是当代诗歌的重要坐标，更以其融合苦难、高原与语言创新的诗歌实践，成为20世纪下半叶汉语诗歌不可绕过的高峰。

[四]

昌耀的诗艰涩难懂，博大精深。读一遍在云里雾里，读十遍还在云里雾里。但你会觉得他的诗是真正的诗，是好诗，是可以伴随你读一生的诗。读昌耀的诗，像陈景润破解一加一等于二；像人们读黄宾虹的画。当年，有人看不懂黄宾虹的画，黄宾虹说，他的画50年后人们就看懂了。画是给人们看的，诗是给人们读的。但有些好画，好诗，读懂是需要时间的，昌耀的诗就是如此。它如陈年老酒，越品越有味道，永远不会过时。昌耀的诗。如浩瀚的深海，可任意让读者扬起思想的风帆，在海面可任意飞驰，你不知道它有多深，但你会感觉到它很深很深……

如他写于1962年8月的《峨日朵西峰之侧》，那时昌耀在青海省的八宝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他独自面对雪峰、太阳、湖光与石砾，这些自然景观让他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在这首诗中，昌耀运用丰富的意象，包括峨日朵西峰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雪峰落日景象。他采用视听结合的描写手法，视觉上描绘了落日的壮丽，听觉上，捕捉了滑坡的嚣鸣声。这种结合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罅隙。血滴，从脚下撕裂的鞋底渗出。生动地描绘了登山勇士的坚韧与勇气。手指插入岩缝，血滴渗出鞋底，这种跃身绝壁的体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顽强。诗中意象的对比，雄鹰与雪豹象征强大的力量，而蜘蛛则显得渺小。然而，蜘蛛的出现，让诗人领悟到在大自然面前，众生平等，无大小之分，蜘蛛在这里无疑是诗人自喻，也是他囚徒身份的反映。

昌耀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力的赞扬。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与生命的顽强。《峨日朵雪峰之侧》不仅是一首好诗，更是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的内心世界和对生命的独特理解。

昌耀的《大山的囚徒》，是其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诗，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反映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交织的重要文本。诗歌通过一位曾经的革命战土、后被流放劳动改造的囚徒口吻，抒发了对不公命运的怨愤。诗中将囚徒生涯升华为“朝圣之旅”，如“双峰骆驼载着朝圣的香客……向着远不可及的天堂游去”。实现了从“政治蒙冤”到“宗教性受难”的转换。如此这般，也只能发生在地球这壁。因为这种宗教性受难，才成就了昌耀这样宗教般韧性的诗人。对他的成功，也只能如此理解，否则无法解释他的巨大的傲立诗坛顶峰的成就。这种幻觉式书写，赋予苦难以宗教的救赎主义意义，体现了宗教般的觉海慈行。

  /著名诗人王昌耀在青海高原/

昌耀并未止步于个人控诉，而是将个体命运置于“宇宙法则”或“无情正义”中审视，如“我看到太古之初，地球如一团浆果……千百个冤屈的魂灵，在不安的睡梦里同声长嚎”。这种宏大叙事超越了具体历史语境，抵达对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哲思。诗中大量运用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历史意象，如古道、骆驼、土高炉、铁矿石，构建出苍凉雄浑的诗意空间。在语言上继承《楚辞》直与哀怨的精神气质，如“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同时融入现代主义的象征与断裂手法，形成“粗放不修”却内蕴深沉的语言风格。全诗以囚徒为原型，构建了一个抵抗邪恶的神话，将个人遭遇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通过神话来表达他的所思所想，让日常生活的凄风苦雨吹拂其间。昌耀的《大山的囚徒》体现了西部精神与沉雄诗写风格的融合，影响深远，被称为20世纪新诗之集大成者。

其他诗人，一生中可能有几首诗成功，而昌耀的好诗则如海洋般的群山，说不尽道不完。如《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听候召唤：赶路》《诗章》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宗教神性的给予，都是上帝青天的给予，都是苦难岁月的给予，都是青海高原的给予。

[五]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建设过程中，我多次往返西宁，想去看看昌耀的家人。昌耀的家在文联宿舍的六楼，五楼居住着《青海湖》原诗歌编辑蔡国瑞老师，他说，六楼居住的是昌耀离婚的前妻，那已不是昌耀的家了，你与她见面该说什么？又能说什么？这样我只好放弃了前去拜访的想法。

去青藏铁路，我每次都带着由燎原先生作序的那部《昌耀诗文总集》。尤其在西宁去格尔木的火车上，我常常不能自已地背诵昌耀的《去格尔木之路》。先生的诗令我感动，当年他紧贴车窗默数着被筑路工弃置于流沙的一只只柳筐，就有我丢弃的一只，那是我留给诗人的礼物，它成为大漠景观中具有生命力的标志。在齁咸的察尔汗盐湖，我8年的青春流进卤水，一只只柳筐填实了长长的路基。我想，我若还在格尔木的话，1984年昌耀去格尔木采风，接待他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带着他去阿尔顿曲克草原……

在昆仑山口，我读昌耀的《斯人》，我想他若还活着多好，平反了，又是中国顶级的大诗人，他揣着诗笔，沿着地球这壁，登昆仑，攀唐古拉，沿天路一路向西，该写下何等雄壮的诗篇啊。这条惊动世界的天路横空出世，缺席他的黄钟大吕的诗篇，不仅是他的遗憾，也是中国诗歌历史的遗憾。

 /湖南桃源县三阳港镇王家坪/

为了昌耀，我去了湖南桃源县三阳港镇一个叫王家坪的村庄，那里是昌耀的故乡，他属于给予他精神栖所和创作激情的青海高原，也属于赋予他生命密码钟灵毓秀的湘中山水，属于他的故乡桃源。王家坪山青水秀，这村里的一家王姓人氏，为当代中国贡献了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和一位享有盛誉、名震华夏的大诗人。将军就是昌耀的大伯王其梅，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和平解放西藏时18军进藏部队的最高首长之一。父亲王其桂青年时期在北京求学，曾在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里当过指导员，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奉党的指示秘密南下，任中共桃源特支书记。兄弟二人投身革命，生死以之，想不到在文革风雨如晦的年代先后羅难。地球这壁，浩瀚中华，荆棘之路上的殉道者，那时为什么总是不绝如缕。昌耀魂兮归来，回到生他养他的山村，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典范，一种象征，一座丰碑，魂归故土到底为了什么？是会晤屈原，还是拜会陶渊明？跟着屈原，他当然会诗笔激越烂漫，坚守不屈的信条，敢将自己献上烈焰的祭坛，做一名以死明志的真豪杰；拜会陶渊明，他当然看杏花如雪，梦江南天阔，在桃花源中觅得回荡心田的永恒福音，享受这人间美好。

昌耀，今日之地球这壁，在故乡桃源可随心置放你不朽的诗魂了，去吻合中国诗坛的诗人们爱你的仪式。

        朱海燕简介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是全国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获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