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决非杜甫 —向张忠纲先生请教

文｜宁源声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首题为《江南逢李龟年》的唐诗，向来被视为经典之作。据考，该诗最早见于郑处诲《明皇实录》〔郑著成书于唐宣宗大中九年（855），此时距杜甫去世（770）已有八十五年〕，其作者为杜甫的说法也始于此书。随后诸家沿袭。如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宋代李昉《太平广记》、阮阅《诗话总龟》等相继抄录。至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首次提出“此诗非子美作”的观点后，南宋蔡梦弼、明代胡震亨先后对胡氏表示赞同和肯定。八百多年来，围绕该诗著作权归属问题，历代学者大体形成“拥杜派”和“反杜派”两个阵营，彼此争论不休，延续至今。

张忠纲主编《杜诗学通史·唐五代编》（张忠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中，载有一篇《关于<江南逢李龟年>诗的真伪之辨》（以下简称“张文”）。张文简要回顾了南宋以来对该诗的争鸣史，列举了参与争鸣双方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主要论点。其中，宋人胡仔、明人胡震享，今人李汝伦、吴企明、王辉斌、赵海菱等，属于“反杜派”的主要代表（笔者按：张文没有提及的李子和、郭发喜，也都是“反杜派”的重要成员。前者发表在《延安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考辨》，后者发表在《云梦学刊》2022年第3期的《<江南逢李龟年>作者问题新证》，均为重要的学术论文。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论据，否定了杜甫的著作权）。而宋人赵次公、黄鹤，清人黄生、吴瞻泰、邵长蘅、孙洙，今人傅光、吴明贤、柏秀红、吴怀东等，则是“拥杜派”的主要代表（笔者按:张文没有提及的闻一多，也是“拥杜派”的重要成员）。在此基础上，该文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綜上所述，虽各家所持观点颇为分歧，但纵观千余年来的历史记载与演变，对《江南逢李龟年》的著作权还是可以做出判断的。就现存资料而言，唐五代未见有人对杜甫的著作权提出异议，宋代除胡仔外，亦未见不同的意见。而据现存宋刻杜集及其后大多评注本及研究者，都认为杜甫作，并称誉有加。……据此,《江南逢李龟年》的著作权应归杜甫。

本来，张忠纲先生曾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现为名誉会长），《杜甫全集校注》全书终审统稿人、副主编，又是《全唐诗大辞典》《杜甫大辞典》的主编，并出版其他杜诗学论著多种，堪称杜诗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而其《杜诗学通史•唐五代编》又是具有很高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既然它已肯定“《江南逢李龟年》的著作权应归杜甫”，那么，该诗的真伪之争似乎可以一锤定音，划上句号了。但是，由于张文不能提供任何关键证据，故其论断难免有穿凿附会、牵强臆测之嫌。笔者读后不仅没有心悦诚服、茅塞顿开之感，反而疑窦丛生，困惑不已。况且，《江南逢李龟年》一诗，入选无数唐诗选本、杜诗选本，又长期作为中学教育的必修教材，社会传播范围极广，所以，进一步深入探究其著作权的归属问题，意义重大且十分必要。

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特就该诗的真伪问题，向张忠纲先生请教如下。

疑点一：若据《江南逢李龟年》的诗意来推断，似乎少年杜甫同岐王（李范）、崔九（涤）、李龟年数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来往相当频繁。但是，为什么杜甫在写此诗之前，数十年间所创作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却没有只言片语提及他们?①

杜甫一生交游广泛，与社会各界人士都有往来。

据考，在王公贵族中，杜甫交游最密切的是汝阳王李琎和汉中王李瑀。例如：《壮游》诗中“赏游实贤王”的“贤王”，就是汝阳王李琎；而《饮中八仙歌》中“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的“汝阳”，也是指李琎。此外，杜甫还先后写过《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八袞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等诗给李琎。对汉中王李瑀，杜甫也写过多首诗给他。例如《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玩月呈汉中王》《奉汉中王手札》《戏作寄上汉中王》《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等。

在朝廷官员中，杜甫先后赠过诗的有韦见素（《上韦左相二十韵》）、韦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张垍（《赠翰林张四学士》）、张镐（《建都十二韵》《赠张相镐二首》等）、房琯（《有感五首》之四,《悲陈陶》）等；在组诗《八袞诗》中，杜甫分别袞悼了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李邕、苏源明、郑虔、张九龄等八人；杜甫还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中提到：“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等等。顺便一提，青铜菩萨蛮所著的特大开本《大唐诗人信息图》（天地出版社2025年3月版，第107页）一书中的《杜甫朋友圈》篇，明确标注：他的官场朋友中有汝阳王李琎、汉中王李瑀，但没有岐王李范；有房琯、李邕、严武等，但没有崔涤。

在同时代的艺术家（包括书法家、舞蹈家、画家等）中，杜甫为其写过诗或在诗中提及其姓名的，有张旭（《饮中八仙歌》等），公孙大娘（《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吴道子（《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王宰（《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曹霸（《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等。但是，遍查杜集，写给歌唱家李龟年的诗，半句也找不到。

杜甫是一位笃于友情、善于记录生活的诗人，从他的游历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沿途所见所闻、所结交的文人墨客，都有生动的记载。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何以丝毫没有关于岐王李范、崔九和李龟年的痕迹？如果他们真的与杜甫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杜甫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是决不会对他们只字不提的。这些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杜甫与李范、崔涤、李龟年等人素昧平生，彼此从来没有任何交集。这也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破解《江南逢李龟年》著作权的归属悬案，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的旁证。

疑点二：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杜甫初游文场，其实是对祖父,父亲两代人际关系加以延伸的一次初步尝试。而其祖父、父亲与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素无来往，杜甫到底凭什么得以“寻常”出入“岐王宅”“崔九堂”，且“几度闻”李龟年唱歌?

近年面世的王炳文《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岳麓书社2024年版），是一部重要的杜甫研究专著。正如张国刚教授在《序》中所言：“本书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杜甫传’。”“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案。这个初衷是实现了的。”

该书《前言·杜家与文学派》指出:

晚年的杜审言先后在麟台、尚书省、国子监任职，又在人生最后一年跻身于恢复建置后的首批修文馆学士之列。在这五六年时光中，杜审言除了保持与崔融等老友的交往，还结识了李邕、崔尚、王翰等文学后进，并对他们多有提携。在修文馆膺任学士的半年间，他与宋之问、武平一等人的交谊进一步深化。在杜审言死后，这些交情成为杜闲一辈宝贵的人脉资源。杜甫有关幼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等颇自矜耀的记忆，都是对这段家族往事的文学化转述，背后的真正主角其实是他的父亲杜闲。

该书在第三章《初游文场》末尾又提到：

从宏观的政治演进来看，无论是杜甫初游翰墨场，还是房琯等人献赋释褐，都是东封前夕文学派臻于极盛的表现。此间与杜甫发生关联的历史人物，肯定也会随着更多史料的梳理发现而不断增加。只不过其中的核心终归离不开崔尚、王翰、李邕、张垍这几位人物。从这个层面来讲，杜甫初游文场，其实是对祖父、父亲两代人际关系加以延伸的一次初步尝试。

该书附录二《杜甫年表》载：

开元十三年（725），杜甫随杜闲往洛阳，拜会张垍、李邕、崔尚、王翰诸人。

遍查目前流行的多种《杜甫传》或《杜甫年谱》,都查不到杜甫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与岐王李范、殿中监崔涤曾有交往的任何记载。既然如此，则所谓杜甫“寻常”在“岐王宅”、“崔九堂”听李龟年唱歌，是完全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疑点三：有的学者根据杜甫“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自七岁所缀诗笔”（《进雕赋表》）等自述，就轻率断言:“自七岁至此时已成名了，其被爱文的岐王李范及崔涤赏识而出入于‘岐王宅’及‘崔九堂’，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吴明贤《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著作权不用否定》，载《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4期）。少年杜甫的社会知名度，真的这么高吗？这种论断，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杜甫是诗圣，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这在今天，是世人的共识。但是杜甫这种崇高地位是从他生前就开始形成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杜甫有生之年，其诗学地位并不高。明显的例证是，杜甫在世时最有名的一部殷璠所选的唐诗选集《河岳英灵集》，竟然没有选一首杜诗。有学者对现存的十种唐人选唐诗收录杜诗的情况作过考究（详见《杜甫研究学刊》2004年第3期杨经华论文），除了晚唐韦庄编的《又玄集》收录七首杜诗外，其余九种都无一选录杜诗。在所有入选诗人中，李白、高适、孟浩然、王昌龄、王之涣等人出现频率最高，杜甫入选率处在最低之列。尤为发人深思的是，元结编《箧中集》和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前者编于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后者专选肃宗、代宗两朝诗。他们选诗的时段，恰值杜甫创作的高峰期。但是，不仅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不选杜诗，而且元结的《箧中集》照样不选杜诗。除了诗选，我们不妨看看同时代诗人对杜甫的态度。同样是评诗，诗人和普通人的话语“价值指数”是大不一样的。杜甫同著名诗人岑参、李白、王维、高适、孟浩然都有过交游。岑参写过一首《寄左省杜拾遗》给杜甫。其中有“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的句子，只是同僚之间一般性的问候而已。李白写过几首寄杜甫的诗。如《沙丘城下寄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秋日鲁郡尧初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又《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这些诗表达了对杜甫的挂念，体现了两人的犮情，但并没有涉及对杜甫诗作的评价。

天宝十一载（752）秋，高适、薛据、杜甫、岑参、储光羲等五人同登长安城东南的慈恩寺塔，各赋诗一首。没有文献表明，其他人对杜甫其人其诗有何评论。乾元元年（758），贾至作《早朝大明宫》，王维、岑参、杜甫都有和作。杜甫称赞贾至“诗成珠玉在挥毫”。但是，这些人对杜甫哪怕是违心的吹捧之词也没有片言只语。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杜甫称许过同时代的许多著名诗人。如，他赞扬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十韵》），“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他赞美高适、岑参：“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寄高适、岑参三十韵》）；他赞美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解闷十二首》其八）；他赞美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十二首》其六）。杜甫对于二三流诗人，也没有表示任何轻视之意，总是尽一切可能，为他们张扬诗名。例如，他赞许元结:“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和元使君春陵行》）；他赞许郑虔:“先生有才过屈宋”（《醉时歌》）；他赞许严武:“新诗句句好”（《奉赠严八阁老》）。••••••此外，他对薛据、毕曜、张彪、裴迪、孔巢父、孟云卿、苏涣等诗人，也写诗作过赞扬。他对当时的文学青年，如杜勤、薛华、阮昉、郑炼、郑贲等，也持着积极奖掖的热诚态度，作诗鼓励他们继续写作。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文艺界，杜甫是不受重视的，诗名并不昭著。正如冯至《杜甫传》所说:“当时人们对于杜甫，却十分冷淡，在他同时代比较著名的诗人中，无论是识与不识，竟没有一个人提到过他的诗。”

杜甫现存最早的诗作，是他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二十四岁应试落第后，漫游齐、赵时写的《望岳》。而在此之前写的诗，一首也没有流传下来。总的来说，杜甫终其一生都是默默无闻的，更不用说“初游翰墨场”的少年时代了。无怪乎，他在临终前一年即大历四年（769）从岳阳至长沙途中作的《南征》诗中，会发出“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的悲凉浩叹。诚如萧涤非先生所论：“这两句感慨很深，很大，自视也很高。不能不使杜甫伤感：对于同时代大诗人或者有成就的诗人，他本着‘乐道人之善’的态度差不多全都评论到，全都给以应得的评价，他成了他们的知音。然而，却很少有人谈论到他的诗，他自己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杜甫诗选注》）很显然，吴明贤等学者断言少年杜甫凭借诗名就“必然”能结交岐王李范、崔涤之类的名流权贵，只是一种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推测而已，其实并没有文献资料方面的真凭实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疑点四：开元十年（722）十月，玄宗下达禁约令后，岐王李范成为玄宗重点惩戒的对象，完全不能交结文人。不知少年杜甫究竟享有什么特权，居然可以“寻常”出入“歧王宅”？

据郭发喜先生《<江南逢李龟年>作者问题新证》一文考释，唐初宗室力量强大，从高祖、武后以至于中宗、玄宗，先后发生过以诸王为主导力量的“玄武门之变”“神龙革命”“景龙政变”“唐隆政变”等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严重扰乱了皇位的正常继承顺序，导致皇权统治的稳定性受到严竣挑战。作为“景龙政变”“唐隆政变”的核心参与者，玄宗比任何人都更明白诸王力量膨胀的可怕后果，所以打压、控制诸王势力，成了他登基后推行政治革新的一项重要措施。

玄宗升储及继位之初，因政局未稳，暂时还要借助诸王力量制衡中宗系诸王、太平公主系等政治敌对势力。先天二年（713），玄宗借助岐王李范、薜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等，铲除了太平公主等异已势力。②紧接着，他又迫使父亲李旦交出全部政治权力。玄宗大权独揽之后，以岐王李范为代表的睿宗系诸王，不再是他所需要的政治盟友，而变成可能谋反作乱的潜在敌对势力。开元六年（713）十二月，宰臣张说因私谒岐王李范，经姚崇告发，而被玄宗严厉惩罚，贬任相州刺史。③——此时距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才五个月，而岐王李范宠遇正盛，张说又是玄宗近臣，仅因一次私谒就被贬官去职，可见玄宗猜忌兄弟程度之深、行动之果决。

开元二年（714）五月，玄宗为进一步清除诸王势力，让诸王远离京师，外刺诸州。其中，岐王李范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拜太子少师，带本官。历绛、华、虢、许、郑、岐等州刺史。开元八年（720）九月，迁太子太傅。④因诸王仅作为虚名刺史，故在地方也难有作为，“唯弋猎、伎乐、饮谑而已”。⑤此后，诸王干预朝政的机会大为减少。即使如此，玄宗对诸王仍心存忌惮。为直接掌控诸王，开元九年（721）以后，诸王并征还京师，被严密控制起来。

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漏泄禁中语，为嗣濮王峤所奏”，玄宗下制：“自今已后，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⑥这就是著名的“禁约令”。禁约令下达之后，岐王李范成了玄宗重点惩戒的对象。《旧唐书》载:

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籍，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徙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⑦

岐王李范以“雅爱文章之士”著称于世。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李范交往的文人以及文学活动，都集中在开元十年（722）玄宗下达禁约令之前。据考，王维应岐王教作诗共三首，依次为《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杨文生《王维诗集笺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都将这三诗系于开元八年（720）。又如郑繇的《失白鹰诗》，《旧唐书》载：“开元初，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繇为《白鹰诗》，当时以为绝唱”，明确肯定此诗作于开元初。开元十年（722）之后，与岐王交往赋诗的文人大多被贬官。再往后，史书对岐王与文人交往的记载突然全部消失，这决非历史的偶然。

开元十年（722）以后，玄宗禁约诸王的政策不仅没有丝毫放松，而且更加严厉。《旧唐书》载：

（开元）十三年（725），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恂私议休咎。事发，玄宗令杖杀韦宾,左迁皇甫恂为锦州刺史。妃惶惧，降服待罪，业亦不敢入谒。⑧

薛王李业虽然与韦宾没有直接交往，但因其为薛王妃弟之故而忧惧不敢上朝。玄宗虽未惩戒薛王，但从他立即获知韦宾等“私议休咎”之事，便不难想象其对诸王及外戚的控制有多么严密。

岐王李范“薨”于开元十四年（726）四月。据史籍记载，开元十年（722）九月至开元十四年（726）四月期间，玄宗从未放松对诸王的控制，也从未见有任何史籍文献记载过诸王和文人的宴会及交往活动。在玄宗的高压政策下，岐王李范内心终日忧惧，惶惶不安。张彦远著、余剑华注释《历代名画记》（上海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载有一则逸事：为了不给虎视耽耽的玄宗留下任何可能的把柄，李范不惜将自已多年搜集的名画古籍付之一炬。其为人谨慎与内心恐惧已到何种程度，由此可略见一斑！

杜甫出生于唐睿宗先天六年（712）。开元八年（720）之前，岐王等外刺诸州，不在两京。开元九年（721）以后，“诸王并征还京师”，京师即长安。禁约令下达的开元十年（722）九月，杜甫仅十一岁，尚属孩童。开元十年（722）至开元十四年（726），杜甫始“出游翰墨场”，当时岐王李范被禁约已久，已经完全不能交结文人。换言之，杜甫与李龟年于“岐正宅里寻常见”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既然《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不是杜甫，又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据张文披露，有的学者认为其作者是李白，又有的学者认为其作者是王维。但是，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只好存疑。

张忠纲先生的论文，对促使我去多方面地思考问题，很有启发。在此，谨表谢忱！以上所疑所议，如有不当，请张忠纲先生不吝指正，也盼广大读者研讨赐教。总之，杜甫当年没有知音的痛苦早已烟消云散，他的诗作也早已大名垂宇宙。研讨他的《江南逢李龟年》诗的著作权归属，也证明我们今天都在争当他的知音。千年前的诗圣杜公如果泉下有知，他当会抚髯一笑吧?

注释:

①④张忠纲主编《杜甫大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第397页。

②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十三《太平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册，第3651页。

③同上，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2册，第4387页。

⑤刘煦《旧唐书》卷八十六《邠王守礼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2833页。

⑥刘煦《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册，第184页。

⑦刘煦《旧唐书》卷九十五《惠文太子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册，第3016页。

⑧同上，第3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