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第三块里程碑与“赵氏文本”
——我看赵瑜报告文学创作
萧立军
萧立军与赵瑜
赵瑜从1985年发表《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到2025年发表《长城小张》，他的报告文学创作已有整整40年的时长。40年致力于中长篇报告文学的文本创作，发表出版28部左右的文本，其中长篇16部，尤以体育题材的《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反响热烈，震撼了文本发表时期的中国社会，上至党和政府要员，下至黎民百姓，均有各种反应，是中国的作家以文本受到中国社会各界各阶层的广泛关注的唯一现象，没有之二、之三。但是赵瑜的创作不限于报告文学创作。他自1978年发表散文《重游老顶山》始，至1985年发表过小说、传记、电影、文学剧本、电视纪录片脚本、电视剧剧本等文本，基本覆盖文学创作的各领域。因此，他的创作可以分为报告文学创作和非报告文学创作两大类。根据是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成就非凡，作家赵瑜的报告文学文本，是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座里程碑。
萧立军、李炳银、赵瑜
一、俯仰乾坤，指点江山
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也是由其它文本改行至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因此，也像小说家一样，强调作者对题材和人物事件的认知和立场。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不是突出写企业家马朝亮个人对企业经济效益的追求，而是马朝亮重视矿工个人尊严，使晋城矿务局的几万个矿工从精神层面获得尊重，到物质层面获得改善，都能像个人似的站起来。但马朝亮是企业家，是企业家就必须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 没有经济效益的支撑，就不能改善矿工生存境况和精神境界。这是赵瑜主体认知在文本中的表达。这不是题材决定的，题材呈现了这种可能，而文本表达的是作者自己的认知和立场。赵瑜从一开始投入报告文学创作，就善于将采访素材进行梳理、选择与自己认知契合的素材完成文本，强调自己对一位改革型企业家的认知深度和立场，对人的尊重立场。尊重人的创作立场，后来一直贯穿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中。而强调主体认知的创作立场，也一直贯穿在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此时期的赵瑜，还把握不住自己客体认知意识，在创作中自己的主客体认知还不能在文本中均衡表达。
赵瑜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了6部报告文学文本，都受到不同程度关注，尤以《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受到严重关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两部体育题材的文本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将中国体育体制放在全民面前，凸现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的金牌战略，与全民参与的大众体育战略极不协调。国家行政管理偏重金牌，忽视大众体育管理，导致中国离体育强国还有不短的距离。金牌战略强化了国民的弱势心理和人格的不健全，却成为政绩的上行通道。中国女排五连冠举国欢腾现象，是最典型的国弱民贫表现，其深层次地揭示了中国体育体制的利与弊，如运动员文化素质低，教练员知识结构偏狭，运动队不科学的管理，国家体育发展战略选择的失衡。这和同时期体育题材大量的表扬稿式文本有极大的不同，给读者耳目一新和震聋发聩的感受。
赵瑜文本能带给读者深层次感受的还有《中国的要害》与《太行山断裂》。《中国的要害》以一段不足百公里的公路建设和改造为题材，写了事件，写了人物，写了陈规陋习，写了思想僵化，用文学文本提出建立国家公路法。它的不俗之处在于赵瑜是在研究了中国公路的历史和现状、世界公路历史和现状，加上自己在交通系统工作过的经历，表达中国公路建设在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位置及匡正时政的意见。《太行山断裂》写的是晋东南地区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正厅级城市，“市管县”的改革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形式主义的虚假改革是决策过程不科学、非民主化，干了屁股决定脑袋的蠢事，表达了中国改革的艰难。这两部文本是赵瑜在家国情怀的驱使下，强烈的参政议政的诤言谏语，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匡正时政的愿望。
《但悲不见九州同》以劳模李顺达在文革中沉浮升降的际遇，表达了个人面对国家、政治、时代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非常无奈的被裹挟其中，在同时期表现文革题材的各种艺术文本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不传奇式的看待文革，也不荒诞的对待文革，而是写出了文革时期中国政治结构的封建元素，民族心理结构仍存在唯上必尊的惰性，较深入地揭示了文革的错综复杂性。
主体认知型的报告文学创作方式的作家们都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思考有力度，惯以政治家眼光看待事物，希图以文学参政议政改造社会，形成吞吐天地、俯仰乾坤、指点江山的特征，极为强调作家自己的立场。这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中很普遍，如苏晓康、徐刚、贾鲁生、麦天枢、钱纲……，也包括赵瑜。他们的文本都能酣畅淋漓的表现作家热切的家国情怀，推动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崛起。由写人写事到写政，用文学干预现实社会。作家主体认知的创作方式，优点在于能表现时政的弊端，表达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真实的心声，作家均有不俗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文本均有艺术之美，弱点在于作家自身客体意识弱、思想偏颇，文本的片面表达易引起争议，不能理性的对待客观事物，历史观存有缺陷。
我认为赵瑜在上世纪80年代发表出版的6部文本，完全是主体认知型的创作方式的成果。在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时，也带来了争议，如《强国梦》就遭到体育界部分人士的非议。这标志着赵瑜此时还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在创作方式上，失于不严谨。不是因为遭非议就不成熟，而是缺乏客体认知能力并表达弱化。成熟作家的成熟文本也会遭到非议、质疑，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不成熟的原因在于，不能将作家自身的主体认知与客体认知在文本中呈现，不能理智地完成主客体的自由切换，文本还带有党派团体式的族群意识和立场，强调了主体意识，忽略了客体意识，使赵瑜在报告文学文本上有缺失。
在我看来，题材不能决定文本的优质，决定文本质量高下的是作家自身的综合素质，如作家自己的哲学观、伦理观、道德观等，作家对题材的认知能力和表现能力，尤其是作家自身的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在文本中协调的表现。赵瑜这6部文本有的是社会热点如《强国梦》，有的不是社会热点如《中国的要害》，有的是重要社会时弊如《太行山断裂》并未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所以文本能否引起关注和广泛关注，不在于是否写了社会热点和社会时弊，而在于作家自身的主体与客体的拆分与整合，这就是作家所呈现的文本是否是主体与客体能达到均衡认知的表达。作家的认知是一个题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体，一方面是客体，都是作家的自身问题。主体认知是在题材中发现了自己的倾向，客体认知是在题材中把握自己的理性。这是一个题材，两面对待。这6部文本呈现了赵瑜主体认知的表达的强，而客体认知的表达的弱，因此说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赵瑜还不是成熟的作家。
二、《马家军调查》是中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
先说一点题外话， 20世纪初中国文字语言开始了白话文革命，直到北洋政府1920年颁布政令，逐步废除文言文教材，各种文本包括政府文案，都开始使用白话文写作。在各种文本中，白话文更是得到了广泛使用，尤其是报刊新闻通讯、诗歌散文的写作，因小说在明清时期就已使用古典白话文写作。白话文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一场深刻变革，也带来艺术类新文本的诞生和繁荣，新闻通讯和散文的文本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柔石的《一个伟大的印象》、夏衍的《包身工》，以及茅盾、巴金等等作家的纪实文本，其中很多都有报告文学的特征或元素。作为艺术文本的一种，中国的报告文学就是白话文革命的成果，尤其报告文学文本就是在与新闻通讯、狭义散文的纠缠中诞生。所以把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设为夏衍的《包身工》，或许是因为它的报告文学元素丰富，报告文学特征更突出，新闻的真实性与小说叙事的结构性，是那时的报告文学标志。后来的刘白羽、魏巍、穆青等人的文本也具有报告文学的特征，他们的党派意识和立场也都是鲜明的。前辈作家创造了报告文学的文本，但也局限于时代和历史的泥淖中，乃至这种局限一直延续到20世纪整个80年代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中。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以陈景润攻克1+2命题为题材，表现一个历经磨难的中国数学家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前作家所写的报告文学强调的新闻性或报告性渐行渐远，而更加偏重于报告文学的审美特质，呈现了报告文学的标志性文本，因此，可视为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二块里程碑。赵瑜的《马家军调查》的发表，我认为应是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块里程碑。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全面成熟。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赵瑜，1991年发表《根据地》，1992年发表《我们寻找什么》、《第二国策》、《钢铁是这样炼成的》4部文本之后，主要精力都投入了电视纪录片的脚本写作与拍摄，直到1995年才又回归报告文学的采写。他的电视纪录片《内陆九三》拍摄结束时，也正逢马家军兵变的消息传来，这引起赵瑜的重视，一支曾创造辉煌的运动队，为什么出现了如此大的变故？于是，他1995年春节过后，挟了3万元人民币赴辽东半岛，开始对马家军及辽宁体育界近4个月的采访，又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文本的写作，之后书稿在北京的文学编辑手中“旅游”，最后在《中国作家》杂志1998年三期发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马家军调查》是简本，不是全本，其中删去了较为核心的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编辑之所以删去这一章，是囿于当时的出版条件和马家军吃兴奋剂一事不宜公布。也许，按全本发表，不会产生极端对立的两种讨论，各界人士把文本当一个揭秘“马家军吃药”的文本看待。但就是这个简本，惊动了当时中国的全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纷纷参与讨论，甚至最高层有三位常委亦有批示，可见一部文学的文本效应，已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负荷。
首先，《马家军调查》以平实的语调、精炼的文字，从容地介绍了马家军创造的辉煌、马家军的寂寞、马家军兵变的成因和后果。其次，《马家军调查》塑造了马俊仁、王军霞、曲云霞、王父、曲父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第三，是将马家军生成的土壤——东北文化，深深的融入了文本中，使读者意识到马家军只能在东北的土壤里存亡，成败皆系东北文化的影响。《马家军调查》全方位、多维度、立体的表现了一支运动队的成败兴衰，进而凸现了小题材大价值的内涵与外延，确实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的负荷。文学有这样的负荷，仅能影响当时的社会、当时的读者，还不足以完全验证文本的成功与否。验证一部文本的成功与否，在于文本价值。成熟文本不仅能启示当时出版时期的读者，还能启示后来的代代读者，就如同我们今天重读《包身工》，重读《哥德巴赫猜想》一样。
《马家军调查》之所以是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三块里程碑，正是中国报告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的一百多年间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的标志性文本。这应该从两个方面看，即作家的成熟度与文本的成熟度来观照。
从作家层面看，《马家军调查》标志着作家赵瑜人格上是健康的完整的，他能把握住自己的伦理观、道德观。文本不是刻意揭露或伤害什么，也不是刻意歌颂或者表扬什么，因他与马俊仁无冤无仇，与王军霞无恩无惠，不必去贬一个褒一个。他对马家军艺术形象的刻画，都是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按事物本来面貌表现，不在认知上发生片面的强化。在采访不顺利时他也不焦虑，而是想办法解决，与老马喝酒打牌，增进友谊。笔记不能当着老马的面记录，他就夜晚整理，坚持按被采访方的要求去做。历经近4个月的艰难采访，都是在没有人引荐、没有组织牵头的情况下完成的，可谓倍受折磨。如果赵瑜人格不健全，是不能完成如此困难的采访的，在文本写作时可能会片面地去强化某些他不认同的内容。但赵瑜是客观的表达，不以自已藏否而强加于文本。如老马不科学的管理运动队的方式，打骂队员甚至粗暴的扒掉队员的胸罩等。但老马又能细致的如慈母一样的对待队员，如在火车上借来床单，遮挡着给大姑娘们打针，又颇显老马挺科学的。这里没有嘲讽，而是老马真诚地对待科学事物。此时的赵瑜自身在主体认知与客体认知，没有片面性。这样理智的把握，在《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强国梦》中就较弱，其极具战斗性的批判却跃然纸上。
第二，《马家军调查》标志着作家赵瑜的立场、精神、历史观，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在思想层面有完全的自主选择，将自身思考的成果具象于文本之中。文本已不是党派社团的意识，更不是社会潮流的立场，而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进行历史的表现，不偏袒，不扭曲，以清醒和清晰的思维看待已经发生过的事物，并进行客观描述，完全以历史眼光看待历史，使个人主体认知与客体认知水乳交融，完全摆脱从社会角度看待事物，不把马家军放大至社会化，也不把马家军的内涵与外延缩至可忽略到不必重视。赵瑜完成了作为成熟作家应具有的风骨——独立。
第三，创作《马家军调查》时的赵瑜，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不必依赖省作家协会每月发放的工资生存，采访所需的交通、食宿费用也不依赖省作协提供。这使他在经济上摆脱了人身依附，进入了完全自主的创作状态。作家经济上的独立，构成作家创作上的主权不受任何人身依附的限制，使创作题材的选择、题材的表现，不必反映他方的意愿，而是作家自身的意愿表达。精神独立、思想独立、经济独立，在各个方面赵瑜都没有了人身依附，他为自己的选择担当责任，以平和心态表现自身的自由和自我的价值。《马家军调查》是赵瑜自主选择的成果，文本出现任何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他都心甘情愿地自我承担。他坚信自己有可以担当的韧性，有能力妥善处置出现的各种问题。《马家军调查》发表后出现的一系列状况，赵瑜处置得分寸拿捏得当，也是他作为作家的成熟表现。
从文本的层面看，《马家军调查》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狭义散文艺术文本中的一种，已经完全独立，再也不必纠缠于新闻文本，也不必纠缠于散文文本。
由此，从广义的角度看，报告文学仍是散文文本的属性。从狭义的角度看，它却是狭义散文文本中一种独立文本。《马家军调查》彻底摆脱了新闻文本，不以新闻的时效与新闻的面目呈现，与新闻文本的核心特征——报告，做了彻底的切割，连边界的纠缠也吃干抹净。《马家军调查》的报告性质，是包括“真”在内的全方位的作家复杂报告，与新闻记者简单客观文字报告，“真”的不同，综合的“真”与单一的“真”不同，这是本质的区别。《马家军调查》以题材的真实作为生命，将艺术的真实作为灵魂，它创造审美的文本，而不是告知的文本；它创造给读者阅读的愉悦，而不是阅读的知道了。“告知”与“知道了”是新闻的本质功能。茅盾先生与人讨论报告文学特征时，强调的就是报告文学的艺术特征，而不仅是它的报告性。《马家军调查》所述的内容都已是旧闻，把旧闻整合为一个艺术文本，成为读者的审美对象，而新闻文本没有这个特性，也不必具有这个能力。
报告文学到底是什么文本？赵瑜的报告文学文本应该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现代报告文学文本在广义上仍属散文文本。在古代文章分类中，凡记事文字均属散文文本，如《左传》《史记》就是散文，包含艺术文本，这在古代就已定性。报告文学说不清文本属性，是因为白话文普及后的现代散文的广义与狭义分类，还因为报告文学纠缠于新闻文本的边界，在创作上使用了其他艺术文本的方法，因此它也不能从散文的艺术文本中独立。新闻是客观记述事物的具体散文文本，不能有记述者主体和客体的意识，记述者更不能抒情，新闻就是客观报道的文字，非此即不是新闻。可粗略分为消息文本、通讯文本、述评文本、社论文本等，属广义散文文本范畴。至于新闻通讯文本，出现艺术性较强的文本已经不属于新闻了，如穆青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焦裕禄的事迹在兰考县、在河南省的范围影响很大，已经不是新闻。穆青将焦裕禄的事迹写成文本，并冠以长篇通讯名义发表，只是限于工作条件和出版条件。但《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作为文本已超出新闻范畴，已经具有了审美特质，进入了狭义散文文本的概念，成为了艺术文本。如同赵瑜写《马家军调查》，“马家军兵变”是新闻，但《马家军调查》不是新闻，它是一部艺术文本，具有审美功能，它已生存在狭义散文文本的概念中了。因此报告文学因其审美属性，而与狭义散文中的诗歌文本、小说文本、戏剧文本等并列为报告文学文本。
《马家军调查》的题材是真实的，马家军的寂寂无名、马家军的石破天惊、马家军兵变，都是客观已经发生的现象，成为历史痕迹的一部分。报告文学题材是不能臆断和捏造的，它的事件、它的人物、它的发生与发展的逻辑关系，都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题材绝对不能虚构，非此就不是报告文学的文本，题材的非虚构性是支撑作家创作的基础。但题材是否真实，也必须由作者深入采访获得并严肃对待。《马家军调查》是赵瑜在马家军训练基地与马家军队员同吃同住同交流，与辽宁体育界相关人士交流，扎实地拿到的第一手素材，确凿的让赵瑜确认这个题材的真实，使《马家军调查》在题材上不失真，确保了被选择题材的稳固性和可靠性。赵瑜在对待题材上是严肃的，从基础上支撑了《马家军调查》的非虚构性，突出题材的原创价值和文献价值，履行了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本质。
《马家军调查》是一部完整的报告文学文本。他以小说复合结构多层次表现题材的内涵，用戏剧的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用小说手法刻画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形象，用平实而又精炼的语言叙述作者主客体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反应。《马家军调查》对形象有心理描写、行为刻画、场景描绘，对章节布局讲究对应、延续的关系，有结构之美，在形象的刻画上更是讲究情景交融，有意境之美。马家军是一支产生国家英雄的队伍，也是一支要自己解决衣食住行经费的世俗人的集体，与国家体制与社会资源产生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首领的马俊仁，既要努力拿金牌，又要解决全队吃住行等一切生存所需，既当爹又当妈，这个压力是巨大的。他是英雄拿金牌为国争光，他还要养活全队就得想辙弄钱成为俗人。这使他能科学训练队员（使用兴奋剂是科学），也能用“梅花鹿大仙”的图腾掌控队员，现代文明与封建迷信非常相悖，却又统一在马俊仁的人格中。而马家军兵变的领头人为什么是王军霞而不是队长曲云霞？这从王父敢闯、做事有分寸，曲父厚道、处事随和，这两父女的对照下，也揭示了马家军兵变必是王军霞领头的基因。王军霞有女性的温柔，有世俗的苦恼困惑，亦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还有对图腾的敬畏，而曲云霞就本分规矩得多。《马家军调查》表现的阎福军、崔大林等一系列形象个个性格鲜明。《马家军调查》通过一系列形象的刻画，表达了作者对国家与个人，英雄与普通人在不同场景可以相互转换或原本就是矛盾的统一体的思考。而作者的思考是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来表示，形象重于思想阐述，是《马家军调查》的显著特征，它没有偏重报告文学思想大于形象的长处，却极注重用形象说话，补齐了报告文学的短板。因此《马家军调查》所呈现的是一部成熟的艺术品，它有具体可感的题材原创性的艺术魅力，又有使读者产生整体的美感体验，在阅读的愉悦感受中，与作者一同思考马家军现象。
《马家军调查》相较新闻文本，不仅具有题材的非虚构品质，而且更达到了作家与文本完善统一的境界，创造了一部启示读者认知人性的艺术品。《马家军调查》与虚构文本相比，它非虚构的品质是报告文学的独门功夫，它所创造的真实，更具艺术的可信性和可靠性。《马家军调查》在非虚构的门框里舞剑，虽然限制了它纵横天地，却也给它奉献了突破的空间，独舞出剑术的灿烂——可靠可信的美感。因此，《马家军调查》从文本上表现了报告文学的特质是：报告文学的题材是非虚构的，报告文学的表现手段是兼收并蓄的，报告文学创作的是客观真实中的艺术之美。
总之，《马家军调查》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块里程碑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成熟，标志着中国报告文学文本的成熟。
三、“赵氏文本”的独特与独立
没有人身依附的作家赵瑜，进入21世纪后，心态愈加平和，看待事物也愈发冷静。创作上不再注重社会热点，而是将重心移到历史，开掘历史题材的价值，表现人性的美丑善恶，挖掘其中的人文精神、文化的传承。这也较突出表现在《革命百里洲》、《牺牲者》和《寻找巴金的黛莉》上。
《革命百里洲》是赵瑜在1998年秋参加长江抗洪抢险采访时，到了位于长江荆江段内一座叫百里洲的大岛，岛上居住着十多万人，了解到了它在民国期间的一些人和事。之后，他又多次去采访。他认为百里洲可以揭示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村经济特征、农民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农民的身份变化与命运变化。《革命百里洲》从2002年1月开始写作，至2003年5月定稿，期间不断修改，直至在《山西文学》、《报告文学》、《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部分章节，最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3年11月出版发行完整文本。《革命百里洲》表现了生存在百里洲上的人，平时就是务农营生的农民，但遇到洪旱等自然灾害、人为灾害的年景，他们拿起枪就是匪。而一旦没有自然灾害、人为灾害，放下枪又是回到农事生产的农民。文本把农民真苦、农民真穷、农事真惨的三农图景，力透纸背。文本刻画了民国大儒、汉奸、日本鬼子、抗日游侠、革命者、土匪等一系列形象，表现了清末民初至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的现代中国历史。中共给单个农民两亩多土地，而农民回馈中共稳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基础。赵瑜的本意是将百里洲作为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的蓝本，进行解剖，希图解释中国乡村经济与农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可惜的是到1955年，公社化将土地彻底公有制，国家计划经济将百里洲的农业生产纳入棉花生产，使农民刚获得的一点拥有土地的快感，转瞬之间却失去了种植自由，百里州不再具有继续考察和表现的价值。赵瑜的考察不得不终止于土地性质的改变，只能表现土地私有制的现代中国农民、中国农村、中国乡村经济，即便如此，赵瑜也仍然表达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深切同情中国农民的命运，将农民问题摆在中国现代历史范畴观照，使《革命百里洲》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增加了报告文学的文本丰富性。
《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上中下），是赵瑜以未完整文本面世的暂定名文本，即使简本也没有出版，仅有部分章节零散发表在各期刊杂志上。其内容涉及到上党盆地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以及山西省、北京高层与文革中一系列事件和一系列人物，文字多达90万字，《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上中下）实际是一部上党盆地的文革录。这是赵瑜从少年至中年一直念念不忘的心结，他保有当年的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传单等文革遗物，文革留给他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表现文革是他的宏愿。他从80年代开始系统搜集文革资料，采访文革亲历者，至2005年3月开始写作《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上中下）。他边补充采访边写作，至2006年10月完成，用时3年。这部呕心沥血的黄钟大吕文本，可谓是赵瑜集40年之功，运用包括文学手段在内的社会学、调查统计学、史学、心理学、哲学、政治学、信息学等各学科手段，极其虔诚地研磨出来的厚重文本。全体态把文革的骨骼、肌肉、关节解剖，全面貌揭示文革生成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上党盆地的文革运动，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性，中国人在文革中的非理性行为，成系统的不带偏见的客观表现，事件场景骇人，人的生命视如草芥、蝼蚁，实在疯狂，实在血腥，几无任何价值可言。文革时期的中国，还未达到工业化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力关系仍然是人身依附于政权，市场经济完全不存在，中国人仍然是生存于封建性因素治理下的顺民，中共仍未完成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只是在国土境内部分地完成了反帝任务，其中台湾就未完成反帝任务。文革恰是假民主真封建本质的大暴露，揭示执政者对执政的法理性不自信，对政权的稳固性忧心忡忡。《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上中下）不能以完整文本面世，也源于此因。文革题材、六四题材至今仍是文学禁区，也源于此因。如果仍对文学设置禁区，不能全面深入地表达这些重要历史关口题材，随着亲历者的陆续过世，即使国家工业体系再完整，生产关系也得不到实质性的改变，被殖民思想却会更加泛滥，离全民族真正觉醒会愈来愈远。
《寻找巴金的黛莉》应该是中国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顶尖文本，最能集中体现赵瑜的学养和文本功力。赵瑜的学养，我指的不是赵瑜在某一学科的专业学术造诣，而是指他的知识积累的深度和人格修炼的境界，这在他创作的一系列文本中都有显示，特别是《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上中下）表现的最为全面。没有深厚的学养，很难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的解读。赵瑜的文本功力，我指的是他擅长吸收各种文本的长处，并在报告文学文本的写作中融会贯通，使文本浑然一体，不会使读者在阅读时有生涩或者造作之感。
《寻找巴金的黛莉》显示赵瑜对巴金是熟悉的，这种熟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而是对巴金一生的信仰和理想的精神上的熟悉。这从赵瑜反诘当代文学不能超越前人、不能领先世界的原因，是当代作家即无中西学养又没有自身信仰，这其中他使用了“我们”，意思是也包括了他自己，这是赵瑜的谦逊。从《寻找巴金的黛莉》中就表现了它对巴金的了解和理解，就能看出赵瑜的学养积累很厚实，不是肤浅的积累，所以巴金能关心黛莉的成长，担忧黛莉的未来，解读出巴金有大爱的伟大人格。也因此他听说巴金7封信的讯息后，就能意识到这7封信的价值。但依他在古玩市场打拼过的经验，既想拿到7封信的原件，也不想便宜了商人。在这两难的境况下，他与商人老赵周旋了两年之久，才如愿地得到了这7封宝贵的原件，同时萌发了“寻找黛莉”的念头。这是解读巴金的一层意思。《寻找巴金的黛莉》第二层解读的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的事件和人物，这一层就比较庞杂了。如以赵逢东解读民国工业，以赵氏家族一忠一奸解读中国的民族抗战，以业内外友人协同“寻找黛莉”，解读当代中国人仍存有中华农耕文明的优良传统，以黛莉的新旧中国中坎坷生涯，解读复杂的社会变迁带给个人命运的悲凉，等等。赵瑜的解读，是条分缕析的清晰，充分证明他知识的积累丰富而且深厚。没有学养基础的支撑，再优质的题材也写不出优质的文本。赵瑜不仅有炙热的家国情怀，还有悲天悯地的深切同情心，这是赵瑜作为作家的最可宝贵的品格。
也正是赵瑜的学养和30多年文本写作的磨砺，使他驾驭报告文学的功力精湛，运用的得心应手，只要是他看上的题材，就总能挖掘出该题材的价值。《寻找巴金的黛莉》既像是悬念丛生的侦探小说，又像矛盾冲突不断的戏剧，但最终它还是报告文学的珍贵文本。它的非虚构之真，非虚构之美，是送给读者的阅读大餐，读之却有大块朵颐的快慰。《寻找巴金的黛莉》从结构上看，有3条线：第一条是发现巴金的7封信、第二条是寻找黛莉、第三条是世事沧桑70年人们的经历。三条线结构叙述70多年的历史，人事沧桑，波澜壮阔。题材本身也提供了巧合元素，作者姓赵，卖信古玩商姓赵，而要寻找的黛莉也姓赵，都姓赵是巧合却无意义。70多年后，已90多岁的黛莉还健在，有幸也被找到，而古玩商老赵却遭意外凶杀，这巧合有价值。赵瑜用它们结构，增长了文本的艺术价值。
至于《晋人援蜀记》、《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篮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记》，都是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文本，都能显示赵瑜的“赵氏文本”的价值，都是赵瑜对中国报告文学的重要贡献，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发表在2025年第二期《人民文学》杂志上的《长城小张》得说说，因逢赵瑜报告文学创作第40个年头，这部小中篇文本，也是“赵氏文本”中的重要文本。
《长城小张》选的题材份量太轻了，犹如大海中的一滴海水，塑造的小张形象太寻常了，寻常得如同长城上的一块砖头，混迹于万里长城中。小张是从长城脚下来太原讨活路的，绑钢筋、清渣料、装卸工、木材场杂役等，干过的工种不算少，直至到了山西省作家协会烧锅炉，又转为省作协的杂工，生活才算稳定。20多年下来，月工资也由最初的340元，逐渐升到了5000元，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小张还入了党，成为中共党员。就是这么一个前半截当农民、后半截当临时工的人，他的个人命运同社会大变迁紧密相连。他能生存于城市，却不能在精神上溶入到城市，但他也回不去长城乡了，根脉断了，长城乡也容不下他存活。小张和中国数亿农民工一样，在新农业生产方式下成了局外人。国家发展战略改变，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随之改变，使“小张们”成为尴尬的存在。改变这种状态，只能寄托在“小张们”的后代身上了。《长城小张》中写到了小张要拿宰羊刀杀人，只因同阶层人的歧视，生活又将无着落，逼得他绝望。虽未发生极端后果，但作为一名党员，有要杀人的动机，显示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矛盾已经相当尖锐。
《长城小张》是一个很简约的文本。小张的故事，赵瑜讲述的很平静，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也没有疑窦丛生的悬念，却一样引人入胜，引人思考。他将文笔老到、结构紧凑、行文流畅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其启示价值，三万余字与他人数十万字比肩，仍赢不止一筹二筹。
赵瑜报告文学创作40年，奉献给中国报告文学的文本，从量上看不是很多，但从质上看应该是最好的，它不用“量”的堆积表示存在，而是用“质”的上乘取悦读者。因此，他没有投机性的文本，几乎都能受到读者关注。这源于赵瑜对题材的严肃把握，一定是先深入调查，确认题材的真实性和价值再写作，完全避开文本面世后被指抄袭和投机的可能。赵瑜不是书写狂作家，他写作节奏很慢，很克制自己的写作欲望，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简约叙事，从不草率，从不轻慢。赵瑜把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一向看成是对大千世界的人、事、物的探索和表现，把纷繁社会中产生的复杂景象做综合考察，整合出符合自己认知的文本，追求文本的真实性和审美性。因此，赵瑜的修辞方式有自己独到之处，善用形象比喻，也用排比韵律，既有知识分子语言叙述，也有民间语言的叙述。
赵瑜的文本，好看耐看，厚重庄严，真诚虔敬，底蕴丰富，形成“赵氏文本”的独特与独立。
2025年10月北京
（《中国作家》2026年第1期）
来源：历山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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