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刚回家，妈妈就急急地告诉，有一个家乡人打来电话，却猜不出那人是谁。妈妈认为，能打电话到家里来的家乡人，她应该都认识，今天怎么会猜不出来？这会不会失礼？因此着急了。
那时候，我在学院里变得很忙，生活无人照顾，妈妈每三天来我家一次，用钥匙开了门，给我做点儿饭菜就锁上门，回去照顾爸爸了，不会等我。今天等着，证明她一直为那个家乡人而不安。
我坐下来，问妈妈，怎么知道对方是家乡人？
"一口老式余姚话，怎么不是家乡人？"妈说。
"老式余姚话？"我问。
"就是你外公说的那一种，连我听起来也像是长辈，因此更怕失礼。"她说。
这下我也纳闷了，抬起头来想了想，又问妈妈："他难道没报个名字9"
"报了，一个奇怪的名字，他说你知道。"妈妈说。
"奇怪的名字，叫什么？"我问。
妈妈笑了，说："听起来就像我们乡下隔壁大婶的绰号。大婶是种落谷的、大家都叫她落谷婶。但打电话来的是男人，怎么也是这个名？"
落谷是家乡对玉米的叫法，在上海叫珍珠米。
"男人自称落谷婶？"我这个反问一出口，立即就笑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
我说："妈妈，他叫陆谷孙，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下妈妈奇怪了："他满口余姚话在上海做教授？"
我说："他不单单会讲余姚话，还会讲上海话、普通话，而且，英语讲得特别好，把外国人都吓了一跳。"
"那他怎么知道要给我讲余姚话？"妈妈问。
我说："我们是老朋友，他也是余姚人，知道你在家乡住过，所以在电话里一听说是你，他就改讲余姚话了。"
"他的余姚话怎么这样老派？"妈妈又问。
我说："他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回余姚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上海。余姚话是他的一种记忆，存放在那里，就捂老了。"
妈妈笑了，说："那你赶快给人家回个电话。"
我说："我过一会儿就打。"
-﹣这件电话往事，我很早就写在长文《乡关何处》里边。后来陆谷孙先生在复旦大学主持我的演讲，我一开头又说了这件事，听讲的学生笑得很开心。陆谷孙先生在台上也笑着说："因为你那篇《乡关何处》，问我的人不下于一百个，至少一半是浙江人。"
今天我再写这件往事，心中颇为伤感，因为陆谷孙先生已在二O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离那个电话，恰好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是段不短的历史，而这三十年的变化又是如此之大，真是难于表述。这篇文章的题目，本想用《三十年前的一个电话》，却又觉得太纤巧、太私人化了。
其实由于文化着力点不同，我与陆谷孙先生的私人交往并不频繁。只是互相确认是"老朋友"，复旦大学要我做什么事，总会请他出面，而只要他出面了，我也立即答应，如此而已。比"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要浓一点儿。
但是，在他去世之后我几度回想，觉得我们两人之间的那些交往，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些境遇，以前不会出现，以后也不会再有。因此，不妨写一写，也算留下一点儿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