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县域文学研究的思考体会
南生桥
2025年1月，我曾就当时永寿、礼泉先后举办本县作家新作分享会，在一家网络平台发文《县级作家群现身咸阳》呐喊鼓吹，认为其出现原因是：“旗帜性人物的召唤力，文学传统的积淀，加上地方政府的重视，文学人抱团取暖，切磋砥砺，滚雪球效应”。文中还论及具有类似特征的泾阳、旬邑，没想到有其他县的文友给我私信说他们县的作家队伍实力雄厚，成果丰硕，也应提出。他说的是实话，我只能解释说明。
当时我只是感性地谈到县域文学这一命题，并未深入思考。这次读《三人谈艺录》中阎老师2024年7月20日的《县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杨生博教授7月28日回应的《县域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才对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杨教授之文主要就阎老师已率先垂范的《礼泉作家论》论说，认为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由顶级评论家考察撰写，研究县域文学发展的地域文学专著”“它是一部开山之作，是反映中国文学群众基础真实状况的一部专著！”再从书中的礼泉县文学创作繁荣的因素、提出县域文学创作的观点、对一些作家的具体指导、对200多位作家点评后的随想这四个方面详加论析。《礼泉作家论》使我们想到礼泉作家群近年的崛起，与阎纲老师以礼泉为样本深入研究县域文学有很大关系，礼泉文化滋养了阎纲老师的县域文学研究，他的研究反过来又助推了礼泉作家群的崛起。最感人的是阎老师一秉其爱才如渴、见贤思齐、不遗余力奖掖后进的精神，以鲐背之年、病弱之身，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对12位作家悉心指导，对257位作家逐一点评，这在文学史上亦为罕见，其影响早已超越礼泉县境，赢得文学界乃至更广大受众的普遍尊敬。
现在具体就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首先是群众基础，实际涉及文学传统，老话叫文脉。
礼泉的文学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宋伯鲁。宋先生以进士出身和监察御史高位，诗书画造诣极高，留下大量传世之作。现当代踵武继承这一文脉的名家众多，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本身就是地气之源的基层作者。他们身在社会底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不像有的名家那样，瞻前顾后，趑趄嗫嚅，而是顾忌羁绊较少，坦率真诚发声，表达朴素本色，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和表达内心世界的灯。在此我仅举最近的一例：郑东升的诗，不但在题材上有大胆突破，传达出广大农民的心声，有些篇目还有哲理思想的高度。
其次是旗帜性人物的榜样作用。
县域文学可追溯至明代的竟陵派和清代的桐城派，都因其核心代表人物皆出于同一县而得名。当代县域文学在网上可查到一些资料，其中安徽寿县2024年被授予“中国文学之乡”，就出过金克木、张锲、王瑛琦等名家；本省岐山县，出过红柯、冯积岐、唐栋等名家；浙江海盐县，中国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之乡”，出过余华。至于我在上述拙文中说到的永寿、礼泉、泾阳、旬邑四县以及还未说到的其他县的著名作家对家乡文学的影响，众所周知，不再赘言。而耳提面命、孜孜不倦、直接惠及数百人之众者唯阎老师一人。我甚至忽发奇想，在文学传统深厚、文脉悠长的县份，那些能拿起笔杆子的人若不写出点东西、在文学上弄出点响动来，会不会就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特别是愧对文坛的乡贤？
第三，作家成功的条件。
阎老师就此说到：“第一，才分；第二，阅历；第三，勤奋；再加上宽松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成就作家。”（《礼泉作家论》224页，《三人谈艺录》279页）这里前三点说的是主观因素即内因，而第四点说的客观因素即外因，有人亦称为话语空间，老话叫言路。“宽松的社会环境”就是话语空间大，言路宽。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新时期文学能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作家便是证明，尤其是“归来的诗人”“重放的鲜花”的现身说法，他们就是由当年“噤声”到后来复出的。不言而喻，有了杰出作家才能有杰出作品，江河汇为海洋，星辰汇为昊空，文学的繁荣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人谈艺录》涉猎广泛，如《为什么写作》《啥圈子的人就会有啥圈子的见识》《独立思考与“提问模式的写作”》《文学与快乐》《“三农”经历是我人格与文品的底色》《作家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跟上巴金说真话》《读比写有时更重要》《悲剧更真实》等论题，深刻鲜活，卓有新见，美不胜收。至于论及我的《可谓知己与忘年交》《深度思考生活，具有乡村中国历史感的诗人》等篇目的首肯鞭策，使我悚然警醒、愧然汗下，自当衷心感谢，奋勉前行。
谢谢大家！
2026年3月20日
（编者：该文是南生桥教授在《三人谈艺录》分享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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