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县域文学研究的思考体会
南生桥
2025年1月,我曾就当时永寿、礼泉先后举办本县作家新作分享会,在一家网络平台发文《县级作家群现身咸阳》呐喊鼓吹,认为其出现原因是:“旗帜性人物的召唤力,文学传统的积淀,加上地方政府的重视,文学人抱团取暖,切磋砥砺,滚雪球效应”。文中还论及具有类似特征的泾阳、旬邑,没想到有其他县的文友给我私信说他们县的作家队伍实力雄厚,成果丰硕,也应提出。他说的是实话,我只能解释说明。
当时我只是感性地谈到县域文学这一命题,并未深入思考。这次读《三人谈艺录》中阎老师2024年7月20日的《县域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杨生博教授7月28日回应的《县域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才对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杨教授之文主要就阎老师已率先垂范的《礼泉作家论》论说,认为此书是“中国第一部由顶级评论家考察撰写,研究县域文学发展的地域文学专著”“它是一部开山之作,是反映中国文学群众基础真实状况的一部专著!”再从书中的礼泉县文学创作繁荣的因素、提出县域文学创作的观点、对一些作家的具体指导、对200多位作家点评后的随想这四个方面详加论析。《礼泉作家论》使我们想到礼泉作家群近年的崛起,与阎纲老师以礼泉为样本深入研究县域文学有很大关系,礼泉文化滋养了阎纲老师的县域文学研究,他的研究反过来又助推了礼泉作家群的崛起。最感人的是阎老师一秉其爱才如渴、见贤思齐、不遗余力奖掖后进的精神,以鲐背之年、病弱之身,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对12位作家悉心指导,对257位作家逐一点评,这在文学史上亦为罕见,其影响早已超越礼泉县境,赢得文学界乃至更广大受众的普遍尊敬。
现在具体就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思考和体会。
首先是群众基础,实际涉及文学传统,老话叫文脉。
礼泉的文学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宋伯鲁。宋先生以进士出身和监察御史高位,诗书画造诣极高,留下大量传世之作。现当代踵武继承这一文脉的名家众多,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本身就是地气之源的基层作者。他们身在社会底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不像有的名家那样,瞻前顾后,趑趄嗫嚅,而是顾忌羁绊较少,坦率真诚发声,表达朴素本色,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和表达内心世界的灯。在此我仅举最近的一例:郑东升的诗,不但在题材上有大胆突破,传达出广大农民的心声,有些篇目还有哲理思想的高度。
其次是旗帜性人物的榜样作用。
县域文学可追溯至明代的竟陵派和清代的桐城派,都因其核心代表人物皆出于同一县而得名。当代县域文学在网上可查到一些资料,其中安徽寿县2024年被授予“中国文学之乡”,就出过金克木、张锲、王瑛琦等名家;本省岐山县,出过红柯、冯积岐、唐栋等名家;浙江海盐县,中国文学基金会授予“文学之乡”,出过余华。至于我在上述拙文中说到的永寿、礼泉、泾阳、旬邑四县以及还未说到的其他县的著名作家对家乡文学的影响,众所周知,不再赘言。而耳提面命、孜孜不倦、直接惠及数百人之众者唯阎老师一人。我甚至忽发奇想,在文学传统深厚、文脉悠长的县份,那些能拿起笔杆子的人若不写出点东西、在文学上弄出点响动来,会不会就觉得无颜面见江东父老?特别是愧对文坛的乡贤?
第三,作家成功的条件。
阎老师就此说到:“第一,才分;第二,阅历;第三,勤奋;再加上宽松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成就作家。”(《礼泉作家论》224页,《三人谈艺录》279页)这里前三点说的是主观因素即内因,而第四点说的客观因素即外因,有人亦称为话语空间,老话叫言路。“宽松的社会环境”就是话语空间大,言路宽。这个我们都能理解,新时期文学能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作家便是证明,尤其是“归来的诗人”“重放的鲜花”的现身说法,他们就是由当年“噤声”到后来复出的。不言而喻,有了杰出作家才能有杰出作品,江河汇为海洋,星辰汇为昊空,文学的繁荣就是这样出现的。
《三人谈艺录》涉猎广泛,如《为什么写作》《啥圈子的人就会有啥圈子的见识》《独立思考与“提问模式的写作”》《文学与快乐》《“三农”经历是我人格与文品的底色》《作家难能可贵的是说真话》《跟上巴金说真话》《读比写有时更重要》《悲剧更真实》等论题,深刻鲜活,卓有新见,美不胜收。至于论及我的《可谓知己与忘年交》《深度思考生活,具有乡村中国历史感的诗人》等篇目的首肯鞭策,使我悚然警醒、愧然汗下,自当衷心感谢,奋勉前行。
谢谢大家!
2026年3月20日
(编者:该文是南生桥教授在《三人谈艺录》分享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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