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屋梨花树》

芙蓉君



    那天我走进青山环抱之中的长汀四都汤屋村，拜谒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旧址，正是山花烂漫的仲春时节。一百多户人家、五六百人口的纯汤姓小村庄，已经只有寥寥几个妇孺老人在留守。除了那座千年前的关帝庙和一个退休教师新盖的房子，大多属于明清和民国所残留的建筑，几乎是清一色的干打垒土墙和黑瓦柴门，但许多房屋的门首都挂有黑底金字红色文物保护的牌子，标识着那一段难以抹去的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在红军长征之后凄风苦雨的日子里，辗转迁移到这里的福建省三大重要机关，由于他们的主要领导人还在惯性坚持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冒险路线，在与国民党清剿部队的周旋中总是讨不到便宜，致使立足之地日渐萎缩，红色政权只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深山野岭苦苦撑持不到半年，就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而在这期间，因了一个文弱革命家的短暂驻足，却让阒寂千年的古村落再一次在小山坳里焕发异彩。
    我步入已经剥落了几块青砖和朽烂了几根椽檩的潮湿的凝春晖楼，在瞿秋白仅仅起居三天两夜的黝黑的左厢房前凝神注目，屋里除了简陋的杉木床架和床板，别的早已空空如也。在黯然神伤中我轻声走了出来，看见楼的左前方，站着一棵开满白花的大梨树，仿佛它就是临风玉立的秋白，在独自俯看淙淙沟渠下的一片山垅，山垅间一条蜿蜒而去的泞泥小路。八十二年前的早春二月，秋白就这样与老迈而又同样抱病的中共元老何叔衡等一行，各自拄着一根木拐杖，笃笃笃探摸着黎明，悄悄告别了汤屋村。
    如今，村里除了一个昏瞀不能言的百岁人瑞，已经再没有别的人亲眼见过这个面容清癯又神采丰赡、风华正茂又多愁多病的中共第二任领袖，可上至耄耋老人下至毛头小伙仍在口耳相传、津津乐道的，几乎无关省苏维埃军政方面的故事，却在在都是关于他带着些许神秘色彩的传奇。而在我看来，从已经沦陷的红都瑞金拖着肺痨病体而来、又从这里一路颠簸而去的他，对于正把持党和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等“军事三人团”来说，不啻是一个被卸掉铠甲的兵丁、一个政治上“多余的人”。
    殊不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王明与老实厚道、中规中矩的秋白就有过难以弥缝的嫌隙；在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特别是接下来的冒险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王明正是踩着秋白和李立三倒下的身子才攫取到党的最高领导权。对于这样一个病恹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政敌，王明的代理人博古之辈怎能不认为他是个累赘，岂肯再把他留在自己的“卧榻之侧”？什么身患重病需要体恤、什么留下他参与指挥游击战争，都只不过是他们打压异己、排除干扰冠冕堂皇的托词而已。
    四五天的昼伏夜行，已经饥肠辘辘、羸弱不堪的他们，在濯田水口小迳村的山梁上，遭到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十四团的伏击，除了邓子恢等寥寥数人突出重围，何叔衡举枪自戕后壮烈跳崖之外，秋白等病男弱女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在长汀城古试院阴森森的囚室里，这个十几年汲汲奔波于革命、现在已经“多余的人”，终于得到了暌违已久的“休息”（秋白语），而他那不安分的手挥洒出的扬扬两万言“多余的话”，却给后人留下太多的疑惑，更给他的身后带来不公的对待。直至天翻地覆的“文革”中的一天，一个曾经亲手把他的骨灰盒庄重安放入圹的大人物，竟在一夜之间勃然变脸，悍然下令疯狂的红卫兵，再把他从八宝山革命公墓中无情地清除出去，更遑论远在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他与他母亲被挫骨扬灰的悲惨命运了。
    假如不是遭逢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和国共合作之后的大革命，这个来自江南破落官绅世家的翩翩美男子，凭借他的天纵之才，兴许会走上一条自己无比迷恋的文学、翻译与学术之路，取得与自己的忘年挚友鲁迅、同龄好友茅盾足堪骈肩甚至有所超越的辉煌成就。“文章千古事”，那同样是一个不朽的事业呀！而他为什么又误打误撞、被还处于幼年的党“捉住老鸦在树上做窠”（他老家常州俗语），硬生生把他推上革命斗争的潮头，推入政治博弈的漩涡？那种情形就像“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秋白语）。深陷如此勉力而为、欲罢不能的尴尬窘境，难道就是上苍冥冥之中对他的安排与捉弄、抑或他自己所坦承的是一场“历史的误会”那么简单吗？为了解开这个让我难以释怀的困惑，我通读过关于他的传记，并一遍遍咀嚼他的《多余的话》，我知道这些只有秋白自己心明如镜、甘苦自知。
    当时，与中共度完“蜜月”的国民党反动派终于过河拆桥，暴露出狰狞的本来面目，蒋介石在上海、许克祥在长沙、汪精卫在武汉接二连三地疯狂发动“四·一二”、“五·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和血洗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在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处于生死存亡那一个最艰难困苦、最无望无助的日子里，有多少人因此放弃了理想信念、甚至背叛了党和革命。而他，却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用一介书生的一副柔弱的肩膀，兀自毅然扛起统帅全党的千斤重担，发出对敌武装斗争的最强音。此时，且不说他有无领袖气质与政治才略，也不去说他履职合格与否、取得的业绩又如何，仅凭他的这一种舍我其谁大无畏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在当时党的高层已属凤毛麟角，令多少曾经风光一时的大人物相形失色、无地自容。
    临刑前的一个月里，从南京派来的一拨拨肩负诱降使命的说客无不羞愧而退、无功而返。他们走后，困在囚室里的秋白，一定凝视过室外墙角那一株斜逸而出的石榴树，一次次痴痴发呆，一次次来回踱步，但一次比一次无畏，一次比一次果决，久久地沉浸在周遭的一团宁静中。此时的他，已经摆脱了尘世烦扰，心田澄明如镜，足可鉴照过往的历史与自己的人生。他以非凡的勇气和无比的真诚，斩绝一切俗念，把赤裸裸、血淋淋的灵魂放在无影灯下，进行毫不留情、至真至诚的痛切反思，拷问人心，鞭笞自我。这些都倾注在了这个“多余的人”费几个日夜断续写下的“多余的话”里。搁笔不久，他就化作了一只凤凰，义无反顾、一路高歌潇洒走向长汀城外的罗汉岭，去成就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火中涅槃。甚至在临刑之前他还自斟自啜，谈笑自若，询问身旁的刽子手：“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
    我们都见过太多太多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和政治动物，而像秋白这样襟怀坦荡、心底无私，超越了意识形态敏感铁蒺藜的书生政治家又能有几人？单凭这一点，就已足以让正直善良的人扼腕，又让那些心怀鬼胎的人汗颜。一切的凡人都会因此而升华，而作为党的儿子，瞿秋白更因此而不朽！诚如著名作家梁衡所言：“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风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八十多年前，那一支迤逦而去的滚滚铁流，跋涉两万五千里，终于在陕北黄土高坡站稳了脚跟，继而打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红色江山。而走出汤屋村的秋白却早已一去不返，寂寂长眠于武夷山麓、汀江之畔，只将梦想与伟绩、耻辱与荣耀瘗埋进黄土，留给了身后，飘落到滚滚红尘之中……而在三月的汤屋村，我身旁这一株大梨树，一朵朵白色花晶莹剔透，一些枝头还敨开了娇嫩的绿叶，在乳色的云天之前，显得异样的明净与圣洁。它就像俊逸的秋白常在的英姿与长存的浩气，在沉寂的山村上透射出一片晖光，与脚下的这一方红土地依依相映……
    踏访汤屋村，秋白那栩栩如生玉树临风的形象总在我的眼前，怎么都挥之不去。这天深夜，一身疲惫的我回到长汀宾馆，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便在台灯前展纸搦笔，匆匆草就三节分行的文字，曰——


高山上，临风的玉树
沾着雾滴，在灰濛濛的云天前
在澄澈透底的
明镜里


皴裂了皮的铁色树干
附满苍苔，柔韧的枝条
摇动一朵朵洁白，茫然目送
从翠微的层峦叠嶂间
一路颠踬而去的
一簇簇映山红


八十二年前，就在这样的
早春二月，你像一株梨花树
从汤屋村凝春晖楼前
踽踽走远，料峭寒风中
抖落了白花，掉落
满地红泥


    2017年3月21—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