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初次认识谷孙先生，比那个电话还早了十几年，也与家乡余姚有关。
那应该是一九七三年吧，"文革"还在继续，但风向有了改变。中国已经被暴虐的政治运动拖得筋疲力尽，近于崩溃，政治老人死的死，逃的逃，病的病，不得不转向了。于是以最高规格接待美国总统，又热热闹闹地重返联合国。这一下，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外语、抢救教育、抢救教材、抢救人才了。
高校教师本来已发配到农村劳动，也都责令立即返校从事抢救工作。于是，陆谷孙先生被指派参加了一个由各校混合组成的词典编写组，我则被指派参加了一个同样由各校混合组成的教材编写组。
我所在的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十一号楼底楼的几间简陋屋子里，我分到的任务极少，不到三天就做完了。但我还是天天去图书馆，因为当时我已经悄悄在编一部更大的教材《世界戏剧学》，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外文资料比较丰富。
图书馆离外语系不远，我每次离开图书馆后都会顺便到外语系看望翁义钦先生。他的夫人张立里女士也是余姚人，我们早就熟识。
余姚人见面总会大谈余姚，张立里女士也不例外。话题从杨梅、水磨年糕到王阳明、黄宗羲，当然，也少不了上海各校著名教师中的余姚人。在把余姚人胡乱吹捧一番之后，我们又产生了担忧，似乎很多人会来冒充。张立里女士说，早有一个办法可以识别，那就是说一句外地人不可能听懂、余姚人却全都知道的土话，扔给对方。这句土话我只能用拼音来勉强摹声： zao hedi fongfong ge，意思是：灶塘边很脏。
翁义钦、张立里夫妇与我如此谈余姚，是想转移我的心情。他们知道我家遭了大祸，爸爸早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全家衣食无着，而我是大儿子，要承担。每隔几天，翁义钦先生都会拉我到教师食堂吃饭，让我补充营养。教师食堂比我平日去的学生食堂要好一点儿，但也是一人一菜，很俭朴。翁的了。先生几乎每次都给我买一盆"大葱炒猪肝"，在当时算是最好
有一次，我们两人并排坐着吃饭，翁先生突然站起来给我介绍一位外文系教师，说他也是余姚人，正在编英汉词典，叫陆谷孙。陆先生非常热情地与我握手，我问他们的词典编写组在哪间宿舍，心想什么时候去找他，说说灶塘边脏不脏的事，但主要是编写《世界戏剧学》时有一些英语翻译上的疑难想去请教。听起来，他们的词典编写组设在校外，好像是在淮海中路，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离复旦大学很远。
后来在图书馆又见到过几次陆先生，但都是他与几个人一起来的，我与他打了招呼，却不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世界戏剧学》的事，因为当时编这样的书还是犯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