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陆谷孙先生的正式交往是在一九八四年。那时，"文革"结束已经有七八年了，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世界戏剧学》也早已出版，并获得了全国大奖。但当时各单位还在忙着安排老干部、老前辈，作为青年教师并没有地位。那天，院部通知我，有一位加拿大的戏剧专家要访问学院，由几位老干部接待，但翻译人员提出，有一些戏剧学的专用词汇他翻不出来，希望我能到场帮助。于是，我就与翻译人员一起、坐到了沙发背后。
加拿大的专家来了、居然是一位华人，讲一口流畅的汉语、根本用不着翻译。我发现，陪着这位加拿大专家来的，就基陆谷孙先生，但他并没有注意到沙发背后的我。
那位专家与老干部谈不起来，客气地胡扯了一会儿要起身离开，便与主人一一握手告别。最后，出于礼貌又与沙发背后的翻译人员和我来握手。我在握手时也出于礼貌，轻声介绍了自己的名字，没想到那位专家突然停住，请我再说一遍。
"你，就是那部巨著的作者？"他夸张地问。
我点了点头。
"为了找你，我跑了半个地球！"他更夸张地提高了声调。
然后他转身向陆谷孙先生介绍了我的《世界戏剧学》，句句都是我承受不住的赞美。
陆谷孙先生当时还没有读过《世界戏剧学》，却立即认出了我，握住我的手说："哈哈，是你！"又转身对加拿大专家说，"这是我的同乡兼老友，今天你没有白来吧？"
"没有白来，没有白来！"专家一个劲地笑。
其实，这些年我早已从复旦大学一些朋友那里知道了陆谷孙先生取得的学术成果。他主编的《新英汉词典》出版后，国内外反响热烈。一九八二年八月他又与北京大学杨周翰先生一起到英国参加莎士比亚国际讨论会，他发表的演讲广受各国专家好评。各国专家惊讶，这位中国学者并没有出国留过学，为什么能讲这么漂亮、典雅的英语，而且又掌握了那么多国际间的专业资料？
当然，我也听说了，就在不久前，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时到复旦大学听了他用英语讲授莎士比亚的课。这事影响很大，更何况里根是演员出身，当着他的面讲莎士比亚，十分刺激。
那位加拿大戏剧专家自我介绍时说了一个比较通用的名字，听了也没怎么上心。陆谷孙先生回去后倒是仔细读了我的《世界戏剧学》，开始与我认真交往起来。他告诉我，很快要作为富布赖特访问学者到美国研修一年，问我今后有没有兴趣也沾一下富布赖特的边。
我说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我手上有三部写了多年的学术著作要结稿出版，忙不过来。
记得他逗留在美国的时间，是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五年。这期间，我的那三部学术著作《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都一一出版了。这实在有点儿不容易，因为这些著作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挑战性，但在内容上却比较彻底地改写了原来全国推行的权威教材和"部颁教材",系统地介绍了国际人文思维，建立了自己的结构。因此，出版前几乎每一轮审稿都难以通过。
但是，这真是可爱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一片除弊立新的激情中，一切障碍都快速排除，这些著作不仅出版，还不断获奖。加上以前那部在灾难时期动笔的《世界戏剧学》，我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文化部联合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由于全国一共才十五名，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十五名中，我最年轻，但也已经三十九岁。国家原想在"中青年专家"的范围内评选，却由于十年浩劫的耽误，都超龄了。
我从北京领奖回到上海，就收到一封有趣的短信，开头只是大大地写着"名至实归"四个字，下面却用漂亮的英文字写了我所获得的称号的准确译法，说是供我在印名片时采用。署名是"谷孙"，我这才知道，他从富布赖特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