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美国回来的陆谷孙先生，在当时的重要性已经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他被历史，放置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地位上。
这是因为，到了一九八五年，谁都看出来了，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势头已不可逆转。因此，英语，已经从一种技术性工具上升为世代性文化。文化总要寻找代表，通观海内外，能够把英语文化和中华文化精密熔铸的当代权威是谁？
面对这个躲不开的问题，人们也许能举出几位年迈前辈的名字，但这些前辈留下的，主要是精致的小文化，而不是普及的大文化。哪像陆谷孙先生，凭着几乎无远弗届的《新英汉词典》，成了当代无数中国人走向世界的"日夜导师"。反过来说，编英汉词典的专家也不少，却又有谁像他那样，长期在名校的讲坛上娓娓品谈英美散文、莎士比亚，主持讲座而风靡全校？
因此，陆谷孙先生成了一个很难替代的文化代表。
把一个外文系教授说成是文化代表，往往是就外文而言的，但陆谷孙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浸润，使他具有了"双重代表"的身份。依我的观察，他除了对中国传统的人格风范有一种整体亲近外，还受到了清中期以来江南名士笔墨和"五四"以来京沪文人随笔的不小影响。在中文上，他恰恰与那些"洋派文风"沾不上边。这一来，使他在"双重代表"的身份上，显得两相纯粹，相得益彰。
这样一位文化人，即使不是出现在一个文明古国突然开放时期，也会是杰出的，何况他恰恰碰到了这样的时期。他面临着自己的前辈和学生都不可能遇到的景象：一条条不同时代、不同空间的线索，都飘到他跟前，在他的衣扣上打了结。例如，他经常告诉我：梁实秋编的《远东汉英大辞典》由于年代久远需要修订，集团老板找到了他；甚至，有国际宗教团体与他商量，能不能用最标准的中文来重译 《圣经》……其实很多事情都难以实现，但历史出现了各种可能，都在向他招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