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飘到眼前的，还有其他一些线索，也是来自不同时代，不同空间。

例如，海外的华裔学者很不习惯中国内地出现了水准高于他们的英语专家；国内的教学界同行很不习惯那么多荣誉集中滑向几个年纪不老的教师；其他辞书编写者不相信这部词典发行量超过千万册居然没有炒作行为；出版社和相关单位永远在苦恼该不该向辞书编写者支付相应的高额报酬……

这些问题，现在说起来轻松，其实每次出现时都让人相当郁闷。

有一次陆谷孙先生与我高兴聊天时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便放低了声调，换了不悦的语气。他说，有几个人一直在向上面写控告信、说《新英汉词典》是在"文革"中编成的，是"文革产品"。有人更是一条条地举报，例句里有一些当时的语言。因此，一九八五年出"增补本"时不得不在书前声明"更换了政治思想内容明显不妥以及语言上有缺陷的例证"。陆谷孙先生说，这些控告者，恰恰就是在"文革"灾难中向造反派掌权者控告我们"收罗大量西方语言垃圾"的人。

我一听就笑了："对，就是这批人！我在灾难中编写的教村《世界戏剧学》，也被揭发是'文革写作'，揭发者就是当初反对复课、反对编教材的人。但我绝对不与他们啰唆，因为他们成不了气候。"

我当时很乐观，却没想到后来他们还是成气候了，而且把我当作了一个箭靶。

当时我并没有这种预感，只把话题引向了陆谷孙先生在香港遇到的一些不愉快。好像是一家出版社邀请陆先生去的，但他们并不清楚陆先生的高度，只让他做一些翻译、编写之类的普通事务，却不让别的文化单位接近陆先生。如果被邀请一次，还要来克扣报酬。

我告诉陆先生，当时我也在香港，在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却不知道他在受气。香港有些教授当时面对内地学者颇为趾高气扬，可惜让我瞟见了，他们的书桌上都放着陆谷孙先生编的词典。有一次一个香港教授对我们显摆着中英文混搭的奇怪语言，还装模作样地拍拍书桌上的词典，证明自己言必有还好用吗？"据。我看不过，便轻声插了一句："这词典是我的朋友编的，

压下去了，讲话时再也不夹带英文字。"你朋友编的？"那教授非常奇怪，但刚才那种架势显然被

陆先生一听便笑了，说："感谢你问了一个好问题：还好用吗？代我向他征求意见。"这是陆先生在闲谈时惯用的"轻度反讽"。

我说："香港教授里也有明白人，例如翻译家金圣华教授就诚恳地对我说，整个香港都编不出这样一部词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种种遭遇，反映了历史转折时期的﹣个重大课题。

所谓历史转折，必然带来一系列生态转折和目光转折，大家都不适应。不仅转折者不适应，而且旁观者也不适应。这中间，包含着大量啼笑皆非的事端，首先要让文化人的敏感神经来承受。文化人，也就在这种承受中完成了更深刻的自身转折。

在谈论不愉快的香港事件时，我曾向陆谷孙先生讲述了自己很滑稽的一些经历，以便让他在"同病相怜"中轻松一点儿。

例如，当时为了表彰我的所谓"重大学术成就"，上海市高教系统报请上海市人事局，为我连升两级工资，这事上海各个报社都报道了。但事实上，我的工资也就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上升为八十七元人民币。不久我去香港，遇到一位与我同专业的教授，他的月薪是十五万港币。但他并没有写过书，他给研究生讲课用的教材，就是我的那几部学术著作。

在台湾就更好玩了。由于长期的政治宣传，那里在整体上看不起大陆文化。但是，在两岸尚未交流的时候，他们首先盗版的，就是我的那部《中国戏剧史》，却不注明作者的地域。后来交流了，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 在那里创造了最高发行量，甚至形成了一种公认的时尚生活方式，叫作"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但他们始终无法相信，我是在﹣九四九年之后才在大陆开始接受教育的。因此我在那里每次演讲都会挤进来几千人，他们想当面看看我的年岁，有没有"民国印痕"。

有一些更大的事情，使他们尤为讶异。例如，他们几乎不相信中国二十世纪几项最重要的考古发掘，都是在"文革"灾完成的，例如，兵马俑、马王堆、河姆渡、妇好墓等。在他们心目中，那十年，大陆人天天都在砸文物。

说了这种种事情，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在本性上是一种故意错位。与社会潮流故意错位，与政治运动故意错位，与四周气氛故意错位。古今中外真正的文化，都是如此。我们过去习惯的理论正好相反，宣扬"文化呼应时势"、"到么山唱什么歌"，但那是"跟风文化"。

我看着陆先生说："你和我，都不跟风，所以让大家有点儿惊奇。"

陆先生用手拍着我的肩膀说："文化就是对潮流的故意错位，讲得好！我的老师徐燕谋、林同济、葛传梨都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非同凡响。"

我说："他们就像兵马俑、马王堆，居然在破坏文化的大灾难中出土，出现得那么不合时宜，才让人眼睛一亮。" 

后来我与他几度见面，还谈起过"对潮流的故意错位"。他一再说："现在太热闹、太风光了，我不能顺着来，还是坚持对潮流的故意错位，躲在一角安心编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