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也在一九八六年，由于在国家文化部连续三次的全院民意测验中都名列第一，我被迫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本来我推拒再三，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胡志宏先生前来劝说："经过十年动乱，各个文化教育单位都尔虞我诈，难得有一个人竟三次第一，你不为苍天为苍生。如果你同意，我申请调到你的学院，来做你的副手。"这话，实在有点儿难于抵挡。
我打电话与陆谷孙先生商量，他说他认识胡志宏先生，并不熟，但就凭那句不为苍天为苍生，就凭身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却要主动调职来担任你的副手，如果真的做到了，就可以担任。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使我最终接受了任命。胡志宏先生果然来了，担任书记，但当时高校的体制是校长负责制，书记只是配合，而我们两人又亲如兄弟，毫无矛盾，工作极有效率。正是效率，使我把繁忙当作了乐趣，原来的老友已经没有时间交往。
但是，终于有一件难事，还是要麻烦陆谷孙先生。
我们学院有一位老教师，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留学回来的，据说回来时与钱学森先生坐的是同一艘轮船，因此资历足够。但是，直到我担任院长，他还没有评上副教授。这好像是太怠慢他了，旁人一听都会为他叫屈。我亲自查了他的专业档案，发现他几十年来既没有上过课，也没有写过书，更没有排过戏，只留下一些凌乱的英文笔记，装订成册。我翻了一下，那些英文笔记也只是一些片段抄录，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麻烦的是，他几十年来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控诉自己在职称上的不公平待遇。哪位领导最大，就写给哪位。
中央领导的办公室人员一看是耶鲁的留学生，与钱学森﹣起回国，都当作一件大事，立即批复督办。这些批复，一看能吓人一跳，因为毛、刘、周的办公室都有，我收到的，发自邓的办公室。
我研究了整个过程，突然对我的历届前任院长产生了某种感动。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副教授"职称吗，且不说耶鲁、钱学森了，就看那么多最高领导办公室的批复，竟然都一步不让。他们对教师资质的坚守，令我佩服。这事拖了那么久，应该在我手上做一个了结。
我毕竟比历届前任院长更有"危机处理"的能力。我想，这件事情的混乱，在于一连串的外在重量，我们应该全部搁置，直取终极标尺。终极标尺很小，就是那一册作为唯一"业务成绩"的英文笔记。只要这一终极标尺打理清楚了，其他外标尺再炫目，也可以一一排除。那册英文笔记，我已经翻阅了，但我这个院长的分量还不足以对峙耶鲁的学历。因此，应该由公认的英语权威人士对这册英语笔记做一个明确鉴定。以后再有上级的批复下达，就把这个鉴定拿出来。
这位权威人士，当然就是陆谷孙先生。连美国总统访华时都乐颠颠地来听他的课，耶鲁的学历又能怎么样？
我立即给陆谷孙先生打了电话，只说请他参加一次特殊的评审，却没有说具体情况。他立刻回答："院长有召，敢不从命？"
我随即吩咐教务长临时组建一个由陆谷孙先生挂帅的专项评审组，再从两所不同的大学找两位懂戏剧的英语教授，一起参加。
由于多时未见，那天我见到陆谷孙先生分外亲切，他也对我的工作、身体问长问短。评审开始后，当时出现的情景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工作人员把那册英语笔记递给陆先生，陆先生郑重地打开。但是，看了几行，便抬头看了一眼我们学院的教务长，然后就急急地翻页。翻页不久又翻页，越翻越快，最后合拢笔记，对教务长说："英文材料不用看了，只能算做零，看中文材料吧。"他边说，边把那本英文笔记递给另外两位教授。
教务长则告诉陆先生："没有中文材料。"
"没有中文材料？就凭这本东西？"陆先生深感不解，就转过身来看我，我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介绍了一下。
正好另外两位教授也把那册英语笔记翻完了，说："不要说观点，连完整的句子都很少","想找一段短文都找不出来","是不是精神有点儿问题"?
于是，我对陆先生说，请他们做一个明确而又简短的学术鉴定。
陆谷孙先生二话不说，就要了一张白纸写了起来。写了大半页，递给另外两位教授过目，然后，三位一起签字。
这下，我就站起身来对三位教授深深道歉。他们那么远的路赶来，只是看这么一份东西，真不应该，但他们的鉴定，实在是解决了我们学院几十年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我还对教务长说，可以把这份鉴定书给那位先生过目，并告诉他签字教授的单位和身份，顺便送一本陆谷孙先生编的英汉词典给他。
果然，那人再也不向中央写控诉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