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终于接到了他不必再借用唐诗的一个长长的电话，那已经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份了。他告诉我两件事，一是《英汉大词典》已经编出来了，他要送我一部；二是他在复旦大学主办了一个叫作"白菜与国王"的名家讲座，让我一定要去讲一次。"白菜与国王？这个名称很有童话意味，对演讲有特殊要求吧？"我问。
他说："这名称确实来自童话《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有趣而已，对演讲没有特殊要求。据说这些年我们复旦请你来演讲，好几次都被你拒绝了，他们打听到我们是老朋友，要我出面，我拍了胸脯。"
当然，我不可能拒绝他。
说起来，我与复旦大学有很深的缘分。前面说过，在灾难时期，我在复旦图书馆外文书库收集了不少《世界戏剧学》的资料，又拥有翁义钦先生这样每隔几天让我饱餐一顿的朋友。新时期开始以后，我在未担任过一天"副教授"的情况下，直接破格升任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这种破格升任需要有最高学术层级的强力推荐，我的推荐者，多半是复旦最著名的几个教授。后来，我又担任了复旦大学美学专业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因此，每有复旦邀请我演讲，我总是欣然前往。
复旦学生对我更是热情，每次演讲都人山人海。有一次演讲后还是六名保安人员把我从人堆里抢救出来的，我那时已被挤倒在地下动弹不得。后来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为什么每次演讲都选在每年的九月十八日？问了熟人才知，那一天复旦学生必定会举行纪念抗日的游行，学校怕失控，就用我的演讲来"转移情绪"。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我的演讲不应起这种作用，所以开始婉拒。
陆先生邀我演讲的时间是六月份，他又不可能有什么"转移"的企图，我就去了。演讲是陆谷孙先生亲自主持的，他的出场已经引来欢呼和掌声。我因为多年不来，学生当然也热情得出格。记得陆谷孙先生在做演讲总结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今天的火爆情景证明，确实再也不能请余先生来演讲了。"
过了两年，我又收到陆谷孙先生的电话。他说："复旦总想与你有更多的关系，但你总是推推托托。这次，是杨福家校长亲自找到了我，他想请你吃顿饭，由我作陪，希望由校长直接续聘你为兼任教授，你以后就不好再推托了。"
那顿饭就是三个人，谈得很开心。吃了一会儿，杨福家校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从包里拿出一份紫红丝绒面的聘书，站起来交到我眼前。我也立即站起来，搓一搓已经油腻了的手赶快接过。陆谷孙先生笑着拍了三下掌，算是完成了一个仪式。
接着又坐下吃饭，陆谷孙先生向杨校长介绍了我以前的那个说法："文化是对社会潮流的故意错位。"杨校长听了点头，但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愿意把这个问题说得更充分一点儿。文化的根本使命，是在精神领域从事一代又一代的基础建设，而不是进行辩论。当年胡适之先生把新文化运动分为谈"主义"和谈"问题"两派，他自己是"问题"派。但是，真正的文化是连"问题"也不谈的。"主义"和"问题",在文化上都只是潮流而已，哪里比得上基础建设？
我说，陆谷孙先生编了一部又一部大词典，就是基础建设。我的学术著作、文化考察，也算是基础建设。在很多人看来，我们那么多年既没有惊世观点，又没有尖锐批判，是落伍。他们不知道，我们选择的文化，就是一支安静的笔，是一双孤独的脚，却又庞大到永远无法完成。无法完成，还不离不弃。
杨校长说，在这方面，复旦的理工科比较好，文科就比较闹。
我说，最近几年我也发现，复旦文科的一些毕业生在上海和广州的报刊上太热衷谈"问题"了，其实只是小圈子里的互相喝彩，又越谈越乖戾。应该让他们学习陆谷孙先生和章培恒先生，投入基础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少的是基础。
陆谷孙先生在一边附和我，说："确实，复旦浮躁了，严重浮躁了。"
那次聚餐告别时，陆先生还问候了我的妈妈，他还记得那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