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饶宗颐先生百岁高龄去世，香港和内地文化界都在纪念各地媒体都引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学术地位："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有的媒体还标明了时间，说"早在二十五年前，就有人这样判断"。

但是，作出这个判断的是何人？却没有标明。忽然有一家内地电视台透露，这话是金庸先生说的，于是其他媒体也纷纷说是金庸。然而金庸不大可能说这句话，而且这话只有香港之外的人说，才有分量。

终于，香港大学前任副校长李绰芬教授在媒体上公布："最先得出这个结论的，是余秋雨先生。"

这下我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个结论牵涉到一座大城市和一位大学者，已被大家广泛接受，如果由我自己来申领"发明权"，有点儿不好意思。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二年秋天吧，当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英文系做访问学者，实际上是在写《山居笔记》。当时我的《文化苦旅》已经出版，在华文世界颇为轰动，因此经常有香港记者来采访我。记者总是要我从宏观视野上来判断香港的文化地位，这是对香港政治地位谈判后的自然延伸。多数记者在提问中最在乎的，是一直有很多人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

断言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主要出自三个理由﹣-

一、文化历史太短；

二、文化身份飘移（是皈依英伦文化，还是中华文化）;三、社会话语缺少文化。

这三个理由，几乎成了铁板钉钉的事实，连香港文化界也不否认。在对政治前途依然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对香港的文化前途颇为沮丧。本来他们是不在乎内地方面对香港文化的看法的，现在倒是渐渐敏感起来。大陆高层答应，香港那些殖民地色彩的路名，基本可以不改，维持报刊言论自由，而且"马照跑，舞照跳"。这些都属于"生态文化"的范围，也反映了内地对香港文化的基本看法。香港领受了这种看法，却又心有不甘。"香港文化难道就剩下这些了？"内心都在嘀咕，却又做不出响亮反驳。

当地媒体对我的预期，更是不太乐观。一批批记者几乎表达了差不多的意思："从你的书里看，你只在乎敦煌、阳关、苏东坡，即使对西方，你也只在乎古希腊、贝多芬、黑格尔，估计不会对香港文化有太高的评价吧？"

有一家报纸在寄给我的书面采访题目中，干脆有这么一道："香港，估计要花多少年才能从文化沙漠里跋涉出来？" 

我的回答，让他们大吃一惊，以为我是客气。那我就只能以比较完整的方式，来表述一下了。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香港是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

我作出这个判断，是因为香港承载着一系列宏大的文化融汇。第一，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融汇；第二，是中国主体文化与海外华语世界的融汇；第三，是现代商业文化与古典文化的融汇；第四，是都市娱乐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融汇。

照理，大融汇也是一种大冲撞、大消耗，在涛声喧哗中很难留下什么。但是，香港还是留下了。留下了领先全球华语世界的电影奇迹、歌唱艺术和高等教育，更留下了两座文化高峰，一座叫金庸，一座叫饶宗颐。

金庸以现代情怀重塑了中国传统的侠义精神并使之流行，功劳巨大；饶宗颐则把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宏大构架集于一身，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最高学术品质。

我的这个演讲，一度在香港学术文化界引起轰动，《信报》立即派出一名记者来采访我。记者说，我的论述，与目前流行的"文化沙漠"思维完全相反。于是我就说了那句话：

"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这话，立即被广为刊登。有的报纸，还把它作为通栏标题。

饶宗颐先生当然很快就看到了。他指派他的一位上海籍的学生，通过报社记者问到了我在香港住所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一个信息：饶先生邀请我到家里做客，长谈，并请我吃饭。

到了约定的那天，饶先生又派那位学生来接我。那位学生的父亲，是上海的一位古文物专家，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