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请我吃饭，不是在家里，而是去附近一家他最喜欢的小饭店。怪不得，刚才在长谈和表演功夫的时候，并没有听到厨房里有什么响动，也没有见到佣工。

从饶先生的家到那家小饭店，要走一段路。于是，他领着我，穿行在中午热闹的街市间。他个子不高，身材瘦削，一陷人摩肩接踵的人流，完全成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市井小老头"。在最挤的地方，他还会搀住我的手腕，就像怕我丢失似的。其实，他天天就是这样行走的，谁也不认识他，永远的"市井小老头"。

我忽发奇想，如果有人告诉周围的人，正是这个在人群里踉踉跄跄的瘦小身躯，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文化等级，给每个人带来了文化尊严，大家会是什么表情？也许，将信将疑；也许，没有表情。

这个街口不挤了，似乎稍稍显得有点儿安静。我听到他在耳边说："余先生，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

我立即回答："不，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没想到，今天见面的主题，这时才出现。

他与我都知道碰到了主题，神情严肃起来，好一会儿不再讲话。

我在想，当一位大学者从书房来到街市，从那些他已经非常熟悉的古人中间抽身而出，来到眼下他感到非常陌生的今人之间，确实会产生一种沙漠感。那杂乱的身影，那冷漠的目光，会让他陡然反思，自己写作和研究的读者群究竟有多大。为此他会产生一种无力感、无助感，就像行走在沙漠里。

但是，我从外来人的眼光看去，寂寞的饶宗颐先生在这座城市并不真正寂寞，容我后文再讲。

终于走到了小饭店，这是一个摆放着很多桌子的门面。一位年长的堂倌见到饶先生，轻轻一笑，伸手把我们引到一张小方桌边上。饶先生说："这是我的座位"，拉椅背请我坐下，然后对堂信说了声"老样"，自己也坐下了。

他对我说："老样，就是我的老食谱。我就不征求你的意见了，让你看看我平日吃些什么。而且，这是潮州菜馆，估计你这个浙江人也不会太懂潮州菜。"

这一下，就打开了地方文化的话题，两人越谈越兴奋。屋子里有点儿嘈杂，我们为了讲话，头越靠越近。上菜了，但我们的心思全在话，虽然举起了筷子却不怎么在意盘碟里的风光。

饶宗颐先生是潮州人，年轻时就曾投入父亲未曾完成的《潮州艺文志》的编写，三十岁时又担任《潮州志》的总编纂，已经成为高层学者阐释地方文化的典范。我对潮州文化缺少发言权，只敢称赞潮汕商帮在全世界的惊人业绩。他笑了，说："我们潮州人确实善于经商，但是不会从政。既能经商又能从政的，还是你们浙江人。"

他把声音放低，略带神秘地说："香港回归后，将要遴选政府首长，市民口头的候选名单里有两个有名的潮汕企业家，都是我的朋友。大家觉得，他们那么大的企业、那么多的资金都管得了，应该也能管得住这座商业城市。但是，政治和商业确实是两回事。我敢预计，真正能胜任香港政府首长的，应该是浙江人。"

对这个问题我很好奇，便问："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

他说："潮州人敢于问津四面八方，但一旦出发，就只集中关注一个方向、一件事情了。政治不能这样，要随时随地关注着四面八方，有一种下意识的全局目光。这一点，浙江人好得多。"

说了几句，他立即声明，这事太复杂，有很多例外，他的预计不作数。 

但是确实预计得不错。他对我说这话的五年之后选出的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是浙江人；二十六年后他去世后主持悼念仪式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也是浙江人。

那顿中饭，我们吃了近两个小时。饭后，我们又相扶相持回家。到家后泡了一壶茶，坐下又畅谈起来。不知怎么，下午的话题居然大多集中在成吉思汗身上。好像还是从我的《文化苦旅》和他的《文化之旅》起头，说到中国古代在没有先进交通工具时的艰辛旅行家，其中最年迈而又走得最远的，要数全真教道长丘处机。七十高龄，走了几年，去见成吉思汗。说到这里，我们就撞上了一个世界性的大题目，不舍得离开了。

我说，我非常重视丘处机的这次西行，当年玄奘、法显是远行取经，而丘处机则是远行传经。他把中国的道家哲学传给了成吉思汗，劝他敬天爱民、少杀掠、清心寡欲。随之我也更尊重成吉思汗了，他不仅不生气，而且听进去了。这种发生在战争第一线的文化谈话，体现了中国道家文化的大善、大智、大勇。

饶宗颐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认为我们确实应该对道家文化高看一眼。但是，他又希望我注意另一个方位。他说，和平主义很好，丘处机很好，然而如果隔了几百年来看，历史还会作出更宏观的判断。那就是，成吉思汗的战争，改变了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如果没有成吉思汗，现在的世界会是另一种庞大的力量在主宰。

 对于这个问题，饶先生说了很多不便公开发表的话，而他的声音也越来越轻，好像是怕"另一种庞大的力量"听到。其实，自始至终，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