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与饶宗颐先生长谈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上海的报纸上，其中特别提到他领着我步行到小饭店去用餐的情景。那篇短文中没有写到我们在熙熙攘攘人群中的轻声对话﹣
饶先生说："有了我，沙漠还是沙漠。"
我回答："有了一棵参天大树，沙漠就不再是沙漠。"
后来，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对话。我觉得，那天我们所说的"沙漠"，含义有点儿不同。他说沙漠，是指他的研究成果在香港很少有人理解；我说有了他这棵大树就不再是沙漠，并不仅仅是赞扬他，更是赞扬了供奉大树的环境。这棵大树为什么能长得这么高大？除了本身的生命基因外，还因为周围环境的护佑和滋润。不错，香港市民的绝大多数不可能理解饶宗颐先生的高深学问，但漫漫几十年，他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和尊重。这样的环境，怎么还能说是"文化沙漠"呢？
饶宗颐先生从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八年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开始还只是一名讲师，却拥有了最优裕的国际学术资源。他一次次到日本研究甲骨文和战国楚简，到法国国家图书馆阅读了原版敦煌经卷，遍访印度南北，学习了《梨俱吠陀》。他几乎能抵达一切他想抵达的文化库存地，结识一切他想结识的国际汉学家。结果，当他一九六八年离开香港大学时已经名震学界，应邀出任了新加坡大学的中文系主任、美国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法国远东学院的院士。
他从未遭受过什么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在冗长的会议和行政程序中耗费时间，又没有一个半懂不懂的上司颐指气使，更没有被限制国际行程，当然，也未曾受到同行和媒体的诽谤、诬陷、攻击。这对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人文学者来说，实在是得天独厚的福分。而这福分，恰恰是香港给予的。
说到这里，如果重新读一下我的判断，就会有另一番理解了："即使只有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我肯定的是两端，一是饶宗颐，二是香港。
由此出发，我对香港文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自己也切身投入了，不仅长期轮流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浸会大学系统授课，而且还直接参与香港文学界、戏剧界的活动。结果，有一年香港举办国际城市论坛，有伦敦、纽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代表参加，我则由香港特区政府与上海方面商量，代表两个城市做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就是《双城记》。我给外国朋友讲了两座东方城市在鸦片战争之后互相呼应、互相觊觎、互相转移、互相弥补的故事，大家听得兴致勃勃。我直到今天仍然认为，香港，在文化冲撞和融汇的广度、深度、锐度上，还是超过上海和内地的其他城市。
别的不说，还是回到饶宗颐，一个百岁老人的文化奇迹，就使我一直对香港文化保持深深的敬意，并由此思考一座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奥秘。
请不要小看我所说的"一个"。每一座溢光流彩的大城市，可以罗列千般美景，万项成就，却能否拿出文化上的"一个"来看一看，比一比？
文化，需要名字。而且，是里里外外公认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