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沃琅琊

文/王春山

公元一九三八年正月初七，沂蒙山区的雪下得正紧。

李长根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队伍中间。他是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三连的连长，手下带着一百二十号弟兄，大多是临沂本地的农家子弟。队伍里没人说话，只有鞋踩进雪地的咯吱声，和偶尔传来的一声咳嗽。

“连长，还有多远？”走在李长根身后的赵栓柱小声问。他是莒县人，今年才十九，入伍不到三个月。

“快了，天亮前赶到汤头。”李长根哈出一口白气，抬头望了望天色。雪夜里的天空是一种浑浊的暗红，像凝固的血。远处有零星的枪声，时断时续，分不清是敌是我。

队伍在凌晨三点到达葛沟。这是一道东西走向的土沟，深不过两丈，宽不足三丈，在军事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师部命令很明确：守住这里，拖住日军板垣师团南下的步伐，哪怕守到最后一兵一卒。

李长根带着几个排长查看地形。葛沟北面是一片开阔地，再往北五里就是汤头镇。南面地势稍高，有几个小土包，已经被工兵匆匆挖了几道战壕。

“一连守东头，二连守西头，三连居中。”团长王守义的声音嘶哑，他已经三天没合眼了，“没有师部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一步。听明白没有？”

“明白！”军官们齐声回答，声音在雪夜里显得单薄。

黎明时分，雪停了。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把覆盖大地的积雪映成一种惨淡的青灰色。李长根趴在战壕里，用冻僵的手指拉开枪栓，检查着那支老旧的汉阳造。子弹不多，每人只有三十发，手榴弹每人两颗。

“连长，鬼子真的会来吗？”赵栓柱趴在旁边，脸冻得发紫。

“会来。”李长根从怀里掏出一个硬邦邦的玉米饼子，掰了一半递给他，“多吃点，打起来可没工夫吃饭。”

上午八点，第一发炮弹落在葛沟北面的开阔地上。炮击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日军板垣师团的炮兵阵地设在汤头镇外，十二门山炮轮番轰击。炮弹落在冻土上，炸开一个个黑色的弹坑，掀起冻土块和积雪。三连的阵地上，有三个弟兄在第一次齐射中就被炸飞了，连完整的尸首都找不到。

李长根的耳朵嗡嗡作响，嘴里都是土腥味。他吐了口唾沫，从战壕边缘小心地探出头。开阔地上，日军的步兵已经展开了散兵线，土黄色的军服在雪地里格外显眼。

“准备战斗。”他的声音被又一发炮弹的爆炸声吞没。

机枪响了。阵地上只有三挺马克沁重机枪，其中一挺在炮击中已经损坏。剩下的两挺喷吐着火舌，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日军士兵倒下了，但后面的继续前进，步伐整齐得可怕。

“打！”李长根扣动扳机。

枪声顿时响成一片。汉阳造、中正式、老套筒，各种杂牌步枪的射击声混杂在一起，间或有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也开火了，他们的三八式步枪射击精准，火力凶猛，很快就压制了我军阵地。

赵栓柱趴在李长根左边三个身位。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敌人，手抖得厉害，连开了三枪都没打中。一个日军发现了这个新手，举枪瞄准。李长根看见了，大喊：“栓柱，低头！”

晚了。子弹击中了赵栓柱的右肩，他惨叫一声，步枪脱手。李长根来不及查看他的伤势，举枪打倒了那个军曹。日军已经冲到阵地前五十米了。

“上刺刀！”李长根抽出背上的大刀。这是他在西北军时就用的武器，刀身上有七道血槽。

白刃战开始了。刺刀与军刀在硝烟中撞出火花，战士们低吼着拧身突刺，枪托砸碎对方下颚的闷响与骨裂声混作一片。血点溅在焦土上，有人肠子流出仍勒着敌人翻滚。嘶哑的“杀”字不断从染血的牙缝迸出，刺刀折断了就用拳头、用牙齿。

第一天战斗结束时，三连还活着的只有六十七人。

李长根的手臂被刺刀划开一道口子，卫生员用裹脚布给他草草包扎。阵地上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还有尸体烧焦的臭味——日军用火焰喷射器攻击了西头的阵地，二连的一个整排被活活烧死在战壕里。

夜幕降临，日军停止了进攻。阵地上死一般寂静，只有伤员压抑的呻吟。

李长根检查了全连的情况。弹药只剩下不到一半，食物早就吃完了。最要命的是水，葛沟里的水混着血污和尸体，根本不能喝。几个胆子大的士兵爬出阵地，从雪地里扒拉干净的雪块回来，塞进嘴里化成水。

“连长，咱们能守多久？”一排长张铁头问。他是东北人，九一八后跟着部队一路撤到关内。

“守到死。”李长根点了根烟，这是从阵亡的日军士兵身上搜来的，“王团长说了，咱们多守一天，台儿庄那边就多一分准备。”

深夜，李长根带着两个士兵去查哨。雪又下了起来，很快掩盖了白天的血迹和尸体。走到阵地最西头，他听见压抑的哭声。

是赵栓柱。他肩上的伤已经包扎过了，但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如纸。他靠坐在战壕里，手里捏着一张照片。

“想家了？”李长根在他身边坐下。

赵栓柱把照片递过来。那是一张全家福，一对中年农民夫妇，一个扎着辫子的姑娘，还有年轻的赵栓柱。照片背后用毛笔写着：民国二十五年摄于莒县。

“这是我姐。”赵栓柱指着那个姑娘，“去年出嫁了，嫁到临沂城里。我当兵前，娘说等打跑了鬼子，就给我说门亲事……”

他的声音哽咽了。李长根拍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他自己的家在河南，三年前黄河决口，早就不知道家里人是死是活。当兵的，早就没有家了。

远处传来日军的动静。李长根竖起耳朵，听见坦克发动机的轰鸣。

第二天，日军出动了坦克。

两辆八九式中型坦克沿着大路缓缓驶来，履带碾过冻土，发出刺耳的声响。坦克后面跟着步兵，人数比昨天更多。

“爆破组！”李长根大喊。

三个士兵抱着集束手榴弹跃出战壕。第一个在距离坦克三十米时被机枪打成了筛子，第二个被坦克炮直接命中，炸得尸骨无存。第三个是张铁头，他借着弹坑的掩护，迂回到坦克侧面，拉响手榴弹塞进履带。

轰的一声，左侧的坦克不动了。但张铁头来不及撤离，被另一辆坦克的机枪扫中，倒在雪地里。

日军步兵趁机发起了冲锋。

这一天的战斗比昨天更加惨烈。阵地几次易手，双方在葛沟内外反复拉锯。到下午三点，三连只剩下三十九人，其中一半带伤。李长根的左手被弹片削掉两根手指，他用绷带胡乱缠了，继续指挥战斗。

黄昏时分，日军再次退去。阵地上已经找不到一处完整的工事，战壕被炸得七零八落，尸体横陈。李长根清点人数，能站着的还有二十一人。

“连长，子弹打光了。”一个士兵报告。

“捡鬼子的用。”李长根从一具日军尸体上扒下弹药袋，里面还有两个三八式步枪的弹夹。他又搜出一把南部十四式手枪，俗称“王八盒子”，虽然容易卡壳，但总比没有强。

夜里，王团长派来了援兵——四十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带队的姓陈，是个少尉，广东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李连长，奉王团长命令，我们接防东侧阵地。”陈少尉敬了个礼，“你们可以撤下去休整。”

“撤？”李长根笑了，笑声干涩得像破风箱，“往哪撤？后面就是临沂城，城里是咱们的父母兄弟。陈少尉，咱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死，就死一块儿吧。”

陈少尉沉默了。过了很久，他说：“我带了点吃的。”

第三天清晨，日军发动了总攻。

炮火准备比前两天猛烈数倍，整个葛沟阵地被炸成一片火海。炮击结束后，日军出动了六辆坦克，两个中队的步兵，从三个方向同时进攻。

李长根在炮击中受了重伤，一块弹片嵌进他的腹部。他简单包扎后，用一根木棍撑着，继续在阵地上走动。

“弟兄们，今天就是咱们报国的日子！”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咱们多杀一个鬼子，家里的爹娘姐妹就少受一份罪。怕死的，现在可以走，我绝不阻拦。”

没人动。二十一个残兵，加上四十个海军陆战队士兵，六十一个人静静地趴在战壕里，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上午十点，日军突破了东侧阵地。陈少尉带领海军陆战队员发起反冲锋，用刺刀和工兵铲与日军搏斗。半个小时后，东侧阵地夺回来了，但陈少尉战死，海军陆战队只剩下十二人。

中午，日军攻占西侧阵地。李长根组织了一次反击，勉强将日军击退，但三连只剩下八个人了。

下午两点，日军的旗帜插上了葛沟的最高点。李长根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他用手塞回去，用绑腿死死缠住。

“连长！”赵栓柱爬到他身边。这孩子的左腿被炸断了，用一根步枪当拐杖。

“栓柱，怕不怕？”

“怕。”赵栓柱哭了，“连长，我想我娘。”

“好孩子，不丢人。”李长根摸了摸他的头，“下辈子，咱们还当中国人，还打鬼子。”

最后的时刻到了。日军从三面围上来，刺刀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寒光。李长根看了看身边，还活着的只有五个人：断腿的赵栓柱，瞎了一只眼的机枪手老马，被炸断右臂的二排长，还有两个不知名的士兵，一个腹部中弹，一个背部烧伤。

“弟兄们，”李长根站起来，举起那把卷刃的大刀，“唱个歌吧，黄种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五个人，五个残缺不全的身体，五个嘶哑的声音，在枪炮声中唱起了《中国男儿》。这是他们入伍时学的第一首歌。

日军围了上来。一个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喊：“投降，不杀。”

李长根大笑，笑声中喷出血沫：“中国军人，只有战死，没有投降！”

他挥舞大刀，冲向敌人。赵栓柱拖着断腿，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老马用独臂扣动机枪扳机，尽管枪膛里已经没有子弹。二排长咬开手榴弹的弦，扑向最近的坦克。另外两个士兵挺着刺刀，发起了人生最后一次冲锋。

枪声，爆炸声，呐喊声，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三天后，日军突破葛沟防线，继续南下。但他们被迟滞了整整七十二小时，错过了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的最佳时机。

战斗结束后的那个春天，西安乐村的老百姓回到葛沟。战场已经被野草覆盖，但还能看见残破的枪支，生锈的钢盔，和随处可见的尸骨。

村里最年长的李老汉带着乡亲们收敛遗体。他们分辨不出谁是鬼子谁是国军，只能从军服的残片判断。遇到穿土灰色军服的，就小心地收敛起来；遇到穿土黄色军服的，就另外堆放。

“作孽啊，都是爹娘生的……”李老汉一边捡拾骸骨，一边抹眼泪。

他们收敛了四百八十六具中国军人的遗骨。有些还能拼凑完整，有些只剩下几块骨头。没有名字，没有籍贯，只有共同的身份：中国军人。

李老汉带着乡亲们在村南选了一块地，面朝沂河，背靠青山。他们挖了一个大坑，将四百八十六具遗骨妥善安葬，立了一块简陋的木牌：“抗日将士之墓”。

每年清明，都有村民来祭扫。他们不知道这些士兵的名字，但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死。烧点纸钱，供几个馒头，说几句感激的话，一代又一代。

2015年春天，一个老人来到西安乐村。

他叫赵建国，是赵栓柱的侄子。他的父亲——赵栓柱的弟弟，在临终前告诉他，大伯抗战时牺牲在临沂，埋在一个叫葛沟的地方。赵建国找了几十年，终于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台儿庄战役临沂阻击战”的资料。

在村委会，他见到了李老汉的孙子李建军。李建军已经六十多了，是村里的老支书。

“我爷爷临终前说，那些当兵的都是好样的，让我们永远别忘了他们。”李建军带着赵建国来到村南的坟地。

当年的木牌早就朽烂了，但村民们又立了石碑，修了坟头。坟前有烧纸的痕迹，有供品，有野花。八十多年了，这里从未被遗忘。

“我想做点什么。”赵建国说，“不能让他们就这么无名无姓地躺在这里。”

赵建国联系了抗战史学者，联系了志愿者，联系了所有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他们在网上发起众筹，要为这些将士建一座正式的纪念园。

消息传开后，捐款从全国各地汇来。有企业家的百万捐款，有普通工薪阶层的一百两百，有学生省下的零花钱，有海外华侨的汇款。最多的，是山东本地人的捐款，特别是临沂、莒县、日照这些当年战场所在地的人民。

“我爷爷就是那场战斗的幸存者。”一个捐款者留言，“他活到九十六岁，临终前还在念叨那些牺牲的战友。”

“我太爷爷牺牲在台儿庄战役，尸骨无存。”另一个留言说，“这些将士就是我的太爷爷。”

2015年9月18日，“台儿庄战役临沂阻击战殉国将士纪念园”正式落成。

那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纪念园里矗立着黑色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两行大字：

琅琊大地埋忠骨

沂河之畔万年青

纪念碑后面，是四百八十六座整齐的墓冢。每个墓冢前都有一块小石碑，但上面没有名字，只有编号：从001到486。

赵建国站在纪念碑前，献上一束菊花。他想起了父亲临终前的话：“你大伯走的时候才十九岁，他还没尝过人生的滋味。”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家人搀扶下走来，在墓前长跪不起。志愿者上前询问，才知道老人的父亲当年是葛沟阻击战的老兵，是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去年以一百零三岁高龄去世。

“父亲临终前说，他想和战友们埋在一起。”老人泪流满面，“今天，我带他来了。”

工作人员在纪念园一角辟出一小块墓地，安葬了这位老兵的骨灰。他的墓碑上刻着名字，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葛沟阻击战幸存者，与战友重逢。”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纪念园里，洒在四百八十七座墓冢上。风吹过松林，发出阵阵涛声，像是低声的诉说，又像是永恒的安魂曲。

赵建国最后看了一眼纪念碑，转身离开。走出纪念园大门时，他听见几个孩子在念：

“在临沂阻击战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殉国的将士们，永垂不朽！”

孩子们的声音清脆响亮，在黄昏的天空中传得很远很远。

远处，沂河水静静流淌，不舍昼夜。两岸的杨柳已经黄了叶子，在秋风里摇曳。但松柏依然青翠，在渐浓的暮色中挺立，一年又一年，万年长青。

史料：

台儿庄战役临沂阻击战殉国将士纪念园位于临沂市河东区汤头街道西安乐村。

1938年初，侵华日军板垣师团企图从莒县、汤头一线南进，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进而攻取徐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一部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奉命在葛沟一线顽强阻击，史称“葛沟阻击战”。

2015年9月18日，全国首个由民间公益众筹建成的抗战纪念园——“台儿庄战役临沂阻击战殉国将士纪念园”正式落成开园。

作者简介：

王春山，男，汉族，山东莒南人，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就职于莒南县教育和体育局，山东省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临沂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出版专著《中外著名战争》，长篇小说《一方水土》《浮萍有根》分别在中国作家网和蕃茄网连载，另有诗歌、散文、小小说等散见于当代乡土作家、今日头条、知乎、当代艺苑等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