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
一段刻在乡土里的集体记忆
文/温连根
提起“生产队”，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总会浮现出生产队长那穿透晨雾的吆喝声、队房院前此起彼伏的分工声，与袅袅炊烟交织成一幅岁月的长卷。那是中国农村一段特殊的岁月，是计划经济时代最基层的生产单元，更是镌刻在几代人生命里、无法抹去的共同坐标。
生产队，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浪潮。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它一步步演进，最终成为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的坚实基石。土地、耕牛、农具悉数归集体所有，社员们同工同酬，共同劳动、统一分配。彼时的生活，以工分计量辛劳，按人口与工分获取口粮与现金，这便是俗称的“分红”。每人每年约有三百八十斤口粮（部分地区三百六十斤），布票、棉花票则限量配发，维系着最基本的生活。生产队的组织架构严密而完整：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会计、牧业队长、民兵队长、妇女队长、组长，各司其职。它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生活共同体，一村一社，朝夕相伴，苦乐与共。
清晨的第一声吆喝，是一天的序曲。队长立于村口，一声长唤，家家户户便扛着锄头、扁担，迎着熹微的晨光，奔赴田间。全村的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劳动的间隙，家长里短，欢声笑语不断。年轻人们追逐嬉闹，更是在那田埂之上，暗送秋波，定下情愫。那时没有机械，全凭人力与畜力，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轮回间，写满了艰辛与执着。男人们负责耕耙播种、挑担推车；女人们承担铲土除草、拾柴摘豆；老人与孩子也有各自的轻活：看场、捡穗、喂牛。烈日下，汗湿衣衫，脊背映着阳光；风雨中，泥泞裹脚，步履蹒跚。累了，便在田埂上歇口气，抽一袋旱烟，唠几句家常，万般疲惫，都化作了那朴素而踏实的安稳。
工分，是那个年代独一无二的“货币”。出工一日，便有工分入账，劳力强弱，记工员在账本上一笔笔登记。暮色四合时，记工员在队房里拨弄算盘，声响清脆。年终决算，粮食、柴草，以及那少得可怜的现金，便分到了各家各户。分粮之日，是全村最热闹的时刻。打谷场上，麻袋林立，队长高声唱名，男人们扛粮，孩子们追跑嬉戏，烟火气里，满是对温饱的期盼与内心的踏实。日子虽不富裕，却少有孤寒。谁家有难，全队照应；邻里之间，守望相助。这种朴素的温情，成为了刻在骨子里的乡风。
打谷场，是生产队的灵魂中心。秋收时节，机器轰鸣，麦浪翻滚，颗粒归仓，草垛如山。月光下，社员们连夜奋战，脱粒、扬场，灯火明明灭灭，笑语与欢呼交织。那是一年中最丰盈的时刻，汗水终于换来了丰收，也撑起了一家人的温饱。待到冬闲，这里又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追逐、套鸟，小小的场地，装下了一村人的喜怒哀乐。
生产队，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平均分配的模式，导致效率不高，物资也相对匮乏，日子清苦而单调。但它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兴修水利，平整土地，筑牢了农业发展的根基；普及基础教育，建立合作医疗，点亮了乡村的希望。那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格、守望相助的温情，更是成为了乡土中国最珍贵的精神传承。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生产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化作村民小组，融入了新时代的乡村治理。然而，“生产队”这三个字，从未真正走远。它是老人口中悠长的回忆，是田野间沉默的旧痕，是一段真实而厚重的历史，见证着中国农村从集体耕作到分户经营、从贫困温饱到全面小康的沧桑巨变。
如今再回望生产队，并非留恋那份清苦，而是铭记来时的路。那片土地上流淌的汗水与坚守，那份朴素与真诚，早已化作浓浓的乡愁，融进血脉，时刻提醒我们：所有的幸福，都源于脚踏实地的劳动；所有的变革，都为了让日子更有奔头、更有温度。
生产队，是一段岁月，一种制度，更是刻在乡土深处、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
诗曰：
忆生产队
社鼓声声催野田，同耕共作忆农艰。
晨随晓色荷锄去，暮载余晖记分还。
垄上春秋凝汗水，场中黍稷积丘山。
八零国改承包制，旧韵长留父老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