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菊燕
【写在前面】昨晚我在家整理书橱，翻出几页打印在A4纸上的文稿——《复刊初期的美好回忆》。文稿上虽然没有署名，但还没有看到第二页，我就确认是谭菊燕大姐写的了。
从文字上看，大姐的这篇文章是20年前写的。今日读来，依然感动。
1、文稿上的那些老报人，除了罗小平部长，我都认识，卢健虽然和我没有工作上的交集，但有一年过年前陪同周天江去敬老院慰问她时见过。文稿上的那些老报人，在我1984年5-6月入职南京日报社后，他们是新闻前辈，是直接领导，是并肩弟兄，对我的教育和成长都有过很大帮助。至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离我们而去，深深地怀念他们！
2、文稿通过复刊初期的那些人那些事，诠释了当年南京日报社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忠诚与担当。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新的一代南京报人传承下去。
3、文稿凸显了当年《南京日报》在践行毛泽东1944年提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方针上，矢志不渝，抓铁有痕。
4、从文稿的字里行间，感悟到谭大姐的谦和宽厚、谦虚谨慎。她是报社公认的德艺双馨的老大姐，可在她的笔下，多次写到自己的不足、教训，写的多的是报社老领导、老前辈对她的帮助，感谢感恩之情跃然纸上，力透纸背。
今年，是南京日报创刊70周年，重读谭大姐写的这篇纪念文章，大有裨益并有新的启发。
谭大姐1934年10月25日生人，现年92岁了，祝她老人家健康快乐！——孙洁
南京日报喜庆五十周年，老同志纷纷“回家看看”。漂亮的大楼，现代的设施，更有许多陌生而热情的年轻人。我分享着这份快乐，也不由想起复刊初期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前辈与年轻人。当年办报的条件简陋艰苦，但报社新时期的创业史正是从那时起步的，那段岁月有我许多温馨美好而快乐的回忆。
大院里的地下室印象
1978年的春节前夕，我第一次踏入坐落在市委大院里的地下室，向宣传部罗小平副部长报到。在我之前，已有13位领导和老报人在这里从事复刊筹备工作，我是罗部长指名调来做记者的，按排序是第14个。
走下几级台阶，就是编辑部所在的地下室，四周用板材隔出各编辑组办公室，中间的方厅里，摆着一张旧乒乓台。地下室空气浑浊，有股发霉的味道，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窗透气；这里光线昏暗，白天都要开灯；地下室还发过大水，害得记者编辑忙不迭收拾稿件，脱光鞋袜，用面盆、饭盒朝外泼水。这些情况后来领导多次都讲过，确实是我们引以自豪的奋斗史创业史。
但同样难忘的是，大院非常之美。走上台阶就置身美景中，东边几步远处，就有一颗樱花树，一夜工夫就会绽满粉红色的花瓣，像在告诉我们何谓“鲜花怒放”。院里多处有广玉兰，开着洁白硕大的花朵，入秋后片片桂树林散发出满院的清香，有时还会贴着地面，一阵阵飘进我们地下室的小小窗口。走过棵棵参天古树，仰头会看到栖息其上的只只白鹭，据说它们是候鸟，春来秋去，是大院里倍受欢迎的客人。即使它从空中撒下一串粪便来，人们也不介意。
上下午工间休息，没有外出的编辑记者会被“赶”出办公室参加活动，在绿地上花丛旁清新馨香的空气中，有时分头打羽毛球，有时围着圈托排球，后来又规定打球前先做广播操，于是在小路上一字排开，体育记者魏龙民或是编委尹家锐都领过操。那种惬意、知识化，如今还能感觉得到。中午饭后，年纪大的躺在周边各自的办公室板凳上休息，年纪轻的就喜欢打乒乓。隔出的办公室不隔音，只能打球的尽量小声，午休的尽量忍耐，就这样和平共处。
这张乒乓台也是会议桌，平时在上面开会、组版、谈论稿件，通讯员会议，教授讲业务课，也都在这里进行，记得有一次乒乓桌上摆满了平日少见的鲜活鱼，那是管后勤的卢培鑫同志特意为大家采购的福利，从总编到记者每人一份，着实给了大家一份惊喜。
地下室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是存留下来的记忆却是快乐美好的。
南京报复刊时期市政府地下室的办公地点（摄于1978年）。胡敬忠（已故）提供
新闻工作就是革命工作
我报到那年已经44岁了，有多年部队和农村工厂经历，有北京大学的理科文凭，却没有做过新闻工作。当未曾谋过面的罗部长约我谈话时，我本想这种带有考核性的谈话，应该给她留个好的印象。可是一见面却不由自主地坦陈了自己的担心，对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缺乏信心。罗部长却宽容地接纳了我，还宽慰我说，她自己也不是报人出身，但新闻工作并不神秘：“我做总编辑，就是把办党报当作一件革命工作来做的。”她的话，就像打开了一扇我熟悉的门，就这样大胆径直走了进去。很快我就看到她组织《南京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系列报道，率先反映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动态，在全国同类报纸中得到了“小报办出大方向”的赞誉。我对她所说的“把办党报当作革命工作来做”更信服了。
当时全国到处都在“拨乱反正”，我所在的部队也派员专程从北京找到地下室，改正“文革”后期解散军校大批干部复员处理的错误，恢复了我们的原级别待遇，有的战友经过申请又回部队，有的调入高校科研单位，我心无旁鹜地与大家一起投入当时有关平反和落实政策的一系列报道中去，尽管采访中也有阻力和困难，但对采访对象的理解，对党的政策的感激，都帮助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许多记者在总编们支持下努力贯彻宣传党的政策做出了突出成绩，如有个大企业不重视计划生育，有关部门因为这个领导是中央下来的大干部，管不了，副总编卢健支持女记者居中蕾前去，千方百计找到这位领导转达意见，并说明改正不改正都要见报，结果这位大干部心诚悦服认输，报社也大篇幅予以表扬。
我当时先后在工交和农商组做采编工作，同志们对党在新时期中心工作的转变衷心拥护，都满腔热情为促进这一转变而努力，大家勇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以工作研究、调查报告、采访扎记等方式提出了许多问题，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并改进工作。我也采写了包括《杀猪剥皮何乐不为》《和上海比一比》《捆住手脚的生意生难做》以及《一天涌到五十万斤苹果怎么办？》等一批稿件，受到总编的倍加赞扬，称这些稿件“对实际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卢健出席有关交流会时作了介绍，报社还为此推荐我为先进工作者、市劳模。我虽然对意外得到的过高荣誉很不安，但对“推动了实际工作”的评价很高兴，因为这本来就是我工作的目的，甚至可说是我人生的目的。而更令我高兴的是它说明了：在正确路线下，努力把党报工作当作革命工作做，“老兵”也可以谱写做记者的“新传”。
党报要为百姓办实事
但是，我对党报的理解毕竟还是肤浅的，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居民购买粮、油等多种生活物品都凭票据，有读者建议请报上登一登，报社领导立即同意并刊登了：什么票买什么，都刊登得详详细细。但大院里有位干部却好心地对我说：“你们是党的机关报啊，怎么登这个？太小市民气了”。我觉得他说得有理：党报应有党报的严肃性。回来就向副总编卢健汇报并说了我的想法。不料很快她和罗部长就在集会时批驳“小市民”观点，指出党报要贴近百姓、为百姓办实事，这正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
报社总编们正是这样做的，如副总编卢健，她姣小的身材里蕴藏着巨大的勇气。她不怕得罪人，不讲情面。有家工厂排污不合格，危害周围群众，厂长却说为了生产，污染难免。她配发了义正词严的评论，题目就是“十足的奇谈怪论！”。一位运鱼的司机反映他途中有人经常拦路索鱼，记者查到此人是交警，有些顾忌，她支持记者一查到底公开批评并让其受到处罚。一位退休人员有家电修理技术，见北京允许个体营业，便也申请，有关部门却说“北京是北京，南京是南京”。卢健支持发表这封来信，并附评论反驳“北京是北京，南京是南京吗？” 这方面事例许多已经淡忘，但她那为民代言的凛凛正气，却深深留在许多同志的记忆中。
这一切不仅教育着我，也使报社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的风气日益发扬光大。一些有关噪声扰民、污染害民、行业卡民甚至劳动就业、房产纠纷等读者来信来稿都得到了更多关注。而大家热心为读者鼓与呼的付出，也得到了极高的回报。群众曾赞扬南京报“为民作主！”甚至高呼“万岁”！这成为复刊初期又一段光荣史。
对同志春天般温暖
报社领导对编辑记者和通讯员的关心爱护，留在我记忆中的是春天般的温暖。
罗部长就是慈祥亲切的老大姐，她不仅坚持报纸的政治方向，为创造办报的人才和物质辛苦操劳，她亲自选调工作人员，讨要钟山表等物去换新闻纸，何正木病重，她急得找上海亲友购药。最令人难忘的是她见到同志们发出好稿，会立即喜从于色，由衷称赞。记得丁鈇博到六华春采访，写了一篇的通讯：《春风伴我穿堂行》，生动活泼，她看到后，高兴地拿着还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报纸在会上细细讲评，要求大家多写这样优美生动的报道，给小丁极大欣慰和鼓舞。我也记得初次跟编委尹家锐去采访，回来我写了初稿，老尹认真帮我作了修改，才成为比较规范的新闻稿。但罗部长看后却不客气地把他许多改动的地方又改了回来，还说改稿要尊重作者风格，我当时真的又感激老尹，又感激罗部长，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
她不仅这样细致入微地关怀编辑记者，也同样地关怀通讯员的成长。当时报社建立了严密的通讯员网。各个基层单位都有通讯员，我们分管各口的记者主要任务首先是编辑通讯员来稿。罗部长经常亲自出席通讯员座谈会，检查编辑记者联系通讯员的情况。当时我们记者用的是三屉桌，大家都用一个抽屉专放通讯员来稿。因为罗部长不时会来拉开抽屉检查我们编辑来稿的情况。而我们也因此格外注意按她的要求联系通讯员，组织和精编通讯员来稿。有时为编好一篇稿件，要去现场核实、补充，直到心中有数，再回来编发，由此许多记者和通讯员成为了好朋友，也有的通讯员就被调来做了记者。
朱成学同志是解放时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我读中学时就知道他。没想到三十年后他来报社做了副总编，一如当年的亲切和蔼、风度儒雅。每当中午，年轻人打乓乒球时，他在办公室自搭椅凳上就用衣服蒙着头，从未干涉；有时还会微笑着出来欣赏年轻人的球艺。他很关心大家业务的提高，经常与记者编辑当面探讨。有好几次他搬来椅子坐到我的桌前，拿出我已经编发或采写的稿件，细细与我商量。从主题、内容到遣词造句，提出各种问题，帮助我完善这些稿件，有时他提的问题，让我意想不到，但细想却很有道理。
记得我曾编发过一篇小发明的小稿，发明的是一个机器，他竟问我，这个机器什么颜色？我答不出，只得亲自去看一遍。当时社会转型，众说纷纭，也反映到编辑记者中来，不同观点也常有争论。他关心报社人员的思想状况，耐心与同志们交谈，收集各种反映，给大家作了系统的报告，帮助大家端正思想，正确理解新时期党的方针政策。
现在看来，当年带领大家复刊创业的领导人，正是一群职业革命家。罗小平、胡敬忠是地下党，卢健是新四军干部，朱成学是学生运动领袖，编委和组长中还有解放初从北京派来南京参与建团工作的何正木、学生运动中被推举为谈判代表的张惠敏等。他们组成的领导群体有政治家办报的鲜明特征，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艰苦奋斗的作风，他们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当时人们赞扬“小报办出大方向”，“党报为民作主”的根本原因。而报社内部关系的和谐，同志间的友爱，也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老报人言传身带
在复刊时期掌管小报大权的，有张增泰、尹家锐、徐寿延等老报人。
其中我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徐寿延，因为他对记者的稿件下手最狠，有时可以拦腰截断，弄得有的记者哭丧着脸找总编告状。大家背地送了他一个绰号“徐大刀”。但他也有宽容的时候。我记得采访邮政局落实政策，原计划写一条消息，但采访中很受感动，写成了几段故事，竟也全部通过，还给配上插图。才知道他也喜欢文情并茂的文章。
后来他把自己总结的审稿原则向记者宣讲，说明他的大刀只砍空话套话，大家经过原稿与刊出稿的多次对比，慢慢也就心服口服了，但那绰号却一直延用至今。我也记得有过弄巧成拙的尴尬：那是通讯员写的长篇通讯，赞扬一位工程师在国内首次将一座化工吸收塔整体立式热处理成功。文中描写他在现场连续奋战两天两夜，孩子摔伤也未回家，终于在天黑时获得了成功。我看后很感动，为使文章增色，我加上了几句：“黑夜中，巨大的塔身呈现出均匀的暗红色，在化工城的夜景中，显得如此瑰丽壮观。”这段抒情的描写被留下了。可是第二天通讯员抗议说，那塔是严实实裹在保温层里，哪里能见到瑰丽的红色呢？！显然这几句多余的话损害了新闻的真实性。记得当时“徐大刀”只是拍拍我肩膀朝我苦笑笑，我可是无地自容，好一段时间不敢再自作聪明了。
何正木的评报从复刊坚持到他退休，而且至今仍被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聘为第一读者，而且近期还两次被评为优秀第一读者。他自己谦称是喜欢“吹毛求疵”，其实他提出的多是原则问题。如他当年提出过小报文章中类似“支部撤销车间主任职务”等是党政不分的原则错误，给我印象很深，不仅增加了知识，也提高了严格审视稿件的自觉性。老报人张增泰、何沅常挑出我发稿中计算的错误，有一篇加工红油成功的来稿，他把几个百分数加起来，应该是百分之百，结果却是105%。显然数据有错。他没有过多责怪，倒是耐心告诉我，编完稿后，要把其中数字审核一遍，最常用的就是将分项相加起来，看是否相符。这些宝贵的经验，都使我从中受益匪浅。
后期调来的曹书良是位老报人，担任财贸组长。当年他在内蒙古的报社，曾亲自参与草原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的报道，有光荣的从业历史，但平时难得听到他讲述过去。由于他业务水平高，善于分析问题，又不吝赐教，记者和通讯员有了线索，都愿意找他商量。而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当时我从财贸组调出到综合组，去以前他说派我参加一次采访任务。我去后，发现是跟着南京旅游局长，去新辟的游浙江路线走一趟，没有什么报道任务。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特意争取这个机会，让我在调离前轻松地玩上几天。这也真的成了我进报社后第一次大休息。还有一次，大约是我采编的报导有什么问题，被一些人前来责问，直到中午也不肯离去。他其实并不知原委，但主动上前对话，大约是他的雄辩说服了来人，很快就为我解了围。我已经忘记此事的由来，但他给予一位并不熟悉的同事的理解和帮助，让我很难忘记。
翟业喜、张连华、张惠敏都曾审编过我的稿件，他们对我有的宽松，有的严厉，但都是同志的善意与友爱，也是我至今铭记在心的。
年轻人奋发进取
复刊初期，一批年轻人先后从工厂调来做记者。他们中不少人当过兵，在一起说起部队趣事多多，我听范小寒说电话兵接线，李轶说亲历步枪走火，肖泽民说的最可乐：他参军第一天傍晚到驻地，暮色中见许多粗壮炮筒冲天而立，内心窃喜以为当上炮兵，不料早起一看，原来都是收割机！
吴平平，是中学毕业进的工厂，调来后我曾去工厂帮他转团关系。车间老师傅评价说他是，绝对老实！原来厂里的火车道要车间派人守道口，别的小青年坐不住，车间主任要常去检查，轮到平平就放了心，他搬个小板凳戴个草帽，在大太阳底下一坐半天，是不会动的。王群智则下过乡，记得他说挑河泥的情景和心境令我震憾。他说，白天挑了一天，夜晚就和衣仰天睡在河堤上想，这辈子就是这样过了吧。
这些年轻人无论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能够来到报社，真是非常珍惜，他们有经历，有才华，但和我一样，迫切需要从新学习。
胡敬忠同志从市广播站要来了大批该站编印的整套业务学习资料，大家如获至宝，它成为了我们的启蒙课本。还请来老师授课，更受大家欢迎。有一次复旦大学新闻系夏老师讲到“导语”，引起大家浓厚的兴趣。我和肖泽民在一屋，一次见他空白的稿纸摊开在桌上，人却不见了，原来是骑了自行车满院子转圈，直到想出自己满意的导语才回来，还自嘲地解释说：语不惊人誓不休！
报社也曾组织我们到《人民前线》报社参观，去《合肥晚报》社取经，都受益匪浅。从煤矿调来的美术编辑原小民还将取经的体会概括为：“大狗叫，小狗也叫”，这一精彩概括令大家忍俊不禁，也深深打动了我，一直将它视为铭言。每当与中央或省级大报“抢”新闻时，就会想起而平添勇气。
分管农口的胡健和张明达有在广播站工作的经历，算是我们中的资深记者。他们善于总结，乐于与大家交流，常给我们很多启发。记得张明达曾用“无知就无新闻敏感”的切身体会生动讲述了他的一次失误。那是在某高校收养的一条白暨豚当晚8点因病死亡，省报次日即刊出这条消息，我们报纸全然不知。小张追悔莫及地说，昨晚他恰好在这所高校与朋友聊天，见到一人进来说：白暨豚死了！但他不知道这是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还自以为是学校一位姓白的教师病逝了，就这样丢掉了唾手可得的一条新闻。他的自白让大家既捧腹，又深思。
新记者们也都很注意在实践中积累自己的经验。记得范小寒曾发过一篇“洗衣机有热的趋势”的报道，由于她的预测在同行中率先并被证实而获评为好稿。大家认为这是她机灵、善于思考，她却说自己用的是笨办法。原来当时南京的商店开始销售洗衣机时，许多人认为南京自来水尚不普及，家中有下水道的更少（以早晨街上涮马桶排长队为证），没有普及洗衣机的条件。小范的办法是站柜台。她多次去商店收集销售数据，从中看到洗衣机销售由冷渐热的趋势，最后站一上午柜台发现每十分钟来询问洗衣机的顾客已增加到五位，传递了洗衣机在南京有光明前景的信息，它对商业和工厂生产决策都起到了参谋作用。也使大家更确认好新闻就在现场第一手资料中。
王群智成为全组发稿量最大的编辑。在工厂“绝对老实“的平平，一到采访一线就活跃起来，有时一天跑几个地方。除了他的严谨、老成还保留在他新闻作品中，恐怕他的师傅再也看不出那个坐在大太阳下一动不动守住铁道口的小家伙了。
李轶给我留下印象是常常凭兴趣采访，谁都不知道他会带回来什么样的稿子。如他对外国广告展览会有了兴趣，就自作主张地发了一大篇报道。记得那次他拿了照片给我看，得意洋洋地说：多好玩，你猜是什么广告。我一看是两只手捧着一只胖嘟嘟的小脚丫，原来是童鞋广告，果然非常有趣。他就这样常常打动一个个审稿人通过一道道审稿关，发出了不少事先并无计划的稿件。而当我们回过头看这些稿件，不少富有新意和文采，有的被大家尊称为“软新闻”。其中有的还被《光明日报》收入好新闻集——这篇文章是采访一位外宾在市委大院的活动。客人与市领导在大院道别时，一只白鹭从高高的树上撒下粪便，恰巧落在客人整洁的西服上面，李轶描写了这个我们在地下室时期经常见到的熟悉场景，然后写道：客人微笑着把它轻轻抹去，并原谅了白鹭这个小小的缺点。
李轶后来应聘去了珠海特区报社也很努力，做了部主任，但来信说还要继续钻研新闻业务。说在那里写的作品平平，“比（当年写的）‘夜宿帐篷村’、‘湖边小吊床’差多了”，他对复刊初期这段经历也很珍惜，信中说：“这是我一生中收获最大的时期”。我想，凡经历过那一段生活的人，这样想的一定不止他一个。
从历史中发掘“无形资产”
今天《南京日报》已经发展壮大，曾经辉煌的复刊创业时代已经远去了。与那些可敬可爱的前辈和年轻人相处时的许多美好故事也已存入记忆深处，轻易不再涌现。是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又唤起了这些美好的记忆。
今年3月15日上午，我接到老总编卢健的电话，她问：“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报上田涛的讲话？”我连忙去翻出来边看边答：“是‘继承前辈创造的无形资产’这篇吗？”“是的是的，我看了很受感动啊！”接着她又说，她和罗小平在任时，一心考虑的是报纸的方向，回头看看确实没有留下什么资产。连女儿也不大理解，甚至有点看不起我们（我劝解：“是你自己多心了吧。”）她在电话里还说：“我自己也觉得有些‘自惭形秽’！”还又把这个词，重复了一遍。但是接着她又说：“现在看到田涛同志的说法，他们对创业时期的工作是有客观评价的，所以觉得很感动，得到很大安慰”。
放下老卢的电话我心也不平静。因为前几天晚报一位记者曾说要来采访，我去告诉老卢，她被梅尼尔症困扰，行走、写字都已不便，说由于头疼，好多事情都不去想，已经记不起来了。而现在她从电话中传来的兴奋语气，和前两天低落情绪时已大不相同，这真是精神安慰的作用么！
我仔细地拜读了这篇讲话，想起许多当年老总编、老报人领导我们办报的情景。我特别觉得这个“无形资产”提得好。有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站在今天，看我们的历史，历史就显出它的意义。也有歌词说“最美的故事，让岁月讲给你听”，因为岁月会滤去那些不重要的，留下那些更珍贵的。
今天报社真诚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组织一大批叙说历史的纪念文章，我们从中就看到了许多闪光点，它们应该就是所说的无形资产。这说明，历史是蕴含无形资产的矿藏，不要忘记历史。为此，我在退休脱离报社和同仁十年之后，拉杂回忆了上述这些人和事，有许多疏漏，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弥补。
【作者简介】谭菊燕，江西永新人。1934年10月出生，1950年12月参军，1962年8月29日入党。曾任南京日报社工交部主任，是江苏省地市级报刊新闻工作者中第一个被评定为正高职称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