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梅香久长
作者：陈岚
老舍先生曾写道：“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了根。”这些年来，我常于夜半醒来，抚着自己不再年轻的脸，忽然懂了——我便是那失了根的花草，空有颜色香气，再不能扎扎实实地偎在谁的怀抱里生长了。
2015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八，中秋的圆月刚瘦下去三日。
彼时我正在单位上班，晨光透过办公室的窗，落在桌上还没来得及整理的文件上。七点四十七分，手机铃声骤然响起，像一把钝刀，割开了那个看似寻常的早晨。
电话那头是父亲的声音，那是我从未听过的模样，破碎、颤抖，像寒风里最后一片挂在枝头的叶：“你妈……你妈出事了……在斑马线上……”
我攥着手机，指尖冰凉，整个人像坠入失重的虚空。父亲在那头语无伦次，我只揪得住零星字句：“就在你家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回来被车撞了……救护车刚走……”末了他带着哭腔说：“你弟一家在开车回来的路上……我没敢说……先告诉你……”
那句话里，藏着父亲彻骨的崩溃与权衡——他怕远在高速上的弟弟分心出事，只能先把这天塌地陷的消息，砸向近在咫尺的我。
挂了电话，我冲出办公室，奔向车棚。跨上那辆母亲年初才给我买的电瓶车时，手抖得几乎握不住车把。这车是她执意要买的，说冬天我骑车上班冷，这辆有挡风被，“暖和”。此刻我骑着她买的温暖，却要去奔赴她给的冰冷。风在耳边呼啸，眼泪糊了视线，我发疯似的拧着油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
窗外的梧桐叶黄得热烈，阳光刺眼，却照不进我骤然暗下去的心。
后来我们知晓，母亲就在那条她走了无数次的斑马线上被轿车撞了，手心还攥着买菜的零钱。中秋那晚，我们还围着餐桌吃团圆饭，她笑盈盈地尝了尝弟弟寄来的月饼，说：“今年这豆沙馅，磨得特别细。”谁能料到，不过七十二小时，她会倒在买菜回家的路上，倒在那理应最安全的人行横道上。菜篮滚在一旁，里面刚买的鲫鱼，还在塑料袋里轻轻弹跳——父亲最爱喝鲫鱼汤，母亲总说，秋日的鲫鱼最是肥美。
我一路奔向医院，闯了好几个红灯。那辆母亲买的电瓶车，此刻载着我，却载不动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与此同时，弟弟一家正行驶在回高邮的高速上，车载导航里的路线还在延伸，他们或许还在聊着回家后要给母亲带什么礼物，要陪她吃顿什么饭。我不敢打电话，只能一遍遍发信息叮嘱：“慢点开，注意安全。”
直到他们下了高速，驶入高邮城区，我才颤抖着拨通弟弟的电话。
电话接通的瞬间，我喉咙发紧，声音沙哑：“妈……没了。”
那头的沉默持续了几秒，而后是弟媳压抑的哭声，弟弟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姐，你说什么？”
我重复着那几个字，心如刀绞。
我们终究还是没能让他见母亲最后一面。
她是薛玉梅，腊月十四生人。
那时外公在省城粮食局做事，也算见过世面。他抱着襁褓里的女儿，望着窗外雪中初绽的腊梅，说：“就叫玉梅吧，要像这花，经得住严寒，留得住清香。”
母亲果然不负这个名字。
六十年代的苏北农村，女孩儿能读完小学已是万幸，她却一路念到农校毕业。我翻看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两根乌黑的长辫子垂在肩头，眼睛亮得像蓄着两汪清泉，白底碎花衬衫洗得发白，却熨得平平整整。那样的模样，那样的学识，提亲的人自然踏破了门槛。
可她偏偏选了我父亲。
彼时爷爷刚蒙冤离世，家里一贫如洗，父亲除了几箱书，什么都没有。外婆心疼得直掉泪：“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母亲只是安静地收拾了一个小包袱，在一个雾气蒙蒙的清晨，徒步走了十多里土路，敲开了我家那扇吱呀作响的破木门。没有花轿，没有鞭炮，只有她坚定的脚步声，踏碎了那个年代对“臭老九叛徒家庭”的所有偏见。
那年她二十三岁，辫子上系着红头绳，像一株刚被移植的梅树，毅然决然地，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从此，母亲矮小却坚实的身影，成了这个家的轴心。
她总有法子从贫瘠里生出丰饶。乡下老家门口那片荒地，野茅草长得比人还高，蛇鼠虫蚁在里头做窝，邻居们都绕着走，母亲却像发现了宝贝。天刚蒙蒙亮，她就扛着锄头下地，一锹一锹地挖，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又起，结了痂再磨破。茅草根扎得深，她便跪在地上，用手指一根根抠出来。
三个月后，荒地成了远近闻名的“百菜园”：春天的小青梗子嫩得能掐出水，夏天的黄瓜顶着嫩黄的花，秋天的扁豆爬满竹架，冬天的雪里红在霜雪下愈发青翠。自家吃不完，她就用稻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东家送一把，西家给一篮，乡邻们若是推辞，她总笑着说：“地里的东西，不值钱，大家尝个鲜。”
那些年，烧火草金贵得很。母亲天不亮就背着竹篓出门，麦茬、豆秸、棉花壳，但凡能烧的，她都捡回家。后来她竟自己琢磨着，用黄泥搪了个“泥锅厢子”——像个倒扣的腌菜坛子，中间开个灶口，同样的饭菜，能省下一半柴火。庄上人见了都来学，她手把手地教，从不藏私。丁家大爷竖起大拇指：“陈家媳妇，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母亲只是搓着围裙笑：“逼出来的法子，能省点是点。”
母亲疼我们，是刻进骨子里的细致。
我儿子高三那年，功课紧得像拉满的弓。丈夫在外地工作，我单位又忙。母亲知道后，二话不说从上海弟弟家回来，住进了我在高邮的家。每天清晨五点，我迷迷糊糊中，总能听见厨房里轻轻的响动：淘米声，切菜声，燃气灶打火的咔嗒声。接着，粥香、蛋香、蒸包的香气，丝丝缕缕飘进卧室。六点整，她会轻轻敲儿子的房门：“嵩嵩，起来了，趁热吃。”
整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她没有一天晚过。
儿子拿到通知书那天，第一个拥抱的是外婆。母亲眼眶红了，却只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嵩嵩有出息了。”她转身往厨房走，继续忙碌，我却看见她抬起袖子，悄悄擦了擦眼角。
而她把最多的细腻，都给了我父亲。
那时候父亲从文教被调到乡里当记者，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夏天蚊子多，咬得父亲腿上全是红疱，母亲不知从哪听来的法子，打来一桶井水让他泡着脚，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他身后，握着蒲扇一下一下地扇。扇面的风温柔地掠过父亲的后颈、肩背，赶跑了嗡嗡的蚊虫。我半夜起来，看见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的身影投在墙上，像一尊沉默的守护神。她的布衫后背湿了一大片，紧紧贴在瘦削的脊梁上。父亲让她去睡，她摇摇头：“你快写，我不困。”可她白天在地里忙了一整天，怎会不困？
农村的冬夜，冷是钻骨缝的湿寒。父亲要赶稿，母亲就早早洗漱上床。被窝像冰窖，她把自己蜷成一团，一边哆嗦着纳鞋底，一边用体温慢慢暖着那片冰冷。等父亲写完上床，她就把暖热的地方让给他，再把他冰凉的脚捂在自己怀里。父亲要抽走，她按住：“别动，一会儿就暖和了。”
有时我起夜，从门缝里看见这一幕：昏黄的灯光下，父亲鼾声渐起，母亲还睁着眼，手轻轻拍着他的脚背，像哄个孩子。
那些年，父亲成了乡里有名的“笔杆子”，奖状证书攒了满满一抽屉。每次领奖回来，父亲总把证书捧到母亲面前：“这份荣耀，有你一大半。”
母亲用围裙擦擦手，不好意思地笑：“我有什么功劳，就会烧饭洗衣裳。”
母亲的心里，装得下整个庄子。
邻居大妹嫁过来时，丁家穷得只有三间土坯房。分家那年插秧季，连买化肥的钱都凑不齐，大妹借了一圈没借着，坐在田埂上抹眼泪。母亲从自家粮缸底，翻出攒了半年的钱，买了化肥送到她田头。大妹哭得说不出话，母亲拍拍她的肩：“谁没个难处，秧苗不等人，先干活。”
前河邵家的上门女婿得了重病，没钱医治，没过多久就去世了。母亲听说后，把姨兄来看她时塞的两百块钱，悄悄送到邵家：“给他置身体面衣裳，让他走得暖和些。”那是九十年代，两百块钱，是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隔壁汤大奶奶守寡多年，儿子在外打工，日子清苦。只要我家包饺子、炖肉汤，母亲必定盛一大碗，让我送去。我有时不情愿：“自家都不够吃。”母亲便正色道：“一口吃的，分出去大家都甜。人活着，不能只想着自己。”
汤奶奶后来在我出嫁时，颤巍巍地塞给我一个五块钱的红包，钱被手帕包了好几层，那是她攒了许久的心意。
母亲的“舍得”，是淌在血液里的天性。她常说：“宁喊千声有，不喊一声无。”再难的时候，她也总笑盈盈地说“够用。记得最困难的那年春节，她竟用山芋和粗粮混合在一起蒸出了一笼像模像样的“元宝糕”：“咱们也有糕，步步高。”她笑呵呵地分给我们，自己却只吃了一小块。
靠着这份坚韧与精打细算，我们家慢慢还清了债，从茅草屋搬到了砖瓦房。上梁那天，母亲在屋前屋后忙了一整天，晚上却偷偷躲在厨房里抹眼泪——那是喜悦的泪，终于把苦日子熬出头了。
日子本该越来越好，1996年，弟弟考上苏州大学，妹妹也怀了孕，母亲也办了“农转非”，那些日子，她脸上总挂着笑，走路都带着风。可命运最爱开玩笑，体检时，母亲被查出了舌癌。父亲拿到报告单，在医院的走廊里蹲了半个小时，站不起来。手术前夜，我守在病床边。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母亲苍白的脸上。她握着我的手，一件一件地嘱咐：“你爸有高血压，一定要让他按时吃降压药；弟弟在外读书，要常给他打电话；妹妹快生了，她婆婆走得早，你得帮着照顾……”她说得很慢，说了一圈，全是别人。我哽咽着问：“妈，那你呢？你怕不怕？”她沉默了很久，轻轻叹口气：“就是放心不下你爸。我要是走了，他吃饭肯定凑合。”那一刻，我冲出病房，在走廊尽头哭得撕心裂肺。我的母亲啊，生死关头，心里装的依旧是旁人。
手术做了六个小时，切除了三分之一的舌头，从颈部取了皮瓣修补。母亲醒来时，整个脸肿得变了形，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她不能说话，只能用眼神示意。见我们红着眼圈，她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不疼，别哭。”
怎么可能不疼？夜里她疼得浑身发抖，却咬着毛巾，一声不吭。护士劝：“阿姨，疼就喊出来。”她只是摇头，额头上满是冷汗。
最艰难的是术后康复。舌头缺了一块，她学说话比婴儿还难。“高——邮——”两个字，父亲教了她上千遍。她急得掉眼泪，父亲就握着她的手：“不急，咱们慢慢来。”
乡亲们听说她出院，纷纷拎着自家的鸡蛋、宰的鹅鸭，种的蔬菜来看她。那段时间，家里总坐满了人，乡邻们轮番来陪她说话，教她发音：“陈师娘，你慢慢说，我们听得懂。”
农忙时节，母亲不顾身子还虚，在厨房烧上一锅大麦茶，凉透了让我送到地头，谁家顾不上烧水，就招呼着喝：“来喝茶，管够。”东家西家的小孩子没人带，也往我家送，母亲来者不拒，堂屋里总挤满了小脑袋。有一次我回去，看见她端着碗，追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喂饭，那孩子调皮，满屋子跑。我急了：“妈！你自己身体还没好！”母亲喘着气停下来，额上沁着汗珠，却还是笑：“小孩子嘛，活泼点好。”
那一刻，我看着她在夕阳下微微佝偻的背影，眼泪突然就落了下来。
2003年国庆，是父母结婚三十五周年。
那天弟弟从上海回来，妹妹一家也从宝应赶来，我们三代人，在高邮的家里拍了张完整的全家福。晚饭后，从不沾酒的父亲喝了点酒，才慢慢说起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往事。
原来他们相识，是因为一枚毛主席像章——父亲爱上了母亲，送她一枚像章订情，母亲也满眼里都是父亲。
母亲患病后，竟偷偷托人给父亲物色对象，怕自己走了，没人照顾他。“你妈说，得找个脾气好的，不能凶你们。”父亲说这话时，母亲在厨房洗碗，水流声哗哗的，盖过了她低低的啜泣声。
这份深情后来被江苏电视台知道了，拍了专题片《三十五年的浪漫》。镜头前，母亲紧张得直搓衣角，父亲却一直握着她的手，从未松开。
2005年，弟弟带文池回家，海南姑娘，普通话里带着软软的口音。父亲私下嘀咕：“这么远，能行吗？”母亲却笃定：“儿子眼光不会错。这姑娘大学就入了党，你看她眼神干净，是个好姑娘。”
后来证明，母亲是对的。
文池第一次来家里，看见母亲在厨房忙，二话不说就进去搭手。母亲后来对我说：“这姑娘实诚，不娇气。”
父亲退休后，老两口去了上海，一住就是十年。那是母亲最轻松的十年——不用再操心庄稼田地，每天就是买菜做饭，接孙女放学，子贤媳孝孙乖巧。
他们真的把日子过成了诗。父亲带着母亲逛遍了上海的公园，从静安到徐汇，从外滩到朱家角。周末弟弟一家陪他们去苏州，去杭州，照片里的母亲总笑着，戴着弟媳买的丝巾，站在西湖边、虎丘塔下。那些年，母亲胖了些，脸色也红润了。她学会了用微信，总在家庭群里发孙女的照片，语音里满是骄傲：双儿今天考试又得了第一。
这些年，我们也曾带着母亲四处走走。北至北京，西到宁夏，南抵海南岛，山河万里，她都一一看过。我始终相信，母亲的一生，是被爱填满、也是真正幸福的一生。
只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报答养育之恩，她便匆匆永远离去了。
可谁能想到，这样好的日子，会断在我家附近的那条斑马线上。当弟弟看到盖着白布的母亲时，瞬间瘫软在地。他泪流满面没有哭出声，只是跪在母亲身边，一遍遍摩挲着她那冰冷的手——那双手，曾为他洗过尿布，为他包过饺子，在他离家求学时，一遍遍整理他的行囊。
弟媳和侄女哭得浑身发抖，那哭声，像一把锥子，扎得每个人的心都生疼。
因为是意外离世，一切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把母亲送回乡下老家，就在高邮城里的公墓为她安了家。
守灵的三天，家里人来人往，高邮的亲友、邻里，父亲的老同事，我的闺蜜文友，还有不少乡下的亲戚乡邻特意赶来，挤满了院子和客厅。“玉梅啊，你怎么走得这么急……”婶婶舅妈们一边折纸元宝，一边抹泪，“这么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大妹从乡下赶来，一进门就跪下了，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念叨着：“婶子，你咋不等我回来……”
出殡那天下着小雨。父亲写的挽联贴在门边：“玉碎依旧放光芒，梅谢仍旧吐芬芳。”弟弟的是：“慈母驾鹤去西游，秋雨绵绵断我肠。”我的挽联最简单，只有六个字：“妈妈，一路走好。”
雨水打湿了墨迹，字迹慢慢晕开，像一双流泪的眼睛。
送葬的队伍缓缓走过母亲出事的那条斑马线，我望着熟悉的街道，仿佛又看见她提着菜篮，笑着向我走来，喊着：“岚子，我买了你爱吃的青菜。”
父亲写下纪念文《梅花魂》，字里行间，全是夫妻情、儿女心、手足意，我每读一次，便哭一次。
父亲说：玉碎依旧放光芒，梅谢仍旧吐芳香。玉洁品自高尚，梅香德乃广大。
弟弟说：腊梅花开六十八，梧桐满院遍地伤。慈母驾鹤去西游，秋雨绵绵断我肠。
妹妹说：谁说梅花没有泪，冷极艳绝为了谁？阵阵寒风轻掠过，片片花瓣满天飞。
而我，只能长跪在母亲墓碑前，泪流满面，默默祈祷。
我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大声呼唤，告慰黄土下的灵魂。失母之痛，锥心刺骨，无处可诉，也无人可替。
恍惚间，我仿佛看见，母亲正站在望乡台上，向着我慈爱地微笑。她那被风吹散的白发，与天上白云融为一体，悠悠地向远方飘去，向天堂飘去……
母亲走后，父亲便一直跟我生活在高邮。
最初的那段日子，他沉默了许多，常常一个人穿戴整齐，悄悄出门。我知道，他是去了公墓。他总爱在母亲的墓碑前坐很久，只是静静地坐着，絮絮叨叨地跟她说些家常话。
我远远地跟着过一次，看见他用手帕细细擦去碑上的雨水，背影佝偻而孤单，像一株被风吹空了的老树。我没敢上前，只是站在远处，任眼泪落了满脸——原来最深的思念，从不是嚎啕大哭，而是这般无声的陪伴。
有大半年时间，他总这样往返于家和公墓之间。后来，或许是怕我担心，或许是慢慢接受了现实，他去的次数少了，但父亲写了多篇思念母亲的文章。
那辆电瓶车，我还骑着。挡风被已经被洗得发白，但很干净。冬天骑车时，风被挡在外面，的确暖和。有时下班路上，我会忽然想起母亲递给我车钥匙时的神情，她说：“这下冬天就不冻腿了。”然后我的视线就模糊了，不得不停在路边，等那阵心酸过去。
时间终究能治愈一些东西。
如今，母亲最牵挂的人，都有了着落：我儿子在上海做到了上市公司副总，妹妹的儿子在常州安了家，添了个小公主；她最疼爱的孙女，弟弟的女儿，考上了医科大学，今年大二了，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像极了母亲。
父亲的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耳朵有点背了。我们把对母亲未尽的孝心，全都倾注在他身上，周末陪他散步，节日带他去公园，闲暇时听他讲过去的故事。他嘴上总说“浪费钱”，可每次出门前，都会偷偷把鞋子擦得锃亮。
又近清明，我们一同去公墓看母亲，父亲把一束腊梅放在碑前，轻声说：“玉梅，孩子们都好，我也挺好，你放心。”
风掠过墓碑，带来一阵淡淡的花香，像是母亲温柔的回应。
昨夜我又梦见母亲，还是那件蓝布衫，站在老家屋后的小花园里，身边是绿油油的青菜、黄灿灿的南瓜花。她回头冲我笑，一言不发。
醒来时，枕畔微湿，窗外晨曦初露，恍惚间，似有暗香浮动。
那香，许是玉梅谢后，留给人间最后的温柔。它不散，在风里，在记忆里，在我们每一步前行的路上。
母亲，我们带着您的根呢，所以，不怕。
只是有时，在某个寻常的早晨，走过家门口的斑马线，看见提着菜篮的老人，还是会突然愣住。
然后想起，中秋才过去三天，月亮的缺口还没补圆，而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作者简介】
陈岚，女，笔名山风。喜爱文学，时有作品散发于报刊和网络，多次获征文作品奖。现为高邮市作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文创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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