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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长篇小说《大刀记》里的“文学秘码”
谢文成
内容提要：郭澄清先生在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中，充分运用主人公的姓氏和名字，阐述了对陕西作家柳青的敬慕，也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点。可以这样说，《大刀记》是作家郭澄清的一面镜子，是打开郭澄清文学宝库的一把金钥匙。读懂了《大刀记》，也就读懂了郭澄清，同时也领会了《大刀记》的史诗性品格。《大刀记》自1975年出版以来，尤其是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之后，拥护与反对的声音至今未止。本文试图规避诸论之影响，本着75年版《大刀记》原著，将书中客观存在的文字，力争进行客观、公正地解读，揭开五十余年来蒙在《大刀记》头上的神秘面纱，还原《大刀记》历史的真相，以告慰郭澄清先生的在天之灵。为“中国当代文学史”客观公正的编纂，输送新鲜的血液与养分。
关键词：郭澄清 《大刀记》 柳青及《创业史》 文学秘码
山东作家郭澄清于1975年7月出版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是郭澄清先生的一部人生宣言书，是打开郭澄清先生文学宝库的一把金钥匙，是洞察郭澄清先生人生履历、创作经历的一扇窗口。
在小说《大刀记》里，作家有明确宣布自己是陕西作家柳青“学生”的成份，有宣布自己是柳青的追随者、崇拜者或是知音的成份。
山东与陕西一个东一个西，相隔千里，再加上那时条件有限，交通不便，两位作家一辈子也不可能见上一面，很难有面对面的交往。柳青的代表作《创业史》与郭澄清的代表作《大刀记》，题材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内容各异，一个是描写抗日战争故事的，一个是描写农村合作化题材的，若想把这两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品放在一起来研究，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 。
然而，不可能的事情，偏偏就变成了可能。这就是母语文化的魅力，语言艺术的魅力，曲笔隐写的魅力。
《大刀记》通篇大白话，浅显易懂，无一言半句的“文言文”，是一部地地道道的白话文小说，凡是认得字的人就能读通读懂，再加上作家的写作手法接近于大众化，这就使得读者在阅读《大刀记》时，感觉就像是作家坐在对面拉家常一样，不存在任何障碍。
一行行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又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作家的“文学密码”躲藏在哪里呢？
柳青曾说：文学作品是六十年一个单元。又说：一部优秀的作品，不是专家、编辑、作者自封的，至少要五十年的时间检验，才能看出结果。（1）
对于1975年出版的《大刀记》来讲：已经经过了五十余年的检验，正在走向六十年的“一个单元”，其“结果”也应该大白于天下了。
一、从《创业史》与《大刀记》主人公的名字谈起
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于1960年5月，三卷本长篇小说《大刀记》出版于1975年7月，比《创业史》晚15年。
柳青出生于1916年7月，郭澄清出生于1931年11月，柳青长郭澄清15岁。
两位作家都是在44岁时，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虽然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是否也预示着两位作家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
在这15年内，作家郭澄清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读《创业史》，这为后来的《大刀记》与已经出版的《创业史》之间发生关联打下了基础。
让我们先看看这两部小说主人公的名字。
《创业史》主人公的名字：梁永清（父）、梁生宝。
《大刀记》主人公的名字：梁宝成（父）、梁永生。
这四个名字，如一条项链，一环套一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梁永清——梁永生——梁生宝——梁宝成。
我们在阅读长篇小说《大刀记》时，是不是会通过梁永生的名字，想起《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不是在阅读《创业史》时，又通过梁生宝的名字，想起《大刀记》里的梁永生。当然，即使不会想起，也会感到耳熟。
这是巧合吗？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再让我们接着向下分析。
在这四个人的名字中，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比较陌生的，那就是梁生宝的继父：梁永清。
在《创业史》中，为突出梁生宝的年轻有为和创业精神，其继父梁永清的名字极少出现，人们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梁三”或“梁三老汉”。可以说，在整部小说中，梁永清这个名字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只有在与梁生宝的生身母亲王氏立婚书时，作家才偶尔透露出他的名字。
立婚书人王氏，原籍富平南刘村人氏。皆因本夫夭亡，兼遭灾荒，母子流落在外，无人抚养，兹值饥寒交迫，性命难保之际，情愿改嫁于恩人梁永清名下为妻，自嫁本身，与他人无干。本人日后亦永无反悔。随带男孩乳名宝娃，为逃活命，长大成人后，随继父姓。空口无凭，立婚书为证。（2）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这四个名字之间的关系。
这四个人的名字，共用了6个字：梁，永，生，宝，成，清。其中有4个字是重复的：梁（4次），永（2次），生（2次），宝（2次）。在这四个字里，按顺序排列，包含了《大刀记》与《创业史》小说的两个主人公的名字：梁永生，梁生宝。
在这6个字里，还剩下两个字是独立的：成（1次），清（1次）。而“成清”，正是郭澄清的名字，即“郭成清”。
“成清”二字，也正是梁宝成与梁永清的最后一个字组成的。“郭澄清”是后来用的笔名。
这还是巧合吗？
这样，事情就起了变化，六个字，组成了5个人的名字。作家把自己的名字，同小说中4个主人公的名字并列在了一起：梁永清，梁永生，梁生宝，梁宝成，（郭）成清。
俗话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通过这个排列组合，我们至少能分析到，郭澄清与小说中虚拟的四个主人公是一类人，而梁永清、梁生宝这两个虚拟的名字是由柳青创作的，所以，柳青也应在这一类人的名单之中，名单应该按顺序如此排列：梁永清、梁生宝、梁宝成、梁永生、柳青、郭澄清。在这里，郭澄清的角色与柳青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除去小说中虚构的四个人的名字，这个排列组合中，只剩下柳青与郭澄清了。
这也是巧合吗？再让我们看看主人公的名字：
《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是由《大刀记》主人公梁宝成、梁永生的名字组成的。
《大刀记》主人公梁永生——是由《创业史》主人公梁永清、梁生宝的名字组成的。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如板上钉钉， 不留一丝一毫的缝隙。一是一，二是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这正是象征和寓言了柳青与郭澄清之间的关系，是水乳交融、难解难分的。至少在郭澄清的笔下，道出了这样一个内容：山东的郭澄清——即是陕西的柳青。
再让我们看看两部小说的名字：《创业史》与《大刀记》。一个是“史”，一个是“记”，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即为“史记”。
众所周知，《史记》是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一部“信史”，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作家郭澄清把《创业史》与《大刀记》喻为“史记”，即是对《创业史》艺术思想成就和不朽价值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大刀记》小说内容的一种自信。
作家是搞文学语言艺术工作的，遣词造句自然是特别讲究，这不应该是巧合，也绝对不是巧合，是作家的有意为之，在此，把郭澄清誉之为“铁笔”，也不为过。
一般情况下，作家用“曲笔”的形式，大都是在一部作品之中，针对某件事、某个人物而言。可郭澄清先生的“曲笔”，却涉及到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地区的两部作品，可见作家视界之广阔，见识之独到，曲笔之深奥。他不但继承了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鲁迅等作家的这一创作方式，还拓展丰富了“曲笔”的内涵和外延，把曲笔这一创作艺术发扬光大。
所以，只要读通了《大刀记》，作家郭澄清的理想、追求、创作经历甚至文学作品的归属才能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展现出明析清新的本原样貌。
那么，作家郭澄清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把《大刀记》与《创业史》捆绑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
二、对作家柳青的崇拜以及相似的创作经历
这个“曲笔”非常直接，也非常干净，与《大刀记》、《创业史》的内容无一丝一毫的关联，它有一个直接的指向，就是要说明郭澄清与柳青之间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关系没有缝隙，如铁石一般坚固。可这个关系的形成，作家柳青根本就不“知情”，是郭澄清先生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这种一厢情愿，是由对柳青的爱慕、仰慕、敬仰、崇拜演化而来。即崇拜他的人格，他的创作理论，他的行为，他的作品。
作家郭澄清一生没有发表过有关创作理论的文章，只是在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作者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通过县委领导之口，偶尔阐述过创作技巧，亦即文学作品的“三见”：见人、见事、见精神。（3）
没有写，并不等于没有，从他与柳青的“一厢情愿”上，可以明确地看出，柳青的创作理论就是他的创作理论，不仅仅是认同，不仅仅是赞赏，而是完全一致。
他想说的，前辈作家柳青早已替他说了，而且是从文学创作的专业角度来说的，他再去进行重复就是多余。
那么，柳青的创作理论是什么？
1952年5月，卓有成就的青年作家柳青，放弃首都北京大城市的豪华生活，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直接来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体验生活。
由人人向往的首都北京来到陕西一个贫穷落后的偏远小村，犹如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一巨大的落差所带来的新闻效应，势必会波及全国，影响到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
不用去做详细的调查研究就能猜测得到，当时，年仅21 岁的郭澄清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也会同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一样，被柳青的这一英雄壮举所打动。
同时而来的，还有柳青的创作理论：“若想写作就先生活，若想塑造英雄人物必须先塑造自己”。（4）柳青说到做到，言行一致，以身做则，率先士卒，以作家加英雄的身份，为全国的文学青年做出了榜样。
这也是柳青为文学青年开出的当“作家的条件”：在现实生活当中，怕苦、怕难、怕累、怕死（因为英雄是不怕死的），反而想在书中刻画出英雄人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1943年——1946年，柳青三年米脂生活，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原先那种初到政府（丰区三乡乡政府）被放逐的不健康感觉消失了”。（5）经受住了物质生活上“痛苦的磨炼”和重病后的坚持。
1951年9月，《铜墙铁壁》这部“靠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小说出版发行。（6）在此之前的1948年，作者曾深入米脂县“沙家店战役”现场，深入基层，历尽艰辛，采访8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小说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准备和酝酿，才将小说创作完成。
1952年5月——1966年，为创作第三部长篇小说《创业史》，落户陕西长安县皇甫村，深入体验生活长达14年。
这十四年，也正是郭澄清先生由业余文学爱好者成长为青年作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郭澄清先生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1957年，宁津县归河北省管辖，郭澄清先生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委员，文联曾多次调他去省城当专业作家，被他谢绝了。
1958年，宁津划归天津专区管辖后，上级调他去担任《新港》杂志副主编，他申述了自己的理由，没有去豪华的城市，继续留在了农村，以接地气。
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主动要求下乡体验生活，住在贫下中农屋里，低指标，瓜菜代粮，在劳动中，因体弱多病，劳累过度，不止一次地晕倒在地。
1965年3月，宁津正式划归山东省德州专区后，上级多次同他商议，调他到省城济南工作，他多次谢绝。
1975年，上级直接下调令，他关系到了济南，可心还在宁津县，有工作，我就来济南，没工作，我还要回宁津。
当得知在省委宿舍给他安排宿舍楼时，又遭到他的谢绝。
后来，上级又给他按排一套三室一厅的专家楼，被他退了回去。其理由还是老一套：我是写农民的作家，离开农村，住在楼上，接不上地气，文思会枯竭。我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不能离开家乡的那间黄土屋。
“在他身患重病以后，并没有躺在病榻上伸吟，在病痛中消磨时日，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拼搏精神，克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顽强地为党为人民写作。”（7）“我几次到千佛山医院看他时，见他用嘴叼着笔写字的情景，感佩不已，至今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8）
这说明，郭澄清至死都在现实生活当中塑造自己，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誉为“当代保尔”。
柳青由北京到皇甫村，是由城市到乡村；郭澄清由宁津县到保定市（1957年河北省会）天津、济南等，是由乡村到城市。可为了创作，为了体验生活，为了接地气，他们都放弃了大城市优渥的生活，选择了条件艰苦的乡村。
放弃了荣华富贵，放弃了高官厚䘵，甚至是放弃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前程。这样做值不值得，这样做又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做出这一切？
“若想塑造英雄人物，必须先塑造自己”。对柳青先生与郭澄清先生而言，这不是一句口号，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终生都在践行的人格保障与创作信仰。
三、共同的创作方向：郭澄清短篇小说系列与柳青的《创业史》
在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同时，郭澄清正在他的家乡宁津县创作短篇小说。
1960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出版发行。1962年，柳青又及时地提出了作家要进“三个学校”的创作理论：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
柳青的创作理论的提出，与《创业史》创作上的成功，形成了一个作家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完美结合，给当时的文学青年树立了一个标杆。
“在中国当代文学短篇小说中，在不同时期最杰出最具特色的三位作家，那就应该是赵树理、孙犁、郭澄清。”（12）
郭澄清短篇小说最大的特点，同柳青的《创业史》一样，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奠定了他在中国乡土作家中的地位。他同柳青一起，用实际行动和创作实绩，证明和维护了柳青创作理论的正确性。
在这里，我不想再把郭澄清的短篇小说谱系与柳青《创业史》的相同相似之处进行过多地赘述。因为他们的作品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悉，早就有众多的文学评论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柳青创作理论的最早实践者，柳青创作足迹的最早追随者，不是后来的陕西作家路遥和陈忠实，而是山东的作家郭澄清。
路遥说：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陈忠实说：柳青是他文学上的“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郭澄清什么也没有说，因为在创作《大刀记》时，柳青正被关在“牛棚里”，他只好把自己的想法，用曲笔写进《大刀记》里。
柳青是属于全国的，不仅仅是属于陕西的。如果把柳青算做一个派别的话，笔者认为，“柳青派”的作家应该是：柳青、郭澄清、路遥、陈忠实-----与其相对应的作品：《创业史》《大刀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这些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作品，难道还支撑不起一个文学的流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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