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还是那座山，只是更绿了。

绿得有些过分，有些蛮横，把从前那些黄澄澄的坡地、光秃秃的岭子，全都吞进了肚子里。我站在村口的老樟树下，看了很久，才勉强辨认出当年放牛的那条小路——它已经被荒草淹没了大半，只露出一线瘦瘦的土色，像一条快要干涸的溪流。

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离开了二十年的故乡。

老屋在村子最里头，三间土瓦房，墙是黄土夯的，瓦是青灰的，屋顶上长了几蓬瘦弱的瓦松。门锁早就锈死了，我用石头砸开，吱呀一声推进去，阳光从破了的窗纸里漏进来，照见满屋的灰尘和蛛网。灶台还在，铁锅还在，只是锅底生了厚厚一层红锈。我伸手摸了摸灶沿，冰凉的，像是摸到了时间的骨头。

小时候，这口灶可是最热乎的地方。

每到黄昏，母亲蹲在灶前添柴，火光照着她的脸，红彤彤的，像年画上的菩萨。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红薯稀饭，灶膛里噼里啪啦烧着松枝，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我和弟弟趴在灶台边，等着锅巴——那是我们童年最奢侈的零食。母亲会用锅铲小心地撬下一块，金黄的，焦脆的，咬一口，满嘴都是米香。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炊烟几乎是同时升起来的。一根、两根、十几根，袅袅地缠在一起，把整个村子罩在一层青灰色的薄纱里。我们在炊烟里跑，在炊烟里闹，在炊烟里被母亲一声声喊回家吃饭。

现在呢？我站在老屋门口，从村头望到村尾，没有一根炊烟。那些烟囱还立着，像一根根干枯的手指，指向空荡荡的天空。

村子确实变了模样。

有几户人家盖了新房，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在阳光下亮得晃眼。可更多是老屋，歪歪斜斜地立着，有的塌了半边墙，有的梁上长了蘑菇，有的干脆只剩一圈墙基，野草从里面疯长出来，开着白的黄的小花。

张婶家的院子，荒了。她家那棵枣树还在，结了一树青涩的果子，没人摘，落了一地。王叔家的磨盘，斜倒在墙角，半截埋进了土里。李大爷家的门槛上，坐着一个布娃娃，褪了色，脏兮兮的，不知道是哪家孩子丢下的。整个村子安静得像一座被遗忘的剧场，布景还在，演员却早已散场。

我在村口遇见了三叔公。

他靠在墙根打盹，怀里抱着一根竹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像是用刀刻出来的。我喊了他三声，他才慢慢睁开眼睛，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看了我半天，突然咧嘴笑了：“是……是老二家的伢子？”

“是我，三叔公。”

“回来了好啊，回来了好……”他念叨着，又像要睡过去。我递了一根烟给他，他颤巍巍地接过去，叼在嘴上，却半天没点。我帮他点上，他深深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咳着咳着，眼角就湿了。

“都走了，”他说，“都走了。我三个儿子，两个在广东，一个在县城。一年到头，也就过年回来一两天。我这个老头子，守着这几间破屋子，也不知道守个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陪他坐着，看夕阳一点点沉下去，把远处的山梁染成暗红色。

村里像三叔公这样的老人，还有七八个。他们像一棵棵老树，根扎得太深，已经移不动了。儿女们在城里买了房，接他们去住，他们去了，住不了几天就要回来。说城里的楼房像鸽子笼，闷得慌；说听不到鸡叫睡不着觉；说邻居不串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于是他们回来了，守着空荡荡的村子，守着日渐破败的老屋，守着一辈子都改不了的乡音。

年轻人都走了。

能走的都走了。打工的、读书的、做生意的，像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向了四面八方。有的在城市扎下了根，买了房，落了户，从此故乡变成了“籍贯”；有的还在漂着，春节回来一趟，住上三五天，又匆匆离去。

村里的小学早就撤了。那排教室改成了养鸡场，操场上堆满了饲料袋。我路过的时候，还能认出当年刻在墙上的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迹模糊了，只剩一道浅浅的印子。

我们那代人，上学要走五里山路。冬天天亮得晚，打着手电筒赶路，到了学校，裤腿湿了半截，在火盆边烤一烤，就接着上课。放学路上最开心，三五成群，追蝴蝶，掏鸟窝，偷地里的红薯。有一回，我们几个男生在小河里捉了一下午的鱼，天黑透了才回家，被大人追着打了半条街。

现在，那条小路已经被荆棘封死了。小河还在，水也还清，只是再也没有光屁股的孩童在水里扑腾了。

独自行走，忽然听见一声虫鸣，细细的，怯怯的，像试探。紧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三五声，最后汇成一片。草丛里的虫子们开始了它们的夜曲，无人指挥，却合奏得浑然天成。

一只土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冲着我叫了几声。它的叫声在空旷的村子里回荡，显得格外响亮。叫了一阵，它大概觉得无趣，摇摇尾巴走了。

狗叫声惊动了斜对面院子里的一位老人。他推开门，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门缝里透出一线昏黄的灯光，很快又灭了。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夜晚的村子是热闹的。男人们聚在晒谷场上抽烟聊天，女人们在灯下纳鞋底、缝衣裳，孩子们满村子疯跑，捉迷藏，一直闹到大人扯着嗓子喊：“还不回来睡觉！明天不上学了？”然后一哄而散，各回各家。

现在的夜晚，只有虫鸣和风声。

夜深了，月亮升起来，又大又圆，把整个村子照得亮堂堂的。

我坐在老屋前的石阶上，看月光静静地泻下来，照在瓦片上，照在墙缝里，照在那扇再也关不紧的木门上。远处有猫头鹰在叫，“咕咕——咕咕——”，声音苍凉，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想起小时候，也是在这样有月亮的夜晚，躺在奶奶怀里，听她讲故事。奶奶指着月亮说，你看，月亮里有棵桂花树，树下有个白兔在捣药。我瞪大眼睛看，果然看到了树，看到了兔子。奶奶又说，做人要像月亮，不管阴晴圆缺，都要亮堂堂的。我不懂，问她什么意思。她拍拍我的头说，长大了就懂了。

现在我大概懂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照着故乡，也照着远方；照着老屋，也照着高楼。它不管人间悲欢，只是照着，清清冷冷的，安安静静的。

可人呢？人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故乡漂泊到另一个“故乡”？

也许是因为，故乡太小了，装不下我们的梦想；也许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太喧嚣，让我们听不见故乡的呼唤；也许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走的——像种子要发芽，像鸟儿要飞翔，像河水要流向大海。

走了就走了，可心里总有一根线牵着，一头系在老屋的门框上，一头系在心上。走多远，线就拉多长；走多久，线都不会断。

明天我就要走了。回到那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回到那个没有炊烟的地方。

我最后看了一眼老屋。月光下，它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弓着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墙角的野草在风中沙沙作响，像是在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也许是在告别，也许是在嘱咐，也许什么都没说。

其实说不说都一样。故乡从来不会说话，可它什么都告诉了你。

它告诉你从哪里来，告诉你根在哪里，告诉你不管走多远，总有一个地方为你亮着灯——虽然现在，那盏灯已经不亮了。可灯座还在，灯油还在，点灯的人，也还在。

毛不易唱得真好：“一杯敬远方，一杯敬故乡，灵魂不再无处安放。”

是啊，灵魂是需要安放地的。城市给了我们房子，给了我们工作，给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却给不了我们灵魂的归宿。只有故乡，只有这方水土，只有这间老屋，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不是回去住，不是回去生活，只是回去看一看，坐一坐，站一站，听一听风声，看一看月亮，然后，再离开。

可这就够了。

月亮慢慢西沉，山影越发浓重。远处传来一声鸡鸣，恍惚间，像是又回到了小时候——

母亲在灶前烧火，父亲在院子里劈柴，奶奶在门口纳鞋底，弟弟追着一只蝴蝶跑过晒谷场。炊烟升起来了，袅袅的，淡淡的，在夕阳里镀了一层金。

有人在喊：“吃饭了——”

那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

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土，朝山下走去。走出很远，又回头看了一眼。老屋还在那里，像一个模糊的影子，融进了夜色里。

走吧。带着故乡上路，走到哪里，都不算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