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2024年第1期｜郑军：科学史随笔四章

01

科技也是文化遗产

提到科学，人们总把它当成现代的事物，和历史文化遗产沾不上边。但如果我们采用广义的科学概念，把所有人类技术进步成果都称为科学，那么它显然与人类文明共始终。这样解释当然没问题，否则，“科学技术史”这门学问就不必存在了。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是古迹评定的最高标准。在古代，皇室和教会最有钱，大部分世界文化遗产都是宫廷建筑，或者宗教建筑。不过，里面仍然能找到反映科技史的遗产。

按年代而论，比利时斯皮耶纳燧石矿可能是人类最早的科技文化遗产。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便在这里开采燧石，打造石刀石斧贩卖到周围地区。难以想象，在没有国家和文字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办了发达的手工业。

菲律宾科迪勒拉水稻田也至少有两千年历史。同样是没有国家和文字的史前时代，先民们一代代削山开田，并耕作到今天。

西班牙人进入新大陆后，在瓜纳托城建立一座银矿，采出银两甚至远播明王朝，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这座银矿自然有资格入围世界遗产。

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开采于一千年前的波兰维利奇卡盐矿入选世界遗产。同在名录中的法国阿尔克-塞南皇家盐场建于1775年，拥有历史上第一座近代工业建筑。

工业革命开启了全新时代，像芬兰韦尔拉磨木纸板厂这样的遗址便有了纪念价值。德国曾是工业文明主力，留下了弗尔克林根铁工厂、埃森矿业同盟景观等多处科技遗址。铁路成为工业象征，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也有两条铁路，分别是印度大吉岭铁路和奥地利塞默灵铁路，它们都兴建于十九世纪。

所有文化遗产中最年轻的，是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一座1956年才开建的城市。建城前这里还是荒野，没有任何古迹。教科文组织给出的入选理由是：“在城市规模上代表了现代主义运动所提倡的原则和理想的鲜活表达。”它也因此成为现代建设技术的代表作。

这些遗产都是技术，目前还没有科学内容的世界遗产。近代科学都是“小科学”，近代科学家都是“个体户”，牛顿的书房或者拉瓦锡的化学实验室都很难保存。不过，既然巴西利亚都能入选，拜科努尔发射基地或者卡纳维拉尔角，未来也有机会入选这个名单。

最近，中国压倒意大利，成为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然而，绝大部分都是宗教或者宫廷建筑，仅有大运河、丝绸之路和泉州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与科技有关。

世界文化遗产要由各国主动申报，这样的申报倾向反映出了有关部门对科技史的轻视。诸如水利、冶金、造纸、天然气开采等，中国在古代都曾领先世界，相关遗址完全有资格申报。最近，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已经提出申报，有可能改变这个局面。

当然，我更希望能单独设置一个“世界科技文化遗产”，更好地从科学角度重新评估历史。

02

活的科技史

各地都在挖掘本土名人，打造旅游资源，江西奉新县也不例外。他们修建了宋应星纪念馆。与其他名人馆稍有不同，宋应星是明末清初的科学家，以创作《天工开物》著称，奉新的这座馆，是科技史内容的纪念馆。

无独有偶，山东省滕州市也为鲁班建立了纪念馆。这位“百工圣祖”就是两千年前的爱迪生，代表着当时的科技水平。

科学技术史如今风头正劲，很多人希望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传统史学，从生产劳动这些底层技术上重新解读历史。科技史爱好者除了读书之外，还希望看到科技史的遗址。或者是科学家生前活动的场景，或者是重大科技进步产生时的场景。它们不同于生产类遗址，纪念对象都是有名有姓的前辈。

这方面自然不如人文遗址那么丰富，但已经开始有所建树。科技名人故居是最容易找到的科技遗址，当然，找到归找到，还需要把它们保护起来，这就需要进行专门的工作。在国外，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麦克斯韦、诺贝尔等人的故居已经成为旅游目标。在国内，钱学森、李四光、邓稼先、华罗庚、袁隆平等人的故居也都得到了保护。

比故居规模更大的，就是纪念馆。爱迪生和诺贝尔的纪念馆就在他们的故居旁边。居里夫人在法国取得事业成功，故乡波兰在华沙给她建起纪念馆。

科技史上一些名人同时参与了政治、经济或者军事活动，他们的纪念馆不是单一的科技纪念馆，但会突出科技内容。富兰克林纪念馆就是代表，里面既有他研究雷电的成果，也有他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事迹。

对于另外一些人，大家会忽略他的其他活动，只纪念他们为科技史做出的贡献。蔡伦生前主要精力并不是用于发明造纸术，而是作为大太监参与宫廷斗争。湖南耒阳县是蔡伦的故里，当地建设的蔡伦纪念园就过滤掉后者，只记载他对造纸术的贡献。

科技进步未必都需要显得那么“高大上”。如今，人类一年要吃掉数百亿包方便面，这项改变生活方式的重大技术，由安藤百福创造。1999年，日本大阪专门为他建立起了博物馆。

科技史上重大发现或者发明的产生地，有时也会成为纪念场所。1942年12月2日，费米在芝加哥大学建立的反应堆发生链式反应，标志着人类进入核时代。这个名叫“芝加哥一号”的反应堆，现在就是纪念场所，外面还有一座名叫“核能”的塑像，已经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

1994年4月，中科院网络信息中心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的标志。现在，那里有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这一事件。

2022年，中国科协等七部委联合开启了“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认定工作，入选的基本都是中国科学家故居，或者他们生前工作过的地方。挖掘保护科技史遗址的工作，在中国迈上了一个台阶。

03

探险不仅在野外

2018年，一部名叫《昆池岩》的韩国电影在恐怖片界引发热潮。电影用伪纪录片的形式，讲述了一群青年到废弃的昆池岩精神病院探险的故事。作为恐怖片，情节不免要朝灵异事件方向走，但《昆池岩》也关涉了正日渐勃兴的城市探险活动，简称“城探”。

1793年，法国人阿斯贝钻入巴黎地下，探索人骨洞穴，这是公认的“城探”运动的开端。由于城市废弃建筑增加，到了二十世纪，“城探”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成为民间运动。还出版了专业图书，更有刊物助推，变成组织“城探”爱好者的纽带。

2005年，“城探运动”在中国兴起，迅速在中文网络世界形成群组。作为“基建狂魔”，中国也留下了大量废弃建筑，为“城探”运动提供了丰富的目标。只要键入“城市探险”，就能在网络上搜索到不少爱好者拍摄的视频。

城市不是郊外，每个墙角、每段地洞都是人工建筑，“城探”对象就是历史所遗留的人工建筑物，但又不是被列入文物保护范畴、有专人看管的建筑。在《昆池岩》里，“城探”目标，就是废弃的公用建筑物。

一座工厂如果停止生产，要么拆掉后改变土地用途，要么改建为工业遗址公园。但是，总还有一些残留设施变成了“城探”的对象。中国大规模“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旧厂区，现在就是“城探”的热点。这些地方不光有生产设施，往往还有宿舍、医院、托儿所等附属生活设施。一旦搬迁就会整体废弃，颇有“末日废土”的感觉。

还有一个“城探”资源就是烂尾楼，它们是经济高速发展留下的副产品。每到夜晚，这些区域漆黑一团，颇有神秘之感。上海东海曼德利海滨别墅，就受到当地“城探”爱好者的热情追捧。

另外，由于在经营中遇到障碍，又无法转售，有些大型建筑也被废弃多年。重庆南坪工贸大厦曾经是该市首座超过百米的建筑，辉煌一时，2008年停止使用，如今既无人迹，又未拆除，也成了当地“城探”爱好者的目标。

“城探”发展至今，已经初步形成了规则，其中一条就是“除了影像，什么都不能带走”。“城探”的唯一收获就是探险者拍摄的影像资料。虽然其间会遇到很多被遗弃的物品，但是不允许带走或者转售。这样做，是为了尽力保持其历史原貌。

说是探险，其实“城探”目标周边总是普通街区，人们面对的危险远不如野外探险。更多是为满足好奇心，而不是挑战体能。而满足好奇心与科学兴趣一脉相承，这是我把它列入有潜力的科技旅游项目的原因。

“城探”的目标不是生产设施就是公用设施，并不包含历史文化名人故居之类的建筑，它们与当代普通人的生活更加接近，可以成为城市当代史的有益补充。

由于“城探运动”来自民间，参加者往往没有接受过当代史、建筑学和城市规划等方面的专业训练，他们看到了很多，却往往并不知看到的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提升“城探运动”质量的关键。

04

嵌入地名的科学

提起“星光大道”，人们可能立刻联想到那个制造明星的节目。重庆北部新区也有一条星光大道，完全是因两边有以行星命名的地标建筑如“火星产业大厦”“海王星科技大厦”等而得名。当年规划这个区域，功能就是吸引和培养高科技企业。

生活中不乏用自然现象命名的地名，如“四面山”“雨城区”等，但是天王星、海王星这些天体，却不是普通人凭感官就能察觉的，完全是科学认识。

地名不仅用以指称地理位置，也寄托着价值观。以科学内容和价值观命名地名，本身就是科学文化进入公众视野的重要体现。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城市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美国有爱迪生市和牛顿市，德国有爱因斯坦市，澳大利亚有达尔文市。

中国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地名莫过于合肥科学岛。这里原来叫董铺岛，因为兴建物质科学研究院而改用现名，当地有很多大型科学装置。朝鲜平壤也有一条“未来科学家大道”，两边有很多为科学工作者建造的住宅。

创新，是科学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黄浦区有条“创新大道”，连接当地的生物岛、科学城和知识城。广东肇庆高新区也有一条“创新大街”，是当地打造大湾区科技工业新城的举措之一。成都科学城则有“创意路”，最初曾有人提议命名为“霍金路”，总之都没有离开科学文化的范畴。

与这些宏观概念不同，中国杭州滨江区有条“物联网街”，这名称非常具体地指向了某个技术领域。街道两边云集着很多与物联网有关的企业。龙羊峡、青铜峡和三门峡都是传统地名，青岛市以它们命名的“三门峡路”“龙羊峡路”和“青铜峡路”，则意在纪念在这些地方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

用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社区或者街道，也体现了对科学精神的推崇。澳大利亚有个“达尔文港”，就是为纪念生物学家达尔文。地质学奠基人洪堡则在全球留下很多以他名字命名的海洋、冰川和山峰。

上海浦东张江区有牛顿路、祖冲之路、爱迪生路、伽利略路、蔡伦路、李冰路……中外科学家用了个遍，以体现此地是中国三大科学基地之一。类似的新兴工业城市深圳也有隆平路、稼先路、张衡路、贝尔路、冲之大道和居里夫人大道。

在邓稼先的老家安庆市怀宁县，当地以“稼先路”作为纪念。旁边还有条“振宁路”，名称来源于杨振宁。邓稼先长期工作的四川绵阳与安徽合肥，亦分别有“稼先大道”和“邓稼先路”以示纪念。

诚然，进入地名的科学家，在数量上还远不如政治家与传统文化人物，但用科学家命名地名已经渐渐成为风潮。杭州市余杭区“钱学森路”，武汉“李时珍路”都是最近这些年诞生的。

为什么没列举“硅谷”呢？因为它只是一个别称而已，其真正的地名叫圣塔克拉拉谷。我也没列举北京中关村，它虽然是国内最著名的科技社区，本身却沿用了原有旧地名。上海有个“徐汇区”，地名来源于明末科学家徐光启，然而，这个地名本身并没有科学成分。因为徐家后人在此买地置业，当地便把这片地方称作“徐家汇”了。

郑军，未来学家、科幻作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未来研究会科幻艺术分会会长，曾获华语科幻星云奖年度中篇科幻小说银奖、年度最佳长篇科幻小说银奖等奖项，累计创作千万字。出版长篇科幻小说《灾难群岛》《生命之网》《决战同温层》等多部作品。

来源：《散文》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