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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桐在延安进行音乐采风期间
【譚延桐简介】
谭延桐，哲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教育家，编辑家，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院，先后做过《山东文学》《作家报》《当代小说》《出版广角》《红豆》等报刊社的文学编辑，现为香港文艺杂志社总编辑、香港书画院院长、《人文科学》编委会主任、《中国诗人·国际版》总监、中国现代诗高峰创作笔会名誉主席。
中学时代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剧本、报告文学、歌曲、书画等，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等共二十部，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名家名篇获奖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21世纪中国经典散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青岛出版社）、《当代散文精萃》（中国文联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延边大学出版社）、《新散文百人百篇》（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散文排行榜》（漓江出版社）、《当代散文精品》（广州出版社）、《新世纪优秀散文选》（花城出版社）、 《1999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0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漓江出版社）、《2003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4中国年度散文》（漓江出版社）、《2005年中国随笔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中国年度杂文》（ 漓江出版社）、《2007中国精短美文100篇》（长江文艺出版社）、《散文百家精华》（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作家出版社）、《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三百余种选本。主要著作有《夏天的剖面图》《民国大艺术》《一城浪漫》《笔尖上的河》《时间的味道》《遍开塔树花》《和火苗慢慢切磋》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法、德、意、俄、荷、韩、波兰、亚美尼亚等多种文字。曾获“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第五届金青藤国际诗歌奖”、“广西政府第五届铜鼓奖”，以及《人民文学》《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潮》、《时代文学》《广西文学》《西湖》等颁发的文学奖或编辑奖，并荣获“山东省十佳青年诗人”、“十佳华语诗人”、“中国十大杰出诗人”及“超吟游诗人”、“全国十大为学精神人物”等称号。散文《家是地球的中心》《决斗》《不画别人的风景》《对面的茑萝》《樱桃树下》《石头里藏着雕塑》等，被用作全国各地中高考语文试题，引起广泛影响。
在半空中飞翔
谭延桐
艺术家代达罗斯为了逃脱自己亲手建造的迷宫和麦诺斯国王的百般禁锢，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这样一个神术妙计：把千辛万苦地搜集来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羽毛拼成了许许多多、且长且实的羽毛，然后，就用麻线把中间捆住；再然后，就用腊把末端封住……按照他的脑子里的那张可靠的图纸，做成了一副大体上还算满意的翅膀。翅膀做成之后，他自然是反复地试用了，果然，如他想象的那样，十分凑效。接下来，他便给自己的儿子伊卡洛斯也做了同样的一副，并把做好的翅膀仔细地缚在了伊卡洛斯的双肩上——这时候，代达罗斯的双手，明显地有些发抖——准备，一起飞走，逃脱始终都在笼罩着他们的噩梦。
起飞之前，他一再地嘱咐自己的儿子：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如果飞得太低了，翅膀就会碰到海浪，打湿了翅膀，变得非常滞重，最终栽到大海里去；如果飞得太高了，翅膀上的封腊就会因为靠近太阳而被熔化，甚至引燃……千万要当心！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必须在半空中飞翔！说完之后，代达罗斯便热烈地拥抱了一下雏鸟一样信心有些不足的儿子，并给了儿子一个深沉的鼓励的吻。然后，就毅然决然地，一起飞上了万里苍穹。
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当他们终于飞到了萨玛岛上空的时候，伊卡洛斯便不由得骄傲起来，并且，被云空里的数不胜数的美景所惑，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慢慢地失去了控制，以致越飞越高，越飞越高……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帕尔卡飞来了，可是，好心的帕尔卡，迟到了一步，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不祥之神的一步一步的挨近，伊卡洛斯的翅膀便已经完全地熔化、松动了。眨眼之间，便一下子栽进了大海里，掀起了一朵比最大的叹息还要大的浪花。漂在海面上的羽毛，零零散散，像极了挽歌。
这个从古罗马神话中迁徙来的故事，在我的脑子里安居乐业，已经是由来已久了。陵谷变迁，这个故事在我的脑子里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变。
当，一声，再次敲在了我的心上。是的，它，确实是使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德国的“中派主义”的。
《论语·雍也篇》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庸之为德矣，其至矣乎!”孔子的嫡孙即孔子的儿子孔鲤的儿子孔伋在其《子思子》中，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其《中庸章句》中，也都把孔子的这种“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道德观做了大肆的渲染和宣扬。于是，“中庸”思想也便世世代代香火不断了。人们的脸上写着“中庸”，心里想着“中庸”，嘴上念着“中庸”，耳朵里灌满了“中庸”，就连骨头里和血液里也都刻着“中庸”流着“中庸”。
至于出现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部的“中派主义”，实际上，也是一种“中庸”，是“中庸”的翻版。它以德国理论家、活动家、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卡尔·考茨基为代表，主张要立于马克思主义左派和修正主义右派之间的“中派”立场上，要求左派放弃革命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利益服从于资产阶级利益，保持一种“大和平”和“大统一”……这样的“中立意识”和“中性反应”，自然是还有很多。其根本点或集中点，也都无不在于做一个隐蔽的机会主义者，从而始终保持着“在半空中飞翔”的姿态。这，倒是颇有意思的。
细思……
哦，按照他们的逻辑，也只有在半空中飞翔，才是最最安全的。如果不是像伊卡洛斯那样突然失去了控制，偏离了方向的话，也的确算得上是“最最安全”的。这，也便在无形中给了世人这样的一种警示：忽上或忽下，过前或过后，偏左或偏右，太冷或太热……都是最最危险的。因此，在半空中飞翔，也便代表了一种时代性，甚至，代表了一种人类性。也就是说，时代本身就是“中速”、“中间”、“中和”、“中规中矩”的。如果，你比时代走得快了，过于激进了，超前了，就会遭到众人的嫌弃，或冷落，或排挤，或诽谤，或打击，或追杀，最终落个悲惨的下场；如果你比时代走得慢了，就会遭到众人的鄙弃，或蔑弃，或唾弃，或遗弃，走着走着，就会走到万分窝囊的地步里去。因此，渐渐地，世人也便越活越聪明了，越活越精明了，习惯了不古不今、不衫不履、不荤不素、不三不四、不伦不类、不瞅不睬、不痴不聋、不哼不哈、不管不顾、不闻不问、不疾不徐、不紧不慢、不瘟不火、不冷不热、不丰不杀、不间不界、不夷不惠、不好不坏、不稂不莠、不上不下、不雌不雄、不明不白、不尴不尬、不得不尔、不痛不痒、不僧不俗、不死不活、不日不月、不仁不义的生活了。时代走到哪里，他们也就跟到哪里，既不超前半步，也不落后半步，始终都与时代保持着绝对并行的姿态。往往的，这样的人，既热不着，也冻不着，既好不了，也差不了，一生都是保持着他们的“中游水平”的。而那些生来就敢于探险的人，深具大无畏精神的文化战士和思想将士等，可就惨了。保守、迂腐、落后的人被时代冷落，甚至甩得远远的，自然是有其道理的，谁让他们胆小怕事来呢；可是，吃亏的，如果总是那些冲锋陷阵的人，浴血奋战的人，比如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之类的，就不能不让人沉思甚至费解了。如果，没人去探险，没人甘愿去做人类的“人文路标”、“精神路标”和“思想路标”的话，不知人类的精神肌体如今还在哪个泥潭里打转转、苦苦地挣扎呢。探险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得不到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任何的好处的，比如文森特·梵高、艾米莉·狄金森、弗兰兹·卡夫卡、费尔南多·佩索阿……寻找精神的黄金，总是要付出血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的。精神的黄金终于找到的那一天，往往的，他们也便倒下了，倒在了世界的迷雾之中。
你看，那些漫天的迷雾啊。迷雾，连着迷雾。迷雾，套着迷雾。迷雾，还是迷雾。世人的目光，是那样地有气无力。
写到了这里，兀地，我便又想起了鲁迅先生的那篇言近而旨远的《最先和最后》——
《韩非子》说赛马的妙法，在于“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倘若一开始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针了。
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
……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于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鲁迅先生的文字，总是让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痛楚。他，确确实实，是太了解我们国人的内在的顽渍了。我们的国人早就已经习惯了一块儿往前赶的“热闹”，鲜有冲在前面的大无畏者，大长厚者，大孤独者，大落寞者，大清醒者，大思想者，大径启者，大出息者，也便，在意料之中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是非皆因多出口，烦恼皆因多出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等等，我们的国人，都背得熟而又熟了啊。虽然，真正成熟了的生命，并不多见。这熟与不熟的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既是生命问题，更是心灵问题，当然也是社会问题、民族问题和人类问题。
话又说回来……是的，我必须说回来：如果大家都绞成一团，在半空中飞翔，既不会被太阳灼伤或者烤焦，也不会被海浪咬伤或者咬死，难道，真的就安全了吗？你挤我我挤你、你咬我我咬你的生活，难道，真的就会挤出力量来，咬出幸福来？所谓的“中间道路”，难道，真的就是通向安魂定魄、安身立命、安堵乐业、安常处顺、安闲自得、安枕而卧、安富尊荣、安邦定国、安然无事的最佳途径？就算是安全的，可那样的安全，又有什么意思呢？就算是能挤出力量来，咬出幸福来，可那样的力量和幸福，又有什么益处呢？就算是最佳途径，可那样的“最佳途径”，又有什么价值呢？怕是早早地便有了“结丝千绪不胜愁，莫怪安仁鬢早秋”的慨叹吧？怕是早早地便会有“惟是世人无才无术，或有才术矣，又恐利害及身，百般趋避，故亦遂因循不理，安坐待毙”来做结论了吧？安宅正路，怎么会是那样的呢？
只听，《庄子·则阳》云：“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解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执迷不悟甚至至死不悟呢？
听话要会听，会听，才会听出话中话儿，味中味儿——“千万要当心！必须在半空中飞翔！”我终于听出了代达罗斯的这句话里的别样味儿和反讽味儿了。代达罗斯，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雕刻艺术家和建筑艺术家，也是一位伟大的生命艺术家和生活艺术家。只可惜，这位西西里岛的土著文化的奠基人，虽然成了科卡罗斯国王的座上客，受到了西西里岛的居民的敬重和礼遇，其晚年，同样孤苦伶仃，同样忧患成疾，同样死得很惨。不禁唏嘘。
我曾经读过宋代文学家李公明的《大安人至》《过修诚馆》《宿郑山铺》《晚行青村》《题曹坑铺》《木芙蓉》《遇故人》《灯夕》《晓烟》《漫作》《芙蓉》《偶作》《早梅》等，然而，李公明的所有作品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的一首题为《中庸》的短诗——
要识中庸义，中庸乃是庸。
不须求胜解，只此是奇功。
卓卓孤峰上，明明百草中。
若将声色舍，声色却盲聋。
哦。
“要识中庸义，中庸乃是庸……”我，默诵着，默思着，默叹着。
（刊于《广西文学》2003年第1期，曾获首届广西青年文学奖）
史传统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谭延桐的名字，如一颗璀璨的星辰，不可忽视，不可替代。谭延桐不仅是香江画派的领军人物，也是“情况哲学”、“佯狂哲学”、“通感教育”和“写意散文”的先驱。他的散文，好评如潮，比如：
作为写意散文的首倡者，他的一个个智性、哲性、诗性的发现，不仅仅反复擦亮了阅读者的眼睛，还给人带来了顿悟与惊悚。在谭延桐的笔下，这些凡常的事件活了，有了深度，有了姿势、色彩、韵致和智慧，成为一篇篇厚厚的重重的浓浓的值得反复玩味的美文。（《文学报》2002年10月10日）
思想和文字呼啸而去，就像是意气风发的骏马，风驰电掣的天马……有时候，它又像是翩翩起舞的鸟儿，或在阳光中，镶着一道又一道金边；或在白云里，衔着一个又一个天机；或在梦幻的深处，手持无数的秘密……既是超现实的，又是三维的，立体的，全息的，现代的……与时尚无关，与主流无关……所带给我们的世界，却总是那样地广袤、深邃、斑斓。人性的光辉，思想的光辉，诗性的光辉……这诸多的光辉，其实我更乐意把它叫做“谭延桐的艺术光辉”。（《出版广角》2007年第2期）
谭延桐先生首先是以诗人而闻名的。他的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树一帜的诗歌创作，在九十年代物欲化日盛的潮流中，愈益显示出他作为真正有良知的诗人的可贵和真诚。他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写下了大量的散文作品，读他的文章，常常心灵为之震动，心绪为之澄明，心胸为之开阔。谭延桐散文已不同于传统散文乃至20世纪的中国散文。与鲁迅先生相近，谭延桐将散文之船置入灵魂的海洋中，靠知性思辨之舵和诗象语言之浆，来驾驶前行……（《山东当代散文作家论》泰山出版社 1998年3月出版）
谭延桐的写意散文完完全全是一个异数。这个异数，来源于他的极具活力的巴罗克基因和极具创造力的巴罗克精神，彻底更新了的人文观念和崭新的审美特性，以及对“统一风格”的放弃和对“惊异感”的逼近。从这个异数里，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的卓尔不群的文化性格以及他所给予的自己的写作史的罕见的纯粹的意义。（《广西日报》2003年月10月10日）
……
完全可以这样说，谭延桐的散文，独树一帜，独领风骚，不可多得！
谭延桐的经典散文《在半空中飞翔》，曾获得“广西首届青年文学奖”并被选入以他的篇名命名的《在半空中飞翔》一书，深受好评。这篇如同手术刀般精准解剖国民性与人类生存困境的宣言书，以古罗马神话为引，以中国画论为骨，以鲁迅式的批判为魂，在文字与画布的互文中，完成了一次关于飞翔的终极哲学辩证。这是谭延桐“佯狂哲学”最早的文学雏形，是一把在平庸的世俗泥沼中以此刺破虚伪“中庸”的利剑，其思想的闪电，以逼近之势，直抵肺腑。
神话的解构与“中庸”的范式：从生存策略到自我审视
散文以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的神话开篇，这是一次极具颠覆性的神话重构。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这或许只是一个关于技艺与逃亡的故事，但在谭延桐的笔下，代达罗斯的警告“必须在半空中飞翔”，不再仅仅是父亲对儿子的舐犊情深，而被赋予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时代隐喻。作者以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将这个神话从关于逃逸的故事转化为关于生存姿态的寓言。
谭延桐敏锐地捕捉到了半空中飞翔这一状态的荒诞性。如果飞得太低，会被海浪打湿翅膀；飞得太高，会被太阳熔化封蜡。于是，中间状态成为了唯一的生存法则。然而，作者的笔锋随即如刀锋般转向，直指中国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派主义”。他用一种极具张力的排比句，将“中庸”描绘成一种无所不在的精神枷锁：“人们的脸上写着‘中庸’，心里想着‘中庸’，嘴上念着‘中庸’……就连骨头里和血液里也都刻着‘中庸’流着‘中庸’。”这种批判是犀利且不留情面的。谭延桐指出，所谓的“中庸”，在现实操作中往往异化为一种隐蔽的机会主义。要求人们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这种哲学造就了一种中游水平的人生，既不超前，也不落后；既不热烈，也不冰冷；既不痛苦，也不快乐。这是一种不死不活的僵尸美学，是一种为了安全感而自我阉割的精神自宫。作者在此处的论述具有极强的逻辑穿透力，他引用鲁迅先生《最先和最后》中的观点，痛陈中国人“不为最先，不耻最后”的处世金针，实质上是一种卑怯的逃避。
谭延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揭示了这种“中庸”背后的恐惧机制。正如文中那一连串令人窒息的“不”字排比：“不古不今、不衫不履、不荤不素……”，这不仅仅是修辞的铺陈，更是对一种无个性的集体人格的精准素描。这种无个性正是“佯狂哲学”所要反拨的对象，当世界的荒诞性和公众的默认性日益突出时，“不偏不倚”实则是同谋。
佯狂哲学：在荒诞中确立主体性与“骨头里的洒脱”
如果说对“中庸”的批判是显性的，那么“佯狂哲学”则是这篇散文隐性的精神脊梁。谭延桐曾言：“佯狂哲学”是“假装疏狂，而不是真的疏狂”，其目的在于反拨，在于更好地屹立。在《在半空中飞翔》中，这种哲学体现为一种骨头里的洒脱和风在的超越。
散文以一种近乎癫狂的姿态，罗列了一长串“不”字头的词汇，这种语言的暴烈与内容的萎缩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本身就是一种“佯狂”的语言表述。他故意打破语言的常规，用一种“疯言疯语”的姿态，去冲击正统话语的围墙。正如谭延桐在后来的哲学阐述中所说：“只有那些‘非正统’的即貌似疯言疯语实非疯言疯语的话语才饱含着真正的思想。”
这种“佯狂”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一种极具策略性的能动性与自由意志的东方变体。面对世界的荒诞性和公众的默认性，作者选择不沉默，也不盲从，而是以一种夸张的、变形的姿态进行反拨。文中提到代达罗斯这位伟大的艺术家晚年“孤苦伶仃，忧患成疾，同样死得很惨”，这不仅是对神话人物的同情，更是对反拨者命运的预警与致敬。但这种惨并未让作者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安全的代价。
“佯狂”在这里成为了一种保护色，也成为了一种武器。它让作者得以在“半空中”保持一种清醒的痛感。当世人都在为“中庸”的安全感沾沾自喜时，佯狂者却看到了这种安全背后的虚无，你挤我我挤你、你咬我我咬你的生活。这种痛感，正是生命力未被完全阉割的证明。正如《宋史》里所说的“姿稟劲特，气节豪迈”，这种“劲特”与“豪迈”，正是佯狂者在精神的废墟上重新站立的姿态。
艺术互文：从文字到画布的精神飞升与“雷电”的隐喻
谭延桐的文学与绘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彼此提携”的。隔了二十多年后，《在半空中飞翔》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幅超验绘画。这幅画不仅是散文的视觉注脚，更是其哲学思想的升华与具象化，也是对“佯狂哲学”最直观的补充说明。在这幅同名画作中，谭延桐运用了极具表现力的色彩与笔触。画面下部是铺天盖地的黑，那是被揉皱的夜，是现实的重力，是“中庸”带来的窒息感；而上部则是碎金般的橙与幽蓝的丝缕，那是从黑暗中渗出的光，是精神的升力。这种构图完美对应了散文中必须在半空中飞翔的张力，黑是海水的威胁，橙蓝是太阳的诱惑，而半空中正是现实与理想角力的战场。
画作的笔触惊心动魄。谭延桐没有用画笔去描绘，而是用身体行动把精神冲动痕迹化。刮擦留下的深浅划痕，像是在黑夜中踩碎枯枝的声音，又像是潜意识里的焦虑；而晕染的橙色，则像母亲织了一半的毛衣，带着记忆的温度。这种无线条的线条引导着观者的视线从底部的黑暗挣扎着向上，穿过灰黑的过渡带，最终落在那片神秘的橙蓝之上。这幅画深刻地诠释了飞翔的本质，不是到达，而是过程；不是拥有，而是成为。正如散文中所言，伊卡洛斯的悲剧在于他失去了控制，而代达罗斯的警告在于必须控制。但在谭延桐的超验视阈下，真正的飞翔恰恰包含了这种失控的风险。画作中那些正在上升的张力，那些粗糙的颗粒，都在诉说着一个真理，为了摆脱重力，必须承受撕裂的痛苦。
结合“佯狂哲学”来看，这幅画就是一种视觉上的“佯狂”。它不追求和谐的美，而是追求骨头里的洒脱；它不回避黑暗，而是在黑暗中用泪水泡大自己，让自己成为用鲜血淬就的一块钢铁。更重要的是，谭延桐在画作的阐释中补充了一个关键的维度，不是我们没有能力高飞，而是，在有些时候，高飞是危险的，因为高处有雷电。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击穿了之前关于飞翔的浪漫想象，将其拉回残酷的现实语境。这里的雷电既是物理上的太阳火舌，也是社会权力的暴力隐喻，更是命运无常的象征。这正是“佯狂哲学”中反拨的深刻性所在，这不是盲目的冲锋，而是对危险的清醒认知。选择在半空中飞翔，不是因为不能高飞，而是因为要躲避雷电；但也绝不坠落，因为要拒绝海水的吞噬。这种悬置的状态，这种在夹缝中求生的姿态，恰恰是生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危险，一种带着镣铐的舞蹈。
思想深度：存在主义的东方回响与价值重估
散文《在半空中飞翔》之所以经典在于它触及了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谭延桐借李公明的《中庸》诗：“要识中庸义，中庸乃是庸”，完成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他指出，如果为了安全而牺牲了声色，那么这种生命就是盲聋的。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悖论，是选择像伊卡洛斯那样在追求光明中瞬间燃烧，还是选择像中庸者那样在平庸中漫长腐烂？谭延桐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但他通过佯狂的姿态表明了立场。他引用庄子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暗示真正的安全不在于静止的中点，而在于动态的游逛。
这种思想在谭延桐的“情况哲学”和“价值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展。在他看来，世界是荒诞的，但人可以通过觉知和重估价值来重建意义。散文结尾处对代达罗斯晚年凄惨结局的描写，并非为了宣扬悲观，而是为了揭示一种残酷的真实。在这个世界上，清醒的痛苦远胜于麻木的幸福。那些吃亏的却总是那些冲锋陷阵的人，但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脊梁。谭延桐通过佯狂的视角告诉人们，正是因为高处有雷电，高飞才显得如此壮丽；正是因为海浪汹涌，飞翔才成为一种反抗。
在雷电中飞翔的孤勇者
细读经典散文《在半空中飞翔》，发现谭延桐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为自己的精神王国立下了法则。这篇散文是他所有哲学思想的胚胎，包含了对正统的反叛（佯狂哲学），对现实的超验（超验绘画），以及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情况哲学）。谭延桐用他的文字和画笔告诉人们，真正的生命不是在避风港里苟延残喘，而是在雷电交加的半空中，保持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他让人们看到，在一个充斥着中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时代，依然有人愿意做那个不合时宜的伊卡洛斯，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泪水，去喂养那只名为真理的怪鸟。
最终，散文与画作在佯狂的维度上达成了和解，飞翔不是为了逃离地面，而是为了在空中确立人的尊严。那半空中的姿态，不再是怯懦的妥协，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与荒诞世界博弈的英雄主义姿态。谭延桐以其绝代的才华和孤绝的姿态，在半空中为人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飞翔轨迹，那是永远在路上的、痛并快乐着的精神突围。在这个意义上，谭延桐不仅是在飞翔，更是在用灵魂撞击时代的钟，让那沉闷的空气中，多了一丝清醒的裂响。
太多的散文，都没有什么思想，而谭延桐的散文，却篇篇饱含着思想的汁液与养分。语言的功夫，他是一流的，由于思想的注入，他的散文也便愈加地彪柄了。因此，就不能不说，谭延桐的散文是当代中国最好的散文之一，这点，毫不含糊。既有哲学背景也有美学观照的散文家，是少数，谭延桐的散文在这少数中熠熠生辉。大概，正因如此吧，他的散文才成了中高考命题专家的青睐，频频选取。不仅如此，还被译到五十多个国家，且倍受推崇。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谭延桐的文化底蕴，非一般人所想象。是谭延桐的深厚的文化底蕴，酵化了他的整个艺术世界的。走近他的艺术世界，便觉琳琅满目，异彩纷呈，且是以不可阻挡之势。
幸甚，当代有如此的散文大家，像地火一样在燃烧，且燃烧得炽烈！
【评论作者介绍】
史传统，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家；《香港文艺》编委、签约作家；香港文学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学术专著《鹤的鸣叫：论周瑟瑟的诗歌》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散见《芒种》《青年文学家》《香港文艺》《中文学刊》《河南文学》等。先后发表诗歌、散文、文艺评论2000多篇（首），累计500多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