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蔚东VS陆幸生
▓ 陆蔚东
幸生兄大作《晚明轶事——国难中的风花雪月》就像一把钥匙，精准地捅开了晚明王朝这段痛史最沉重的内核。我以为，中国宋明两代 ，不仅是一种壮怀激烈的悲壮，更是一种渗透在历史肌理深处的悲伤与悲哀。说它悲壮，是山河破碎时仍有文天祥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是崇祯皇帝煤山自缢前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那种生命在绝境中爆发出最后的光芒和悲壮，绚烂而短促。
所谓悲伤，宋朝坐拥当时世界最高的文明成就，却在铁蹄下一退再退，终至崖山蹈海；明朝曾七下西洋扬威域外，却在封闭与内耗中走向黯淡。它们并非亡于蒙昧，而是败于自身无法挣脱党争、腐败、体制僵化的恶性循环。“三悲”最深的是悲哀。
宋代市井的繁华笑语，明代书院的思想激辩，最终都沉寂在历史的叹息里。那不是突然的终结，而是一种清醒的沉沦。文明明明看见了深渊，却依然一步步走了进去。所以宋明两代，注定是一场早已知结局的悲剧。
那些奏折里的忧思、诗歌中的哀鸣、战场上的热血，都因此蒙上了一层宿命的色彩。这或许就是读史最深的滋味：在辉煌处看见裂纹，在顶峰时听见挽歌。
“天翻地覆的风云激变”，却挡不住“风花雪月的后庭晚唱”——这种近乎荒诞的对比，正是晚明最令人扼腕的历史图景。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王朝的倾覆从不始于城破之日，而是始于执政土壤的板结与坏死。所谓“执政土壤的死亡”，是比战火更寂静的溃败。
当政治生态失去新陈代谢的能力，朝堂便沦为派系倾轧的名利场。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位内阁首辅，不是用人不疑的果决，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已丧失共赴国难的基本共识。
东林党争、阉党余孽、地域集团，他们为“红丸案”“移宫案”等往事反复纠缠，消耗的恰是应对饥荒、边患、财政崩溃的宝贵时机。这种内耗型政治，本质是制度免疫系统的全面崩溃——面对危机，体制最先激活的不是防御机能，而是自我吞噬的惯性。
更触目惊心的是“官员和社会风气的颓败”。当士大夫以“清谈”为风雅，以“奢靡”为身份标识，以“避事”为生存智慧时，整个社会的价值支柱已在内部蛀空。书中描写的江南士绅，一面在秦淮河畔吟咏风月，一面在赋税、田产上精于算计；朝廷命官面对闯军压境，首先考虑的仍是保全身家、预留后路。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国家便不再是一个有机整体，而沦为无数各自逃生的碎片。
很多人将明朝灭亡归因于李自成破京吴三桂叛明和清军入关。其实，一个王朝的真正死因，是它早已丧失了值得为之赴死的理由。 当最精英的阶层都在用“风雅”装点苟且，用“诗酒”麻痹良知时，所谓气节，便成了《桃花扇》里李香君血溅扇面的凄美，却无力回天。
所以说土壤坏了，即便播下再好的种子也长不出好苗来。崇祯帝算不上昏君，他勤勉、节俭、力图振作，从个人品质而言，他是一颗“好种子”。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哪一个不是一时人杰？哪一个不都是栽在了那片已经板结寸草不生的政治土壤里！
由此可见，土壤越坏，越需要好种子来弥补，但好种子在坏土壤中反而死得更快。崇祯越勤政，越事必躬亲，就越陷入“越勤越乱、越乱越勤”的死循环；袁崇焕越有担当，就越容易成为党争的靶子。坏土壤会主动排挤它无法消化的优秀个体。 更可悲的是种子还会适应土壤。当一个体制长期奖励钻营、惩罚实干，久而久之，再正直的官员也会学会“自保优先”。明末士大夫不是天生无耻，而是正直的成本太高、生存的概率太低。土壤的衰败，最终会改造种子的基因。
众所周知，一个土壤的形成需要数百年，它的败坏同样需要漫长积累。万历朝开始的怠政、天启朝的阉祸，到崇祯时已积重难返。此时即便出现一个张居正，也即便出了于谦、王阳明、戚继光、海瑞等名臣贤臣能臣，但也已无力回天，因为土壤的改良需要时间，而历史不会等待。
崇祯自缢煤山时写“诸臣误我”，他或许至死都没明白——误他的不是具体的臣子，而是那片让好种子也无法存活的政治生态。这大概也是历史留给后世最残酷的教训：评价一个时代，不要只看它播下了多少好种子，更要看它的土壤，还愿不愿意、能不能让好种子活下来。
任何时代的“风花雪月”，若以遗忘责任、逃避担当为底色，都可能成为大厦将倾前的最后一场堂会。 历史从未远离，它只是在等待后人读出其中不曾褪色的警示：一个社会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外患最烈之时，而是当维持它生存的土壤已坏死、精英群体集体沉迷于精致生活，却对各自的社会责任感的日益麻木和完全丧失的那一刻。
——读陆幸生大作《晚明轶事——国难中的风花雪月》有感。
（作者为原南京日报总编办主任、高级记者）
深谢蔚东兄，如此认真阅读拙作《晚明轶事》并写下大段读后感，真知灼见，很受教益。
其实晚明是中国社会的转折大变局时期。一方面″儒表法里″的皇权专制体制走到极致后的衰败，已丧失了纠错功能，只能曲线下滑，一路衰败着走向灭亡。
所谓"王朝兴衰周期律″的再现，并非君王个人意志能够主导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即便李自成起义成功建立大顺朝也只是王朝的重复，且可能更加野蛮，因入京数月即见端倪，代表儒家精英的李岩被排斥，牛金星、刘宗敏等辈巧取豪夺，无所节制，逼反吴三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纪》总结教训深刻，为毛泽东主席称赞，并在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入京前引以为戒，而称为"进京赶考"。
内忧外患，外冦入侵，虎狼窥伺，只是所谓外因。关健还是专制极致后，以皇家庄园为基础而至各地豪强土地兼并，两极分化严重，而使民怨沸腾，激起民变。皇权专制加剧，官僚集团贪婪横行，骄奢淫逸，民不聊生。因此，从汉儒到宋儒至明儒的演变，骨子里仍是商韩法家思想大一统所谓“儒表法里″统治权术到明太祖、神宗一朝，已经在体制机制上完备。儒家教化愚民，法家严刑驭民，双轮驱动而使王朝车马在君主独裁暴政苛政中走向覆灭。
原汉儒董仲舒独尊儒术，希望以原教旨孔孟儒学加老庄自然天道垂拱而治轻徭薄赋，以惠民生，以仁义治国而安天下，以天灾示警，能够对皇权形成制约，对暴君失德警示。也即文官集团对专制皇权的平衡而使国家稳定，民众安居乐业。而专制权力本身是不受制约不能分享的。如″明末大礼仪、红丸、国本″三案，官僚集团群体对皇权胡作非为进行抗爭，而对强大专横的君主权力无能为力。帝国"择劣汰优"体制机制，东西厂特务统治下的挺杖诏狱支撑着皇权的普天之下王士王臣的家天下，早已失去孔夫子提出建立在仁义礼智信基础下"公天下"理想乌托邦。
明朝立国初期太祖爷就具有"君轻民重"民本意识的孟轲排除出孔庙。因此才导致权力集团内部儒学原教旨大臣如海瑞和后来的东林党人的悲剧。同时一批文武兼资的儒学将帅(统治者怕出现汉未唐末蕃镇割据威胁皇权取文官领军)其中蓟辽总督(相当加国防部长衔沈阳军区司令)专应对关外满清贵族威胁全系颇居战略眼光文官且有东林倾向如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前二者被冤杀，熊被传首九边，袁被凌迟活剐，后两者战死疆场。均为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儒将典型。
腐败的皇权专制己容不得具有独立思想和才学兼优的人才。剩下的只是歌功颂德表面道貌岸然的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两面人，孔夫子斥为″乡愿″的奸佞之徒。无可用之人，自然只能信任宦官太监等奴才。二是明未随生产力发展，具有独立思想市民社会萌芽，已悄然成长发育，主要是商品经济发达江南地区。结社成风先是文学社团慢慢带有政治目的问鼎朝政的雄心壮志。如张溥的复社几乎是儒家知识分子精英尽在其中，不断进入统治中枢，影响政局发展，而具政党萌芽趋向。
其间王阳明心学由内圣外王而渐次转向人的主体内心，自然孕育所谓异端李贽和公安二袁的″独忬性灵″的独立意识。这些均为市民社会由文学社团而至政党雏形的逐步演变形成对皇权官僚体制批判制约，造就一批思想家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
著名的文史学经学大师冯梦龙，在我的《雾隐神龙》中有详细介绍，他的″三言二拍"即明末资本萌芽市民社会生活真实写照。一个王朝凡人才拔擢机制进入“择劣汰优”恶性循坏的马太效应基本是无可救药了。再加上失地农民大量涌入类似江南这些大城市，凭借着自己勤奋、聪明、才智进入城市投亲靠友自谋生路进入手工业经营者的行列。类似冯梦龙笔下秦重这样卖油郎，由小本经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再加上类似冯梦龙祖父辈这类书香世家在科举无望之际转入商人阶层，形成早期资本经营的基础。
此外，明末在开放沿海海禁后，打破了过去严禁“交通外番″禁令，东南沿海首开风气之先，私人工商贸易发达，奠定商品经济基础，逐步向内陆江南地区延伸，这些在冯梦龙的小说中均有所反映。不是因外寇入侵王朝倾覆，明末也将自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不至因清帝国又延伸二百八十年到晚清才由张謇等人提出立宪民主到共和理论。而又因辛亥革命宪政民主政体中道崩殂，后又因军阀混战、抗日战爭、国共内战直至新中国建政前，毛泽东、周恩来诸公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再次提出宪政民主思想，直至擘划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当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问及伟大领袖如何避免朝代兴亡之黄金定律时，毛泽东主席曾豪迈地说，我们找到的法宝就是"民主"，通俗地解读也即人民当家之主之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