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生青年与中年时期在武汉市新洲区的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先当干部后当领导，一直当到退休。他退休后我们才有接触，并且慢慢地成了朋友，因缘是他开始了写作，写散文，写报告文学。
有一些领导干部，退休后开始写文学作品，诗歌散文都写，然后很自信地给我看，说：“指教指教。”我当了一辈子文学编辑，当然能一眼看到这些作品的弊端与无意义，就直说没达到发表水平，让他们自信而来沮丧而去。王建生的散文与报告文学，我读了，我看到他对生活的感觉和历史文化的修养都不低，这说明在他当干部当领导的几十年中，没有离开过文学现场，只是没有时间进行写作而已。如果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写作的话，如今的文学成就肯定不低。
他要出版一本游记散文集，把书稿给我，请我写序，我觉得我是有一些话可说的。
阅读要写序的文稿，有多种读法，最难受的一种是硬着头皮读。我打开王建生的文稿，不慌不忙地就毫无障碍地读下去了，一点也不头皮发麻。把作品称作游记，作者是要有自信的。如今游记或说旅游散文写的人太多，报刊和读者并不看好，写得好的真不多。这类散文与采风散文联系得很紧密，某地方请你去采风，吃了喝了，然后你写一篇与这地方有关的散文，任务就完成了。不能说这类散文没有好的，有人也能写出很经典的作品。但这类散文大量的是同质化，不过是些不痛不痒的介绍性材料或旅游说明书。所以我说写游记采风散文是危险的，没有眼光、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和独特的发现，就很容易流于一般化。
通读王建生的游记散文，不能说篇篇都好，但他的游记散文能让你读下去，读完后有收获。这些散文不是参加泛泛的采风后写下的文字，而是他在或自驾或舟车或步行的行走中，心灵的震动、眼睛的发现和透过历史烟尘对史料的打捞而获得的人生体验。这些感动过他的体验用文字表述出来，必然也就感动了读者。
行者王建生说王建生的散文是游走中所得，是我把他的文稿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川西行十日记》他们自驾走了10天，《敦煌四日行杂记》走了4天，《文学中欧行》走了10天，《走进大凉山》走了9天，其他的一些地方，如到新疆独库与伊犁、四川草堂、江西滕王阁、内蒙古呼和浩特、云南泸沽湖，那行走也是三天五天或更长的，看不出他的哪篇作品是没有到过现场而写出来的。
王建生游记散文中，读者得到的启发、感悟、思想收获很多，我在这里挑选说说。
到广东潮州旅游，文化历史风景很多，都可以写，但切莫泛泛去写，泛泛而写，就成了旅游说明书。王建生写潮州，抓住了韩愈写。他抽丝剥茧，写出了韩愈为了国家和人民，铮铮硬骨、耿耿丹心。上奏皇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论佛骨表》等奏章，惹得皇帝大怒，一次次遭贬，“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韩愈在文学上的成就，在治理家国方面的能力只是略写。提到潮州，人们记住了韩愈的铁骨，对于他被颂为“泰山北斗”“万世文宗”倒放在其次（《八月居潮万古名》）。
写岳阳楼的文章和作者不可计数，把岳阳楼写出新意和深度，是对作家的一种挑战。王建生写岳阳楼，抓住了范仲淹这个人。一篇《岳阳楼记》奠定了这篇“天下第一记”的不可动摇的地位，成就了岳阳楼这江南名楼的声望。这篇名文是范仲淹写的，是范仲淹没有到现场，仅仅凭着朋友滕子京画给他的一幅图写成的。《岳阳楼记》精神内涵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写出这种境界的人，没有这等胸襟是不可能写成的。范仲淹苦寒出身，中进士后从九品官干起，干得特别卖劲，怀着为国为民的思想，他当官到一定的位置后，就多次进谏，得罪了皇帝和权贵。范仲淹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被称作“大宋的第一犟驴”。庆历六年九月，贬在河南邓州任知州的范仲淹，接到好友滕子京的信函之约，一气呵成《岳阳楼记》，把自己的追求和抱负写进文中，送到江南的岳阳楼（《天下情怀岳阳楼》）。
我不再多作引述了，我只是通过上面的文章，来说明王建生的这本书的一个写作特色。诗歌创作中有诗眼之说，散文创作中也有文眼之论。文眼是一篇文章中最亮眼、最揭示文章内涵的地方。一个作家，在一堆素材中挑选最能表现文章主旨的部分写出来，打动读者，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王建生的游记散文集，是在他行走的过程中，在所见所闻大量的人、物、民俗和历史、风景中，经过挑选、淘洗、提炼，披沙沥金，刨去表面的浮土和枝叶，挖掘到中心，撷取事物和材料中的核。这核是珠贝，是文眼，是作者要表达的文心与意蕴。
王建生的游记散文，是他行万里路，看千种景，访百种人，在行走中采撷的一颗颗闪亮的珠贝。
2025年9月11日于武汉翠柳街
刘益善，笔名易山，著名作家，诗人。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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