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凸岭的童年时光》
我生于丙申猴年,一九五六年八月初一。韩城盘龙道口梁北凸岭的那孔土窑洞,那座老内院,是我一辈子魂牵梦绕的根。那些刻在骨头里的童年记忆,就像黄土坡上飘不散的窑烟,淡淡袅袅,永远留在心头。
父母同生于一九三七年,属牛,一辈子面朝黄土、勤勤恳恳,含辛茹苦把我们四男二女六个儿女拉扯大。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妹们一个比一个小三岁,一家八口人的吃喝穿戴,全靠父母一双手在黄土地里刨出来。
父亲念过初中,在生产队当会计,账目算得清清楚楚,一分一厘都不马虎。他不仅心细会算账,干起农活更是犁磨耙碾,样样精通,割条编筐、编篮子,是乡下的手艺活,他没有不会的,是村里人人夸赞的能干人、实在人。母亲更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双巧手撑起了全家的日子,粗粮细做、缝补浆洗,再苦的日子,也被她打理得有模有样。
我记事起,就活在人民公社、大生产队的年月里。一家人的口粮,全靠工分说话。壮劳力一天挣十分,妇女按体力强弱评七到九分,工分多,分的劳动粮就多。父母为了多挣工分、多分一口粮,春夏秋冬,天不亮就下地,没人管娃,出门总把我们兄妹带在田埂上。他们在地里汗流浃背、弯腰劳作的身影,深深印在了我童年的每一个日子里。
一到秋天,生产队的花椒红满了坡,那是一年到头唯一能按现金记酬的活路,也是全家最欢喜、最忙活的时候。队里定下规矩:摘一斤花椒,给五分钱。谁摘得多,谁挣得多。于是,全家老少齐上阵,提上篮子、挎上布兜,一头扎进花椒林里。花椒树刺多扎手,可谁也顾不上疼,只想着多摘、快摘。
山坡上热闹极了,满坡大红袍花椒,香得呛人,大人摘、小孩捡,说笑声、摘椒声混在一起,热气腾腾。为了多挣几分钱,大家中午都不回家,自带干粮、提壶开水,甚至渴了就喝些甘甜的山泉水,蹲在花椒树下啃几口玉米面馍,喝几口凉水,歇上片刻又接着干。日头晒得人冒汗,衣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可大伙儿心里热乎、劲头足——多摘一斤,家里就多一分指望。 等我再大些,一有空就提着小篮上山拾羊粪蛋,交到生产队换工分。上了学,到了周末也从不闲着,拾粪、割草、喂猪,一样不落。到了秋天,再上山打酸枣、挖药材、摘柿子晒柿饼,晒干卖钱,贴补家用。我能出力了,比我小三岁的大妹妹,就早早照看着底下的弟妹,小小年纪就像个小大人,回想起来,满是心酸。
那时候,生产队分夏粮、秋粮,分两种:一种按人头分基本口粮,数量少得可怜;一种按工分分劳动粮。我们家娃多、劳力少,两样粮加起来也不够吃。一到青黄不接,父母就只能厚着脸皮去借粮,借人家一斗玉米,到夏收后,就得还人家一斗小麦。
日子苦得没法说。豆腐渣、豆子皮掺玉米面蒸的窝窝,高粱米熬的稀粥,磨面剩下的麸皮,都是家常饭。低标准那几年,野菜、树叶都成了救命粮,一到春天,漫山遍野的人抢着挖、抢着捋,去晚了就啥也剩不下。我从小挎着草笼割草,草喂猪,等猪出栏后卖掉,就是家里唯一的现钱,自家却一口肉都舍不得尝。
那年代,啥都缺。母鸡下的蛋,舍不得吃,攒起来换火柴、换肥皂、换食盐;穿烂的布鞋、烂绳头、坏了的锨镢犁耙,都要仔细收好,等货郎挑担进村,换成必须的日用品。每到腊月,父母去集上办年货,身上只背自家蒸的玉米面馍,街上羊肉饸饹再香,也舍不得花一毛钱买一碗。 我们一家八口,就挤在那孔黄土窑洞里,冬暖夏凉,虽窄小却温暖。家里的一日三餐,全靠母亲一手操持。石碾磨面、铁锅做饭,粗粮细做,搅合子馍、鏊儿馍、干炒面,样样做得香甜可口。家里来了亲戚,母亲压些荞面饸饹,那就是最高的待客礼,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家的味道。
母亲白天下地挣工分,夜里纺线、织布、缝衣裳,常常熬到三更半夜。我们兄妹的衣服,大的穿罢小的穿,补丁摞补丁,却被母亲缝得整整齐齐、结实耐穿。父母一生节俭,从不糟蹋一粒粮食、不浪费一寸布,我们从小看在眼里,也早早懂得了勤俭持家。 岁月匆匆,改革开放吹遍了山村,家乡旧貌换新颜。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电灯亮了,家电全了,新房盖起来了,从前的苦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父母离开我们已经十多个年头,可每当想起那些年月,心里依旧酸酸的、暖暖的。
我一辈子忘不了北凸岭的童年:忘不了全家摘花椒的红火热闹,忘不了父母挣工分的辛苦劳累,忘不了拾粪、打枣、挖药的山野时光,忘不了妹妹照看弟妹的懂事模样,忘不了赶年集背馍馍的节俭清贫,更忘不了一家人挤在土窑洞里的热炕头上,相依为命的温暖。 那些生产队、低标准、大食堂的艰苦岁月,早已融进我的血脉,成为我一生最珍贵、也最难忘的记忆。故乡是根,父母是天,那段清贫却温暖的黄土岁月,至今仍在我心底,滚烫如初。作者简介
李安民,陕西韩城人,70岁,中共党员、退役军人、退休警察。深耕韩城文脉,以镜头定格民俗黄河,文字记录乡梓变迁,作品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永胜杯”一等奖等国家级荣誉。退休后投身秦东应急救援与慈善,牵线百对姻缘,被誉为“老兵红娘”。完成68场马拉松,挑战临汾百公里越野赛,征战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以笔为戈、以镜为眼、以足为尺,文风朴实厚重,桑榆之年尽显退役军人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