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洛阳说（157）——人弃我取
——洛阳白江永撰文
《史记·货值列传》：白圭，周人也。魏文侯时，李（悝）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李悝(kui)（约前455年—约前391年），嬴姓，李氏，名悝，战国时魏国（今山西运城一带）人。曾受业于子夏及其弟子门下，做过中山相和上地（上党）守。战国初期魏国政治家、法学家，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后被魏文侯重用为相国，厉行改革，主持变法。政治上，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功罚过。力主废止“世卿世禄”的贵族特权。经济上，他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李悝的《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了变法，固化了当时的封建法权。是中国第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成文法典。后世称李悝为：文侯师。
“平籴（dí）法”是李悝推行的粮食宏观调控政策。他认为粮价贱则伤农（农民），贵则伤民（城市居民）。太贵太贱，都不利于统治。其做法是：将丰年与灾年各分大、中、下三等，按不同比例进行粮储调节，如大丰年收购四分之三存粮，大灾年则全数抛售，以此平衡市场供需。官府通过丰年平价收购余粮、荒年平价粜（tiào）粮来稳定粮价，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不法商贾从中渔利。史称：“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李悝的“丰籴歉粜”原则构成了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的核心框架。
白圭，名丹，字圭。战国时期洛阳人。魏惠王时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修筑堤坝，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来，魏国的政治越来越腐败，白圭毅然离开了魏国，到中山国和齐国游历。这两个国家的君主都想把白圭留下，帮助自己治理国家，可是白圭却都婉言拒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白圭回答说：“没有必行之事；不注重名誉；没有仁爱；财力已经耗尽；不能奋发图强。国家出现了这五种现象，一定会灭亡的。”白圭经过一番游历之后，对各诸侯国的政治局势看得更是透彻，也对政治产生了很深的厌恶，于是弃政而回洛阳走上经商之路。
战国时期，商人的队伍非常庞大，商业迅速发展。当时商人大都喜欢经营珠宝生意，可以获利百倍。很多商人囤积居奇，垄断市场，还兼放高利贷，牟取暴利。
洛阳自古商业就很发达，善为商贾。白圭才智出众，独具慧眼，从“平籴法”悟得商机，另辟蹊径，他提出“欲长钱，取下谷”的经营策略，认为“下谷”等生活必需品，虽然利润较低，但是消费弹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胜，一样可以获取大利，于是他便选择了农产品、农村手工业原料和产品的大宗贸易这一新行业。
白圭根据岁星纪年法和五行论，运用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认为农业的一个周期为12年，总结出一套农业收成丰歉的规律。并遵循这个规律进行交易，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经商。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从丰年和歉年的价格差中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白圭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经商速战速决，“贱买贵卖”雷厉风行，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如果智不能够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足以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
白圭主张减轻田税，征收产物的二十分之一。白圭的“人弃我取”、“知进知守”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史记》、《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治生之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宋景德四年，真宗封白圭为“商圣”。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