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念与信仰的界限

王艳军

小时候，我家老屋的前院，有一棵黄桃树。到我记事的年纪，桃树已经长得极高了，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的伞。每年秋天，桃子熟了，黄澄澄地挂满枝头，煞是喜人。我那时馋嘴，总想爬上树去摘最顶上的那几个——顶上的桃子，日照最足，想来也是最甜的。母亲不许我爬，说树太高，危险。可我不听，趁她不注意，偷偷攀了上去。树枝在脚下吱吱嘎嘎地响，风一吹，整个人跟着晃。我终于够到了那个最大的桃子，心里正得意，脚下的树枝却断了。我从半空中摔下来，把肩膀摔脱臼了，手臂用布袋吊了整整一个秋天。

后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我要的那个桃子，其实并不比低处的甜多少——多年后我吃到过顶上的桃子，味道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非摘到不可。那种“非什么不可”的劲儿，大概就是执念罢。

执念这东西，说来也怪。它不像欲望那样直白——欲望是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直来直去，满足了也就放下了。执念不同。执念是明明已经吃饱了，还盯着锅里的不肯走；是明明知道前面是堵墙，还要拿头去撞，撞得头破血流，还觉得是自己撞得不够用力。它带着一股子拧巴的劲儿，像是心里长了一根刺，不拔出来疼，拔出来又怕疼，就这么耗着，耗到整个人都变了形。

我刚毕业走上军校教学岗位时也曾有过一段执迷不悟的日子。那时候我为了完成学术研究任务，刚开始写作，投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偶尔有一两篇“豆腐块”发表了，也是排在杂志或报纸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我心里不服，觉得是编辑不识货，于是写得更加拼命，每天写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顶着黑眼圈去上课。我那时候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只要我写得足够多、足够苦，就一定能被看见。

后来有一天，我在某军事杂志上看到一文章，是我的一位军校教员的文章。那篇文章写得真好，好到我读了三遍，每一遍都觉得惭愧。我忽然意识到，我的稿子被退回来，不是因为编辑不识货，而是因为我写得确实不够好。这个认识像一盆冷水浇下来，我整个人都凉了。然后我开始怀疑自己：也许我根本不是写作的料？也许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那段时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一坐到办公桌前就觉得胸口发闷，像是有一块石头压着。

现在想来，那正是执念的反噬。我把写作这件事看得太重了，重到它不再是热爱，而是一种证明——证明自己有价值，证明自己没有白白付出。一旦这个证明出了问题，整个人就跟着垮了。我那时候不明白，写作本身就应该是一种幸福，而不是通往幸福的桥梁。你在写的时候感到快乐，这就够了；至于写出来之后有没有人看，有没有人认可，那是另外的事。把这两件事混在一起，就会生出执念来。

后来是怎么走出来的呢？是因为读到一句话。那句话是禅宗里的：“平常心是道。”简简单单五个字，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里的锁。我开始学着用一种平常心对待写作——想写的时候就写，不想写的时候就不写；写得好就高兴，写得不好就改，改不好就放着。慢慢地，写作重新变成了一件让我快乐的事。我还是会为了一篇文章反复打磨，还是会为了一个句子绞尽脑汁，但我不再把这些当作“必须成功”的赌注了。我只是在做一件我喜欢的事，仅此而已。

放下执念，不是放弃追求。这两件事，隔着一条细细的线，跨过去是放下，跨不过去就是放弃。放下是释然，放弃是认输；放下是看透了，放弃是撑不住了。放下的心里是平静的，放弃的心里是空洞的。放下的背后是力量，放弃的背后是无力。

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一个“核”——一个不被外界成败所动摇的核。这个核，大概就是信仰罢。

信仰是什么呢？它不是对某个具体目标的执着，而是对某种价值的坚守。比如你信仰善良，那么无论遇到什么，你都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不是因为善良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你相信善良本身是对的。这种相信，不需要结果来证明，也不会因为结果而动摇。它像一棵树的根，扎在很深的地方，地面上风吹雨打，枝枝叶叶也许会折断，但根还在，树就不会倒。

我们知道张桂梅老师，她是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创始人兼校长，她于200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帮助数千名贫困山区女孩圆了大学梦，她为打破“低素质女孩-低素质母亲-低素质下一代”的贫困循环，她历经艰辛筹建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对所有学生免除一切费用。‌‌学校自创办以来，高考综合上线率连续多年保持100%，已帮助超过几千名女孩走出大山、进入大学。‌‌她身患多种疾病，仍坚持每天清晨5点起床督促学生，并常年进行家访，行程超过10万公里。她的生活费，少得可怜，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她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就连她的学生参加工作后，也劝她放弃这份辛苦的工作。她都没有走。有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她不是没有想过更好的生活，不是不知道外面世界有多精彩。但她放不下那些孩子。她觉得，让这些孩子能读书、认字、知道山外面还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是她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什么人交给她的，是她自己揽在身上的。

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她的故事时，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信仰。她对教育的坚守，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甚至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成就——她教出来的学生，能考上名牌大学的并不多，大多数女孩普通大学毕业后，还是过着普通的日子。但张桂梅老师觉得值得。因为那些孩子因为她的存在，学会了坚持，学会了刻苦，懂得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她们的人生，因为她的存在，有了一点点的不同。这就够了。

这种坚守，和执念有什么不同呢？执念是“我必须让你考上大学”，信仰是“我愿意尽我所能教你”。执念盯着结果，信仰守着过程；执念是控制，信仰是陪伴；执念是“你一定要怎样”，信仰是“我陪你走一程”。执念让人喘不过气，信仰让人充满力量。

说到底，执念和信仰的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我”字。

执念里有一个大大的“我”——“我”要成功，“我”要证明自己，“我”要得到认可，“我”要让别人按我的方式生活。这个“我”太大了，大到把整个世界都塞满了，看不到别人，也看不到别的可能性。而信仰里，“我”是小的——小到愿意把自己放低，去服务一个更大的东西：真理、善良、责任、爱。因为“我”小了，心就大了；心大了，就能装下更多的可能性，就能接受更多的结果。

老子说：“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太用力的人反而会失败，太执着的人反而会失去。这话听起来像是悖论，细想却很有道理。因为你太用力的时候，身体是僵的，动作是硬的，反而做不好事情；你太执着的时候，心是紧的，眼睛是窄的，反而看不到机会和变化。

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握在手里的沙子，攥得越紧，漏得越快；想得到的东西，追得越急，跑得越远。倒不如松松手，退一步，让事情自然发生。

当然，这也不是说凡事都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是漂浮的，没有根的。我们需要在乎一些东西，需要为一些东西努力，甚至需要为一些东西受苦。但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在乎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个具体的结果，还是那个结果背后代表的价值？如果是结果，那这个结果达不到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如果是价值，那这个价值本身，是否值得我坚守？

想清楚这个问题，很多执念自然就放下了。因为你发现，你真正在乎的，其实不是那个具体的东西——不是那个桃子，不是职称，不是发表的文章——而是这些东西背后，你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对他人幸福的关切。这些东西，不需要通过某一个具体的结果来实现。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实现。

我现在还是会想起小时候从黄桃树上摔下来的事。有时候我想，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我：顶上的桃子和下面的桃子一样甜，我还会爬上去吗？大概还是会罢。有些路，不自己走一遍是不会知道的；有些跤，不自己摔一次是不会长记性的。执念这种东西，说破了天也没有用，只有自己痛过了，才懂得放手。

但我也庆幸自己摔过那一次。因为摔过了，才知道疼；知道疼了，才知道有些事情不值得。也因为摔过了，才知道有些东西是值得的——比如写作这件事，比如对善良的坚守，比如张桂梅教师对孩子们的爱。这些值得的东西，不是因为它们能带来什么结果，而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好的。

这就是信仰。它不需要结果来证明，也不会因为结果而动摇。它就在那里，像一棵树，稳稳地站着。风来了，它弯腰；风过了，它又直起来。它不执着于某一个方向的风，但它始终向着光。

而执念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过程当成了结果，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世界的法则。解药也很简单：放下“我”，看见“道”。看见事物本来的样子，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尽自己的力，做该做的事。

尽了力，然后放手。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活法了罢。

作者简介：王艳军，辽宁大连瓦房店市人，1989年入伍，1993年毕业于大连陆军学院，留校后从事军队政治思想教学工作，主讲军队基层政治思想工作及军营文化课，曾担任军校军事杂志美术编辑和军营文化教材副主编，撰写的多篇学术文章在国家级报纸和军事刊物上发表。近百篇散文、杂文刊载在部分报纸和多家网刊平台上，被某网刊编辑部特聘为签约作家和副主编。部分作品被《阑珊处》、《千百度》、《雨又潇潇》、《绿肥红瘦》等散文集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