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怎样的法治？
（杂文）
长风剑
近年来，我国发生过扶起倒地老人反遭索赔、为治病代购药品触犯刑律、因不满判决持刀杀害法官等案例。这些颠覆常理的事件屡屡发生，不断刺激着公众神经。为何见义勇为者反成被告？为何善意之举难逃法律制裁？为何司法判决会引发极端社会冲突？人们不禁追问：这一切，真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吗？
答案取决于衡量标准。若以西方“法律至上、程序第一”的法治理念审视，这些结果不仅“合法”，且在其逻辑中似乎“合情合理”。西方法治将法律视为唯一行为准则，程序视为正义唯一保障：扶老人无法自证清白，便承担举证不能后果；未经许可经营管制药品，无论初衷皆触法；判决生效后，即便不满也须服从程序权威。从形式上看，此类判决严格遵循法条与程序，完全符合“合法”标准。
然而，这种看似“合法合理”的逻辑，真的契合我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吗？从公众的对事件普遍愤怒与质疑的反应中可见，答案是否定的。这些判决虽“合法”，却严重违背中国人认知中的天理人情：让见义勇为者寒心，使社会善意萎缩；令绝境求助者绝望，让法律失却人文关怀；使矛盾在程序外壳下积压，终酿悲剧。这便是“合法不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困境——法律守住了程序底线，却失守了人心高地；维护了形式公正，却牺牲了实质正义。
究其根源，如果用中国有5000年历史渊源的法治思想来理解，事情就会清楚。历史上，中国的传统法治理念，始终以“天理国法人情”为核心，追求“合法又合理、合情亦合法”的境界。天理是天道人心、公序良俗，国法是治国安邦的制度规范，人情是民众朴素的情感诉求，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上，这样的法治智慧早已留下诸多有趣轶事：
汉代“春秋决狱”便是典范。董仲舒断案时，遇一女子丈夫出海溺亡，尸骨未归，其母便劝她改嫁。按当时律法，丈夫丧期未过改嫁属“不孝”，当治罪。但董仲舒援引《春秋》“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认为女子无子嗣、守寡无依，改嫁合乎人情天理，最终判其无罪。这一判决打破法条僵化，让法律贴合人性，成为“情理断案”的千古佳话。
宋代包拯断案，更将“国法与民情”融为一体。有农户状告邻居割毁自家麦苗，包拯查明：邻居因母亲病重无钱抓药，情急之下割了邻居半亩麦苗换钱。按律法，损毁他人庄稼需赔偿并受罚，但包拯念其孝心，不仅免其刑罚，还自掏腰包帮他为母治病，同时劝农户体谅其苦衷。既守律法威严，又存体恤之心，让正义有了温度。
明代海瑞在淳安任县令时，遇一富户强占贫农田地，富户贿赂官吏，伪造地契妄图抵赖。海瑞不被权贵与伪证裹挟，深入田间走访乡邻，查清真相后严惩富户，将田地归还贫农。他曾言：“狱讼贵乎明，明则情伪见；断狱贵乎平，平则怨尤息。” 断案既依律法，更重事实与民心，让底层百姓感受到法治的公平。
这些案例证明：真正的法治，绝非机械套用条文，而是天理、国法、人情的深度融合，是刚性约束与柔性关怀的统一。
新中国法治建设，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行的历程，更将“为民司法”的初心融入血脉。建国初期，我们废除旧法统，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体系，司法实践中处处可见“情理兼顾”的智慧。
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某地一妇女因不堪丈夫家暴提出离婚，按旧法“夫为妻纲”，女子离婚需经丈夫同意，而其丈夫坚决反对。新司法人员深入调查，核实家暴事实后，不顾当地宗族势力阻挠，果断判决离婚，还为女子安排了工作与住所。这一判决打破封建枷锁，既符合新法精神，更顺应了民众对平等与尊严的诉求。
抗美援朝时期，有农民因家中粮食被征用于前线，一时情急偷了邻村几袋粮食。按当时法律，盗窃属违法行为，但司法人员了解到：该农民家中有重病老母与年幼子女，征粮后已无米下锅，实属绝境求生。最终法院判决其返还粮食、公开检讨，免予刑事处罚，还协调村里为其发放救济粮。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体恤民生疾苦，让群众感受到“法律是人民的法律”。
建国初期的司法，深深植根于革命传统与群众路线，强调“为人民服务”，司法人员常深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调查取证，倾听百姓心声，判决往往兼顾法理与情理，与传统“天理国法人情”的理念一脉相承，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与民心稳定。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市场经济与法治现代化，我们大规模引进西方法律制度，确立“法律至上”“程序正义”等理念与原则。这看似是填补了中国法律的“”空白”，维护了“市场”秩序，推动了司法“专业化”，但也在实质上从灵魂上取代了中国“天理国法人情”的优秀传统理念与丰富的思想，与中国深远的法治历史完全区别开来。为了增加所谓“法律权威”，还引进了西方式的法袍、法槌与法官高背椅，把法院的大门台阶搞得高高的——这样看起来法律权威是高高在上了，但也与民众对于法律的平等期待与道德追求割裂开来。而更为重要的是，过度依赖西方理念带来弊端：部分条文脱离国情，司法机械套用程序，忽视人文关怀与情理考量，陷入“重程序、轻实体”“重法条、轻民心”的误区。
这一误区在“扶老人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自2006年彭宇案起，多起案件中，法院在证据不足时依举证规则判帮扶者赔偿，虽程序“合法”，却引发社会信任危机。“扶不扶”成为道德难题，见义勇为者顾虑重重，社会互助精神受挫，公序良俗受损。此类判决不仅损害司法公信力，更撕裂社会温情，教训深刻。
2023年“老汉杀法官案”，则将误区危害推向极端。当事人因赔偿纠纷认为判决未兼顾情理，申诉无果后情绪失控酿血案。这暴露了“程序至上”的冰冷：只重形式合规，忽视当事人诉求与情感疏导，使矛盾累积突破底线。
中西法治理念差异，本质是对“法治本质”的理解不同。西方法治强调程序权威，适配其从封建国王贵族到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人民的社会结构；中国是自古重视“民为邦本”、重视民生人情与伦理道德自我约束的社会，民众对正义的期待包含情理与道德认同。脱离天理人情的法治，再严谨也难获民心；背离为民初心的司法，再完备也难促和谐。
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这种过度借鉴西方理念，忽视自身传统，确实陷入了“合法不合情”误区。近年来，从“氯巴占案”免罚、流浪汉偷盒饭不批捕，到纠正“扶老人案”不当判决，都是这方面的法律误区外化的表现。因此，总结现实与历史，我们的司法都必须回归传统智慧，以寻求程序与实体正义的真正平衡。
我们需要怎样的法治？通过此文，答案已然可以清晰：绝非应该照搬西方，而是要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传统法治智慧——坚守程序正义，更追求实质正义，筑牢法治根基；以天理人情赋予法治温度，回应民众期待；以“为民”初心贯穿始终，让法律守护秩序、温暖人心。唯有如此，方能走出困境，让中国现代法治扎根民心，让中国法律的公平正义，可感可知，触手可及，让民众心服与拥护！
202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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