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国心态”到大国气象：该向那些“惯例”说不了
文/布鲁克
央视记者孔琳琳近日的一个倡议引发广泛共鸣：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理应通过中文考试，凭什么让中国纳税人花钱给他们配翻译？ 几乎同时，中国科学院一纸通知震动国际学术界——停止资助旗下科研人员在逾30本高价国际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单篇5000美元起步的版面费，中方不再“照单全收”。
两件事看似无关，指向的却是同一个问题：那个“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时代，该终结了。
职称外语的“硬杠杠”是如何松动的
曾几何时，英语是压在无数专业技术人员头上的一座大山。评职称考英语，评教授发SCI，哪怕你研究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基层农林技术，英语不过关，一切都免谈。1999年起，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每年吸引百万人报考，成为名副其实的“硬杠杠”。
但这一制度近年已悄然改变。2017年，《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对职称外语考试“不作统一要求”。截至2025年，广东、山东、河南、北京等十余个省份已明确职称外语不再作为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改革的核心逻辑很简单：一个考古学家是否需要通过英语六级才能证明其专业能力？一个基层医生是否必须读懂《柳叶刀》才能给老百姓看病？
“不唯”不等于“不要”，但“不唯”的背后，是对人才评价主导权的清醒认识——评价标准不应由外语水平这类外部工具决定，而应回归专业能力和实际贡献本身。
53亿版面费：中国学术的“结构性失血”
如果说职称外语是压在个人头上的“语言税”，那么国际期刊的高额版面费，就是整个中国学术界面临的“结构性失血”。
据《科学》杂志披露，2023年中国作者支付的开放获取期刊版面费高达53亿元人民币。仅《自然·通讯》一篇论文的版面费就高达7350美元，其中约10%的论文来自中科院署名作者。这些钱从哪里来？最终源于中国纳税人的公共科研经费。然而这些经费流向的是西方出版商的商业利润，换来的却未必是对等的学术话语权。
2026年3月1日起，中科院正式停止资助旗下科研人员在30余种高收费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这记“刹车”踩得坚决而有分寸——并非排斥国际学术交流，而是拒绝为畸形的出版生态买单。政策的边界也设计得十分清晰：5000美元以上的高价期刊被列入“黑名单”，但PLOS ONE等定价合理的期刊不受影响，混合型期刊的非开放获取通道依然可用。
这一政策在全球并非孤例，但力度之强前所未有。德国科学基金会虽已对版面费设置上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讨论类似措施，但像中科院这样直接拉出“禁止名单”的，尚无先例。这是一次基于“不划算”的经济计算，更是一次基于“不依附”的价值判断。
语言背后的权力与尊严
回到孔琳琳的倡议。为什么外国记者在中国工作可以不会中文？为什么我们的外事部门要自掏腰包给他们配翻译？这表面上是成本问题，实质上是权力问题。
西方人常挂在嘴边的“国际惯例”，有多少是真正基于效率与公平的选择，又有多少是过去两百年用飞机枪炮强加给世界的“文化枷锁”？英语成为“世界语言”，不是因为它在语言学上更优越，而是因为大英帝国和美国的霸权地位。我们不必拒绝学习英语，但没有必要无条件接受这一“惯例”所隐含的权力结构。
正如中科院此次拒付版面费所揭示的：一个拥有14亿人口、全球最大规模科研队伍的国家，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制定自己的规则。中国已拥有约178本英文开放获取期刊，其中近半数不收取任何版面费。扶持本土学术平台、构建自主评价体系，才是这盘棋的真正落点。
结语：大国气象，从扔掉“弱国心态”开始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国门初开，面对西方的富裕与繁荣，部分国人的民族自卑感油然而生，甚至出现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论调。这种心态在当时有其历史背景，但若延续至今，便成了一种“弱国心态”——总是仰视他人，总想迎合他人，总觉得他人的标准天然优越。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科技实力和国际地位已今非昔比。中科院敢于向高价外刊说“不”，各地敢于取消职称外语的“一刀切”，孔琳琳敢于提议外国记者必须过中文关——这些“敢于”的背后，是底气，更是心态的转变。
当然，拒绝依附不等于拒绝交流。中科院政策中保留了对合理定价期刊的支持，职称改革中仍鼓励外语学习。区别在于：是作为平等主体进行交流，还是作为依附者被动接受；是基于自身需要主动选择，还是为了迎合他人削足适履。
从“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到“四个自信”，这条路走了四十多年。新时代的大国气象，最终要落实到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日常行为中。让外国记者学中文，让职称评审回归专业，让学术话语权不再被高价期刊绑架——这些看似微小的改变，汇聚起来，就是一个大国真正的文化自信。
是时候对那些不合理的“惯例”说“不”了。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