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建德‖鲁迅与周作人对《西厢记》的评价研究精华热点

鲁迅与其弟周作人在《西厢记》评价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各具特色。鲁迅从文学史家立场出发，注重源流考辨与礼教批判，高度肯定《西厢记》反礼教、写真情的文学价值，并将其视为元曲最高成就；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观念为根基，强调其人性描写、白话价值与民俗文化意义。本文通过系统梳理二人在专著、书信、序跋、随笔中的相关论述，揭示他们对《西厢记》的不同批评视角与共同的人文关怀，为理解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周氏兄弟”提供一具体而微的案例。

一、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俩均对《西厢记 》投以深切关注

在元代杂剧中，《西厢记》以其“天下夺魁”的艺术成就与深远的文化影响，历来为文人学者所重。进入现代学术视野后，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均对这部经典投以深切关注。然而，由于二人学术路径与思想立场的差异，他们对《西厢记》的批评呈现出不同的侧重与风格。

鲁迅对《西厢记》的直接专论虽不多，但在《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序例、书信及日记中，留下了明确的评价与引述；周作人则在其随笔、序跋、书信乃至酒令考据中，屡屡谈及《西厢记》，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批评线索。将二人的论述加以对照，既可窥见现代文学批评在古典戏曲研究领域的进展，也可从一个侧面理解周氏兄弟在文学观念上的异同。

二、鲁迅论《西厢记》：源流、艺术与礼教批判

（一）源头考辨：《莺莺传》的肯定与批判

鲁迅对《西厢记》的讨论，首先追溯至其故事源头——元稹的《莺莺传》。在《中国小说史略·唐之传奇文（下）》中，鲁迅以史家笔法评述道：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 

这一段评价体现出鲁迅一贯的犀利与辩证：既承认《莺莺传》“时有情致”的艺术价值，更以“文过饰非”四字直指其根本缺陷——为始乱终弃者辩护的伦理立场。这种批判意识，贯穿了鲁迅对古典文学中封建礼教因素的审视。

关于《莺莺传》的文学史地位，鲁迅进一步指出：

宋赵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调蝶恋花》十阕，金则有董解元《弦索西厢》，元则有王实甫《西厢记》……至今尚或称道其事。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此处将《莺莺传》与《柳毅传》并举，强调其在后世影响上的特殊地位。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鲁迅再次确认：“《莺莺传》为元稹自述，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后世作《西厢记》诸书，皆本于此。”由此，鲁迅完成了对《西厢记》源流的清晰勾勒：从元稹的传奇，到赵令畤的鼓子词，再到董解元的诸宫调，最后至王实甫的杂剧，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体演变谱系。

（二）艺术评价：反礼教精神与元曲之冠

鲁迅对王实甫《西厢记》的直接评价，虽散见于书信与杂感，但立场鲜明。在谈及文学价值时，他肯定《西厢记》“写尽儿女真情，大胆而自然，突破礼教束缚，在旧文学中实属难得”。这一判断与其对《莺莺传》“文过饰非”的批判形成对照：正因为王实甫删去了原作中为张生辩护的篇末议论，专注于“儿女真情”的书写，才使《西厢记》成为突破礼教的典范之作。

关于《西厢记》在元曲中的地位，鲁迅明确表示：“元人杂剧，《西厢》独冠，以其情真、语活、意切，能深入人心。”这一评价从“情真”“语活”“意切”三个维度展开，涵盖了内容、语言与情感表达，体现了鲁迅对戏曲艺术的多重考量。

（三）文化影响：从经典到“普遍的文艺空气”

鲁迅尤为重视《西厢记》在民间的传播与影响。他指出：“《西厢记》不独为戏曲，已成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文艺空气。酒令、灯谜、弹词、小说，处处引其词句，影响至深且广。”

这一判断极具前瞻性，将《西厢记》从单纯的文学文本提升为一种文化现象，注意到其在民间生活中的渗透与转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1935年致徐懋庸的信中，对胡考所绘《西厢记》连环图画予以肯定：“胡考先生的《西厢》画得很好，可以发表……神情生动，线条也很精炼。”这一评价显示出鲁迅对《西厢记》跨媒介传播的开放态度。

（四）引用与征引：作为批评语境的《西厢记》

在鲁迅的书信、序跋中，时常可见对《西厢记》名句的引用。如常引《莺莺传》原诗（《西厢记》沿用）：“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以及《西厢记》结尾名句：“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些引用不仅是修辞上的点缀，更暗示了鲁迅将《西厢记》视为一种文化共识的批评语境。

三、周作人论《西厢记》：人性、白话与民俗

与其兄鲁迅的史家眼光不同，周作人对《西厢记》的讨论，更多地嵌入其“人的文学”理论框架与随笔式的文化批评之中。

（一）“人的文学”立场：真情与礼教的对立

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将《西厢记》视为表现“普遍的人情”的典范。他在散论中写道：

“《西厢记》那种写情，大胆而真挚，在旧文学里是少见的。它写的是真的人，真的恋爱，不是那种礼教面具下的假道学。”

“我们看《西厢》，见的是活人的心，不是死的礼教条文。所以它才千古流传，因为它写的是普遍的人情。”

这一评价与其五四时期倡导的“人的文学”一脉相承，强调文学应以真实的人性表现为核心，而非礼教规范的传声筒。在周作人看来，《西厢记》的价值正在于它“写儿女真情，全是本色语，无一点扭捏作态”，从而超越了封建礼教的桎梏。

（二）白话文学的范本：元曲语言的价值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周作人对《西厢记》的语言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

“王实甫的文字，自然、鲜活、本色，不雕琢，却极有生气。”

像“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何等朴质而又何等悲凉！这才是活的语言，不是文人的死文字。

元曲所以可贵，正在它用当时的白话写真情，与民间气脉相通。

周作人将《西厢记》的语言视为元曲“真率、自然、近人情”的典型代表，强调其“文辞虽俗，却有生气”，与后世文人雕琢之作形成对比。这种语言观既是对古典文学中民间活力的肯定，也为其白话文学主张提供了历史依据。

（三）民俗视角：《西厢记酒令》的考据

周作人对《西厢记》的研究，有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酒令文化。在《书房一角》所收《西厢记酒令》一文中，他详细考证了以《西厢记》为内容的酒令版本流传：

此令凡百二十条，不著撰人名字，俞敦培编《酒令丛钞》，收入卷四筹令中，后又有自著《艺云轩西厢新令》计一百条。《闲情小录初集》中有《西厢酒筹》一卷，一百六条，汪兆麒撰，若最多者则为东山居士之《西厢酒令》计三百条，嘉庆丙子年刊，远在俞汪之前，但似不多见，故《丛钞》中未说及。

周作人指出，酒令“用成语作筹，便与灯谜相近，很有文字游戏的意味”，并认为“此类酒令与灯谜诗钟对联等同是很好的资料”。这种从民俗文化角度切入的研究，拓展了《西厢记》研究的视野，将其从纯粹的文学文本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层面。

（四）对金圣叹评本的复杂态度

周作人对金圣叹批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持辩证态度。一方面，他承认金圣叹的文学批评眼光：

金圣叹说《西厢》是“天地妙文”，眼光不错；但另一方面，他批评金氏的删改与评点方式：但他乱删乱改，加上许多八股式评点，把好文章弄得支离破碎。

读《西厢》，宜看原本，不宜看金批本。金氏只是借《西厢》发挥他的文学见解，不是真要保存王实甫的面目。

圣叹评《西厢》，多主观之见，好为穿凿，虽有妙语，终非善本。

这一批评体现了周作人对文献原真性的重视，以及对八股文风在文学批评中渗透的警惕。

（五）文化空气：民间影响论

与鲁迅相似，周作人也强调《西厢记》超越文本本身的文化影响。他指出：《西厢记》不只是一部剧，它成了民间的一种文化空气。

酒令、灯谜、弹词、小说，处处都有它的影子。中国人的恋爱观、悲欢离合，多少都受它的陶染。

古来言情之作，未有如《西厢》之深入人心者，盖其写情真，语言活，故能流传不朽。

周作人甚至在其贺友人婚联中，直接引用《西厢记》名句“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足见其对这部作品的文化认同。

四、鲁迅与周作人《西厢记》评价之比较

（一）兄弟相通之处

1. 对《西厢记》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兄弟二人都认为《西厢记》是元曲乃至中国古典爱情文学中的上乘之作。

2. 对反礼教精神的认同：二人都将《西厢记》视为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作品，肯定其“写真情”的价值。

3. 对民间影响的重视：二人都注意到《西厢记》超越文人文学范畴，深入民间文化的广泛影响。

4. 对名句的征引：二人书信、文章中常见对《西厢记》名句的引用，将其作为文化共识的符号。

（二）兄弟差异之处

维度：鲁迅、周作人；

批评视角：史家眼光，注重源流考辨与文学史定位;批评家随笔，嵌入“人的文学”理论。

核心关切：礼教批判，对“文过饰非”的警惕；人性表现，对“普遍的人情”的推崇。

语言评价：肯定“语活”，但未展开系统论述；从白话文学立场系统阐述元曲语言价值。

独特贡献：厘清《莺莺传》至《西厢记》的源流谱系；从民俗学角度研究《西厢记酒令》等衍生文化。

批评风格：精炼、犀利，以论断见长；散淡、博识，以随笔体展开。

（三）兄弟差异的成因

鲁迅与周作人对《西厢记》评价的差异，根植于二人学术路径与思想立场的不同。鲁迅的文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意识，故而对《莺莺传》“文过饰非”的批判格外尖锐；周作人则更多从“人的文学”与民俗文化角度切入，强调《西厢记》所体现的普遍人性与民间活力。此外，鲁迅的史家笔法使其更注重源流考辨与文学史定位，而周作人的随笔体批评则更便于展开文化层面的散点透视。

综观鲁迅与周作人对《西厢记》的评价，可见二人虽共享对这部经典的推崇，却呈现出不同的批评范式与思想关怀。鲁迅从文学史家的立场出发，厘清源流、肯定反礼教精神、强调民间影响，其论述精炼犀利；周作人则以“人的文学”为根基，从人性、白话、民俗三个维度展开批评，其论述散淡博识。

将二人论述并置，既可更全面地理解《西厢记》在现代文学批评视野中的接受史，也可从一个具体案例出发，体察周氏兄弟在文学观念上的相通与分殊。二人都将《西厢记》从“诲淫”的传统偏见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文学经典与文化经典的双重地位，这一贡献至今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