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龙
钱志龙，1976年生，上海人，独立教育学者。钱博士曾任美国罗耀拉大学实践教授、美国半岛国际学校小学校长、怡海教育集团总裁、中国传媒大学培训学院国际部主任、青苗国际双语学校副总校长、培德书院国际学校总校长。现任探月学院督学、惠灵顿（中国）理事、北京中国学中心董事。
少时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保送北京大学，获阿拉伯语言文化专业文学学士。 后旅居美国近十年，先后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硕士学位、美国夏威夷大学语言教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主修中小学教育领导及管理，2012年回国。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包括中西方教育比较、沉浸式双语教学、21世纪技能素养、学校规划、课程设计、教师培训、体验式学习、母语及第二语言习得及教学、跨文化传播。
钱志龙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打通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教育研究学科领域的界限，从而成为立体的教育学者。2016年出版《校长日记：我在美国做校长》 及《熊掌和鱼：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获得广泛好评。
《鲑去来：我的美国留学往事》出版于2018年。“鲑去来”的涵义：利用鲑鱼的溯河洄游习性的象征意义（在淡水江河上游的溪河中产卵，并在淡水中生活2－3年，然后下海，在海中生活数年，直到性成熟时再逆流而上飞越瀑布和堰坝回到原出生地产卵），突显作者赴美留学的奋斗意志和在美国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决心。
本书以自传体的形式，回顾2003—2012年作者在出国考试、工作经验准备阶段以及出国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夏威夷、纽约、洛杉矶、加利福尼亚等地留学、生活、工作（半工半读）经历，以一连串跌宕起伏、生动有趣的真实故事介绍了21 世纪初的美国留学生活。本书呈现了留学生活中的艰辛和奋斗历史，处处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正能量，堪称“70后”一代留学者的历史剪影。
在叙述自身经历的过程中，作者在书中也加入一些思想随笔性质的文字段落，多数是关于教育本质的思考，比如对比反思中美文化差异，纠正了一些没有或者只是拥有短暂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对美国所持有的美化认知：客观公允地对东西方教育体制等问题做出解释和评价，不盲目、不偏颇，既看到外国值得借鉴之处，又能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形象，较为接地气地诠释了爱国主义，起到了宣传教育的效果。
对于一个刚从中国过来的本科生，一条十几年在应试教育的池塘里长大的淡水鱼，突然被扔进太平洋，直接读美国的研究生，确实有些超乎想象的挑战。
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大学教育，中国学生一直在机械地学习各种命题式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考试不过是比拼记忆力，并通过反复的练习追求零误差。我是被保送到北大的学霸，在这方面早已百炼成钢。所以，到了美国我天天盼着考试，因为这是我唯一擅长的事，也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是个好学生的方式。但谁知道美国的文科研究生院基本没有考试，主要是靠以下几个方面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而这些偏偏都是中国学生的死穴。
（一） 广泛阅读
每门课的教授都会给你一个书单，少则是几十页的论文，多则是几大本厚厚的学术书籍。我刚拿到的时候以为是一个学期的量，后来同学告诉我这只是一个星期的阅读作业。
我们中国学生难道不会读书吗？当然会。
高考的时候，哪个学生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完成考试任务后，少则几个星期，多则几年，就会把曾经倒背如流的知识遗忘殆尽。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没有泛读的训练，学生根本不被允许读任何别的东西，所有考试不考的书都被视为“牛鬼蛇神”，更别说英语原版书了。
而泛读其实是有技巧的，你若真拿出“铁杵磨成针”的毅力一字一句地读，甚至背下来，反倒是南辕北辙了。你要学会在一篇文章里找到关键段落，在段落中找到关键句，在句子中找到关键词。你还要理解英语的写作方式，也就是英语的“八股”规则。泛读要求的不是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而是能一目十行地领会作者观点的能力，也就是中文说的“不求甚解”。
很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说，“内卷”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把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词语翻译得大家不知所云。比如，我们不会说一个猴子“外卷化”成了人，而就是说“进化”“演化”。
为什么我们要说教育系统是内卷呢？从它的本意来说，是指一种系统性的退化，这是更为准确的；这样大家就不用去云里雾里地做各种各样的诠释、解释。
“内卷化”这个词在社会科学领域使用，最早的是一位华人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时候使用了这个词，说中国传统农业的内卷化，就是：随着人口增多，越来越精耕细作，但是边际效应递减，整体农业生产并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级，也就是说并没有创造新的技术、生产方式等，而陷入了一种自我纠缠——大家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产量还是很低。
这是形容在没有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的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陷入了一种困境。
这个困境移用到教育上来，也很恰当。和教育“内卷化”同时流行的是另外一些热词，比如说“鸡娃”“牛娃”“青娃”等——这些莫名其妙的词都是焦虑的“海淀家长”发明出来的，然后继续增长焦虑。
如果我们用稍微规范一些的词语，教育“内卷化”在近些年的教育生活当中，是以另外一些词汇来表达的。
比如说教育的“剧场效应”：有一些人不守规则，站起来，恶化了整个环境。又比如说“减负”。在政治话语里，这两年最通用的还是“减负”——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二）课堂讨论
读书是第一步，思考是第二步，分享是第三步。你要了解同领域的其他学者是怎样的观点，继而用你的批判性思维得出你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无论如何，老师希望你有自己的想法，并由你亲口说出。
有一个笑话，我讲了很多年，还是觉得很经典。联合国有一年给全世界的小朋友出了一道题：就其他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解决办法，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问：什么是“粮食”？
欧洲的小朋友问：什么是“短缺”？
拉美的小朋友问：什么是“请”？
美国的小朋友问：什么是“其他国家”？
中东的小朋友问：什么是“解决办法”？
中国的小朋友问：什么是“自己的看法”？
中国的孩子常常会得到一个标准答案、一个官方说法，而逐步丧失了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常常用“听话”来要求和赞美孩子，好像听长辈、听师长的，就能少走很多弯路，不犯错，不误人歧途。中国人的从众心态本来就非常普遍，大人们很容易形成统一的意见和想法。而在中国的课堂中，往往是老师口若悬河地讲，学生嗷嗷待哺地记，哪里有学生说话的机会？
美国大学研究生的课一般人不会太多，多则十几个，少的时候你打个喷嚏全班师生会齐齐转过头来对你说“（God） bless you”。通常不习惯成为焦点的中国学生会觉得不自在，反正我时常忍着喷嚏不敢打。
研究生的课堂基本没有Lecture（讲座课），全是Seminar（讨论课）。老师不再负责传授知识，学生们通过阅读产生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使用合理的逻辑在课堂里跟同学们展开讨论，甚至辩论。老师有时会总结一下或强调一些基本常识，也有可能不了了之。其实，世界上大多数的问题是开放式的，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四选一的、标准的、唯一的答案。
整整大半个学期，我都是个专注的倾听者，就像公园里那些自己不下但喜欢看别人下棋的并没那么老的老头子。教授们通常也不会太刁难，他望向我，我低下头，他就放过我。“伸手不打‘没’脸人”——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的。
但通常我又是班里唯一一个中国学生，实在太扎眼，很容易引起教授的注意。也有教授会说“Let's hear what our Chinese friend has to say.”（“我们听听来自中国的朋友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当时因为紧张，也没有全听懂，只听到后半句has to say，然后就像口吃患者一样连连摆手说“ No no no no no , I don't have to say.”（“别别别别别，我不是必须要说的。”）结果成了一个大家笑了很久的笑话。
可能多少担负着一点“不能有辱国格”的使命，有时候我也会勇敢接招，但我感觉发言的目的主要是向教授证明我没有偷懒，一个从来没有机会思考的人，要培养出批判性思维，哪里是一蹴而就的事。有时候实在来不及读完，或者读完了也没读懂。那种时刻被老师点名就不自觉地脸红起来，想撒谎都不行。有一次我就大胆说了实话：“我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你猜教授怎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这件事给我的冲击很大，鼓舞也很大，也让我明白教科书并不代表真理。所谓批判性思考，说到底其实就是让你有勇气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比产生自己的观点更难的恐怕是如何找准时机插嘴。因为讨论课上通常不需要举手发言，插嘴时机其实就那么半秒钟，甚至更短。你要趁别人将说未说的节骨眼开口，说早了打断别人不礼貌，说晚了又很有可能被别人抢走。这种体会很像小时候去坐已经启动了的旋转木马，急得满头大汗。
最可气的是被“截胡”，你的想法竟被别人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就像《冰河世纪》里那只被抢走榛（zhēn）子的倒霉的尖嘴松鼠，你只能暗自朝他翻个白眼——口头观点课没有版权保护。而比被“截胡”还要悲催的就是当你终于摆好嘴型准备一鸣惊人的时候，大家已经翻篇了。你在心里默默打磨了很久的聪明句子就这么被永远地埋没了。
被这种无助状态折磨了很久，我终于鼓足勇气去了有一头漂亮白发的Ruth Ann Clark教授的office hour，她是我见过的最慈祥，也是对中国留学生最友善的教授了，每年都会请不回家的学生去她家过感恩节或圣诞节。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家壁炉的样子，她亲手烤的火鸡的味道和火鸡肚子里闻起来比吃起来更香的stuffing。对于初来乍到、举目无亲的留学生来说，这是尤为珍贵而温情的体验。
我把我的苦恼说给她听，她也终于理解了以我为代表的中国学生为何如此羞涩寡言的来龙去脉。于是，除了会额外多关注我之外，她还和我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如果我有什么想说的，就给她递一个眼神，她会及时邀请我发言。这个小小默契对于我培养自信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学术写作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给老人发低保一样，人人有份、一视同仁。
课堂上观点成熟或者不成熟，聊聊也就罢了，可一旦要做研究，就要落到笔头上。老师会要求每节课写一篇小论文，一般不会打分，但会占一定比例的总成绩。学期末还是需要提交一份大论文。学术论文的第一步就是文献综述，如果你根本不了解之前的研究成果，那就有可能只是重复别人的观点或写出落后于时代甚至谬误的东西。
对“citation（引用）”这个概念的误解，和对“plagiarism（剽窃）”这个概念的缺失，是中国留学生被批评“学术不诚实”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学校对学术诚实的要求异常严格，也有非常先进的工具检测抄袭行为。一旦雷同超过一定比例（7%），后果将非常严重，轻则挂科警告，重则直接开除学籍并遣返。
即使遵守了这些基本的学术规范，用英语写作也是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事先没有培养起来的能力之一，自己没写过，老师也没教过怎么写。攻克这一难关没什么捷径，一开始一定是多看别人怎么写，然后照葫芦画瓢，慢慢掌握英语写作的段落规则和措辞技巧。到最后，你反倒会发现英文论文其实非常八股、高度格式化，不像中文修辞那么变化多端。
大学一般都配有专门的人来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写作援助，且大部分是免费的，不用不好意思。况且，有的教授可能拒绝审阅没有被proofread的论文。
（四）口头报告
Presentation（演讲）将全方位挑战一个学者收集、整理、归纳、分析、使用及呈现信息的能力，但最最关键的是先培养自信。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次演讲有多狼狈，因为紧张而全身颤抖。讲着讲着突然发现很多观众忍俊不禁，原来我手里的激光翻页器射出的红点因身体颤动而被放大了几十倍，在投影布上跳起了桑巴舞。好在大部分观众有素养且充满爱，他们用热烈的掌声和真诚的眼神给我以鼓励，还建议我扔掉翻页器。
做Public Speaking（公众演讲）是个技术活，唯一的秘诀就是多练多说。不要怕说错，不要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这很关键。有个叫Toast Master的组织专门致力于帮助演讲者建立自信，我自己没试过，但是听到的反馈不错。他们建议演讲者把观众想象成一堆圆白菜。但我个人的经验是，恰到好处地跟观众互动反倒会帮你尽快放松下来。
说到底，留学生的第一年通常是生不如死的，即使学霸也不能幸免，并不是你不够优秀或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游戏规则变了，之前那么多年的应试教育并没有帮你做好相应的准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只要你事先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提前制定划合理可行的攻关计划，并不羞于求助、不耻于犯错，这终究不是什么克服不了的难题。
（摘自钱志龙：《鲑去来：我的美国留学往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第66-7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