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处辉

我第一次聆听先生教诲是在一九七七年。这年八九月间，先生为南开历史系全体学生作题为“关于清史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而正式从先生学习明清史，是从一九七九年我考取先生的研究生开始。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有幸得先生多方教诲，但“偃鼠饮河，不过满腹”。我自愧是先生的最不争气的学生。

记得我刚考取研究生不久，先生亲自为我们开“清代制度”课，同时还要求我们每月把所读书目和心得体会向先生作书面汇报，先生亲自检查并及时个别指导。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要进行集体指导。以下是几个片断的追忆。

一九八○年三月十七日，先生把我和我的三位师兄叫到自己家里，和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先生先询问我们平时在什么地方读书，尔后问我这学期还有哪些公共课或其他课程。我作了汇报后，先生教导说：“你这一学期的任务就是学好学校安排的各门公共课，对明清史方面的书籍进行博览，到第二学年就要有目的有范围地读书，第三学年专攻一个问题，写出毕业论文。”先生又对我们说：“我所以请你们来，是为了一起规定一个时间，给你们解疑。”最后约定隔周一次星期一上午九点，为先生给我们解疑的时间。——先生就是这样，虽已八十高龄，且工作繁忙，但从不放松对学生的教导。

接着，先生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授起治学方法来。先生说：“作学问，态度一定要慎谨，对任何史料，都要考而后信，这样才不至于上当。”先生又说：“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不对的。胡适是我的先生，我们之间关系很深，但是对这一点我是持不同意见的。凡是按这种方法去做学问的人，往往是‘大胆假设’做不好，而‘小心求证’做不到。因为他先给自己定了一个框框，总是找材料为自己的假设服务，这就必然走入歧途。因此这不是作学问的科学方法。但是，我们不反对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的假设。如果我们已收集了很多资料，对同一史实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选择比较合乎逻辑的史料，我们假设它是正确的，然后再进行小心认真的求证，则是可取的方法。”

先生又说：“我们搞历史研究，决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学说，但不能把任何历史现象都去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斗争，而是要通过大量的史实，说明为什么这是阶级斗争，揭示出阶级斗争的规律性。”先生还针对当时有一种认为马列主义过时的不正之风，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要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过时的东西。经典作家的很多理论，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事后回味先生的这番教诲，才豁然领悟到，先生是要我们加强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啊!先生就是这样，教导后学有时是画龙点睛，而有时是扬扬洒洒，似乎在和你聊天，但过后冷静想来却回味无穷。

先生还风趣地对我们说：“我现在老了，记忆力衰退了，很多东西记不住，看过了，当时理解，也记住了，但不久又忘光了。这不是谦虚，这是合乎大自然新陈代谢规律的，就像一张眷写纸，初写时很清楚，用到中期就模糊了，到后来就誊写不上去了，或出现很多错误，明明是写个‘太’字，但结果则成了一个‘大’字了。你们现在都很年轻，正是好时候，要珍惜时光呵!”先生又强调说：“我所以跟你们说这些，就是要求你们要高，要攀登科学的尖端。”

先生对我们这一代青年抱着无限的期望。每想起先生的这一席话，就使我如坐针毡一般。

随着时间的推移，按先生的部署，我该进入有范围地读书的阶段了。一九八○年十一月八日，我按和先生约好的时间到先生家就教。先生开门见山，和我谈起我的研究范围问题。先生要我先谈谈在最近的学习中对哪些问题有兴趣，我如实地汇报说，最近注意了三个问题，一是收集清代官制方面的资料；二是注意了清代的选举制度，如笔帖式，是满人的出身捷径，但很多问题还搞不清；三是注意了清代的乡村制度问题。听完我的汇报，先生教导说，“研究笔帖式当然可以，但如果作为毕业论文就不够了。”接着先生又耐心地为我讲了清代满人入仕的一些情况，并列举了和珅和明珠的例子，最后说：“你可以扩而大之，研究满人的出身问题。”当时我想，先生一贯主张“探微”,怎么这次要我把范围扩大呢?于是我不解的问：“作毕业论文题目是否应该大些?”先生笑着说：“我认为宜小不宜大。作博士论文也是一样，假使你作‘中国赋役制度的发展’的论文，我就建议你不去作。因为太大了你说不清楚。如你作‘清代的摊丁入亩’的论文，能说清就可以了。但作小题目很难，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得到小题目。”先生说：“写论文和写专著不一样，写专著着眼点要大，要做到处处照顾，事事联系；写论文则要求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史学界过去写大东西占得力量太多了，而小问题没搞清，往往以讹传讹。我们应该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出发，一个个解决小问题，向前推进。做到对自己有收获，对别人有帮助，对历史有发展，所以叫‘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比如对原子的发现，看来是个小问题，但它影响重大。”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先生提倡“探微”,决非随意选些什么小题去作，而是要研究那些在研究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小问题”。先生之倡“小”,似小而非小，先生之探微，似微而不微。先生作《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似乎微小，但解决了史学界的一桩悬案；先生于四十年代作《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似乎微小，却雄辩地证明了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成员之一……

先生又收回话题，告诫我说：“写论文，对史料要有独立的研究才行。不是把史料搬过来，取其表面的意思，排比写成文章；而是要深入挖掘其意义，得出表面文字以外的更深刻的东西。搞满洲官员的出身，不能局限于数字的统计，而要得出结论，如对满人有什么好处或害处?对汉人入仕有什么影响等等。一个问题至少要问五层‘为什么’才行。另外，我们不能局限于自己的眼界一概而论，满洲人不一定和满洲人是一体，不仅是满汉矛盾，还有满汉统治集团内派别的矛盾斗争。如明珠党、和珅党，成员都不限于满人，也有很多汉人官员在内。汉人的派别中也有满人的成分。只有放开眼界，纔能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先生的话虽很简练，但高屋建瓴，使我深受启发。

关于清代乡村制度，先生说：“清代乡村没有系统的政治制度。所谓里甲，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如果从制度上去研究它，得不出理想的结论和效果。清代乡村问题，实际上是乡绅问题。”先生还深入浅出，举了好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先生一席话，解决了我长时期摸不到头绪的问题，我更从内心里深深钦佩先生看问题之尖锐深刻，一针见血。

先生还给我讲授了清代宗法制度的问题。

我请求先生说：“您看我搞什么问题好呢?”——现在想来这个请求委实是幼稚可笑，但当时确是我的心里话。先生和蔼地笑着说：“我只能就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指导，如某个问题可以搞或不可以搞。理科也是一样：有些问题是导师多年来注意过或研究过的，结果是失败的。所以可以告诉学生，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我们也是一样。我可以告诉你们要找哪些书，注意哪些问题，以求对你们有所启发。而不能是我出题，让你作。因为论文的选题和写作是为你以后作学问打基础、铺路子，所以必须自己去研究。我出题当然可以，但这对你们是十分有害的。我没有办法把我几十年所学所得一下子教给你们，只能提纲挈领，使你们把握研究方法，以便以后更好地工作。因此，必须由你自己去发现问题才更有意义。”先生边说边笑。—先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提出多么幼稚的问题，都是和颜悦色，耐心为你讲授，从无厌倦之意。

先生还说：“研究生就是要独立地研究问题。我就是要你们去做独立的研究。研究生和大学生、中学生不同，中学生主要任务是吸收，把现成的东西拿来接受就行了，而大学生就要去独立地思考问题，你们则要独立地研究。越研究才越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再深入研究，这样才能越来越深入。”

当时，我对先生的这番教诲理解得并不深刻。到我毕业开始独立工作以后，才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先生露溉后学之一片苦心。

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先生不顾八十一岁高龄，为研究生和历史系本科生开“史学研究”课，每周两个课时。三月四日，先生课后嘱我六日上午到先生家。原来先生是要我汇报近期学习情况的。我汇报说，自从上次先生教导之后，我选定了清代满洲官员的选举制度这个范围，并且把近期围绕这个范围读了哪些书和所遇到的问题也做了汇报。我汇报说：目前感到最大的问题是范围太大；包括的时间太长，这涉及有清一代的历史；还有文武改途问题；满官不注重出身问题；清初督抚多用汉军问题，科举对满人的优待问题；八旗内部满、蒙、汉军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牵涉清代整个官制、选举制和政治结构等等。头绪很乱，问题很多，不知对这些问题怎样认识，如何统一到一个问题上来。先生听过汇报，高兴地鼓励我说：“你这些考虑都很好。有问题就好。”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搞这个问题，不要各方面都同时考察。如科举制可另从科举方面去考察，官员的升迁和任免等，也可不在你这个问题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只搞满洲文官的出身，看这些人是怎样迈进仕途的，这样范围就缩小了。”这又使我进一步领悟到：先生提倡探微之所谓“微”,是有着严格的分寸的。

先生还对下一步的研究方法做了具体指导，说：“你可先读《清史列传》,再补以《清史稿·传》、《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等，尽量多地占有材料。通过考察，作出量的统计，从而可以发现不少问题。这之后，可以和汉人比较，和明代比较，看他们的特点，也可在满人内部比较，看这些人的阶级性。这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人们都说优待满人，而实际优待了哪些满人?是怎么优待的?过去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先生还说：“现在中国史学，往往从几个大方面，按几条杠杠去分析，对各朝代各时期的各种特有规律缺乏很好的研究。我们就是要进行这种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从调查人手，使结论落在实处，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就你搞的这个问题而言，我刚才所谈都是些一般的，你深入进去以后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再深入研究，发现规律性的东西。假使你的结论一开始是从一个时期的历史中得出的，比如是天聪、崇德年间的，或康熙年间的，或是乾隆年间的。然后就把它拿来，放到各朝去考察，如果发现都能说得通，那么你的结论就站住脚了。”先生的话，虽是对一个问题的研究而言，但是我想，这堪称是先生时常提倡的“求真求用”、“真用结合”、“广泛联系”的一贯思想的具体运用的一例吧!

这次，我还向先生请教了论文取材的一些问题。先生说：“你刚才提到看了许多书。我认为还是要从官书看起。虽然官书价值不高，但它是公布于众的，人们都能看得到。假如你手中有一个秘本，你引用了，觉得很得意，可别人看不到原始材料的出处，可靠程度如何?还不可得而知之。公布于众的书，一般说来可靠程度要大些。因为如果骗人，无法骗得天下所有的人，而作者也不敢毫无顾忌地说谎。所以我还是提倡从官书入手。”先生边说边笑。先生治学之谨严态度，由此又见一斑。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和一位同学到先生家就教。这次先生谈起论文的选题。最后强调说：“注意，在选题时一定要大胆，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旧规。只有大胆，才能选好题目。”我还就学习中遇到的很多新问题向先生请教，因为先生当时正在做赴京参加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未及详细讲授，老人家和蔼地对我说：“等我开会回来，咱们再专约时间给你解疑。”可谁能料到，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原载《郑天挺学记》,三联书店，199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