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华瑞

△ 漆侠（1923—2001年），山东巨野人，原名漆仕荣，字剑萍， 笔名范今、张戈扬、万钧、泛金、季子涯。1944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大历史系，1948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读研究生。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53年，任教于天津师范学院（后改称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后任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顾问（原理事长）、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等职。

时间过得真快，先师漆侠先生倏忽间离开我们已十年了。从漆侠师遽归道山之日起，我就想写一些文字纪念老师，可是每每提笔都感到很沉重，要说的话太多太多，竟不知从何说起。

一

还是把时间拉回到二十年前，1987年的2月底，我刚到就职的西北师院历史系报到，就在《光明日报》上看到河北大学漆侠先生招收博士生的通知，不知怎的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报考意愿。3月中旬我抱着很忐忑的心情给漆侠师写了一封信，我说我读过先生的《秦汉农民战争史》《隋末农民起义》和《王安石变法》，很想跟先生学习深造。不久我就收到漆侠师的亲笔来信：

华瑞同志：

来信敬悉，您报考博士生，我极为欢迎，博士在五月四日前来通过考试，一是外语，二是专业。但重要地是您过去完成的硕士论文，希望您接到信后，将这篇论文或其他发表的文章寄来，以便了解。至于专业考试，则看您对当前学术界情况的了解，另外还通过谈话，了解您的学习。总之，无须紧张，通过考试，至少彼此有个初步认识。您这次报名，是代培还是不代培也望在寄论文时一提。陈守忠同志和我是相识的，另外与金宝祥先生也是认识的，又有近十年不道面了，望代问好。最后博士生还要通过两位专家的推荐，情况就是这样。

信中提到的陈守忠先生是我的硕士业师，金宝祥先生是著名的隋唐史专家。读了漆侠师的信，感到非常激动，我真的希望能让梦想变成现实。漆侠师在信中提及考博士的程序和要求，在漆侠师生前一直坚持不变。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到漆侠师给我寄信的信封，信封很别致，信封顶端有王安石素笔画头像及“纪念王安石逝世九百周年”题字，题字下方左面印有一款录自王安石《读史》诗句“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的书法，落款是“抚州王安石研究会赠”，信的背面是“王安石及其研究会简介”。当时正是国内史学界讨论王安石及其变法争论纷纭之时，漆侠师旗帜鲜明地肯定王安石变法，那两年出题考试也多是关于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在考试之前我就特别服膺漆侠师的观点，所以答题时我以为当时学界相当多的人重评王安石变法，不论是取材，还是论点似又回到了南宋初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上。对我的答题漆侠师颇为赞赏，在面试时漆侠师鼓励我把这个看法写成文章发表。其后我虽没有写出专门的论文，但这也是促成我撰写《王安石变法研究史》的起因。

当时面试的主要问题是将以什么题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漆侠师培养博士极重论文选题，出题考试则次之。我当时有三个选题，一是宋与周边民族关系；二是宋代的文官制度与政治研究；但是这两个选题都被漆侠师否定了，漆侠师以为对这两个选题我并没有资料准备，写作提纲也较含糊，三年之内不足以写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最后我只好说就在硕士论文《宋代榷酤及发达原因》基础上做博士论文。漆侠师就说：“好，这个题目可以继续做下去，宋代榷酒制度研究不用多写，10—12万字就行。回去后可以准备，如果接到通知书就到我这里好好读书。”后来我才知道漆侠师在完成《宋代经济史》以后，由于篇幅所限对酒类研究没能充分展开，只写了二万多字，所以看了我的硕士论文以后，对我说：“你的论文思路不错，但是读书太少，多是二手资料，涉及面也不够深广，到我这里可以好好读书，没有翻阅二百种以上的文献，不能动笔写论文。”于是，我就以《宋代榷酒制度研究》为题，开始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漆侠师把他以前积累的有关榷酒的资料和以前对酒课统计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并特别嘱咐我在蒸馏酒的起始上做文章，如果能在宋代文献中找到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把李时珍所说烧酒始于元代的说法提早到宋代，将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贡献。在漆侠师的指导下，我翻阅了近六百种宋代文献，直接征引的书目达二百多种。由于资料的丰富，使我对宋代酒的问题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而先师漆先生以经济关系把握经济史研究的思想和实践，对我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有几位先生以“颇有师风”来评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当时，我与师兄程民生新入校后，漆侠师对具有讲师资格的我们网开一面，不刻意要求我们听课，除了漆侠师的课，学校和宋史研究室开设的所有课程我们只选了一门日语课，所以我们读书做论文的时间较为充裕。还记得当时漆侠师问我们想听什么课？师兄程民生说，您是史学大家，我们跟您学最想从您这里学习治学方法和宋代重要制度的历史渊源。漆侠师听了很高兴，说他一直有写一部关于治学和史学理论方面著作的计划，于是漆侠师在我们第一学期先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共讲了三次，主要讲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历史考据方法、历史比较法、统计学和计量学的方法、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接着又开设《宋史专题研究》讲了三次，侧重讲秦汉至清历代中央官制、监察制度、选官制度的发展源流，第二学期接着讲《中国历代兵制变革》《宋朝立国形势》《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宋金战争》，这些课是漆侠师带研究生以来首次系统讲授，故让宋史研究室所有的硕士生和青年教师也来听课。记得在一间只能容纳三十人的小教室里，漆侠师每每会提前十分钟进教室，看着济济一堂的学生，那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资本论专题讲座》一课后来成为漆侠师的保留课，只是名称改作《历史研究法》。现收入《漆侠全集》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在漆侠师的讲稿和不同年级同学记的笔记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漆侠师讲课从不照本宣科，特别强调有研究才教学，研究停止之时，即是教学停止之日。漆侠师备课极认真，即便是稔熟的课，头天晚上也要温习一遍，第二天正式上课前仍要用四十分钟在大脑中默习一遍。漆侠师讲课经常以提问题的方式开始或作为话题转换的契机，提得问题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史料方面的，大多数情况是约有四分之一的问题我们都答不上来，每逢此时就有芒刺在背的感觉。漆侠师讲课严谨中不失轻松，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听漆侠师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跟随漆侠师学习最大收获不在课堂而是平素与他聊天交谈上。他讲课的内容大都有文章、著作、讲义，而平素聊天交谈却不限于书本。漆侠师对学生要求严格，不怒自威，因而大多数学生都很敬畏漆侠师，平素不敢到漆侠师的工作室。起初我也是如此，但几次求教以后发现漆侠师实际上非常和蔼可亲，机敏睿智，幽默健谈，因此每星期至少去一二次，时间在一到两个小时，聊天的话题很广，时事政治、国际风云、体育赛事，甚至坊间传闻，漆侠师喜谈拳击、足球等电视转播的比赛，漆侠师还是桥牌高手曾兼保定桥牌协会名誉主席多年。当然谈话更多的话题是谈人生、谈阅历、谈家庭、谈治学、谈师友，品评人物，指点史林。其中的深意、视野、境界都是书本上学习不到的。

当年凭着记忆好，漆侠师讲的总是历历在目，声声犹在耳边，故没有专门做笔记或日记，随着年岁的增加，现在记忆明显不如从前，漆侠师话语中生动的细微片段已不能再现，真是感到遗憾，追悔莫及。

△ 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的漆侠（前排中）

二

我跟随漆侠师学习宋史另一大收获是协助和参与漆侠师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当时，高树林、郭东旭、王菱菱、姜锡东、刘秋根、苏小凤、郭翠英等同志也协助漆侠师做了大量工作）。漆侠师不仅是宋史研究大家，而且是推动宋史研究的学术领袖式人物之一。漆侠师生前曾长期担任过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和两届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1992至2001年逝世前担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从读博士到2001年我协助漆侠师做学术组织工作主要有三项：

其一，漆侠师在1987年、1991年、2000年三次主办国内国际宋史研讨会，记得1987年9月19日早晨我刚到河北大学报到，行李还没打开就被宋史研究室的人拉着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说我已被漆侠师任命为第四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秘书组组长，其实当时我对国内宋史研究知之甚少，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年会。后来1991年和2000年两次国际宋史研讨会，漆侠师都让我做学术秘书会务组织工作。

其二，漆侠师主编的7部重要的宋史论文集：1987年第四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年《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1996年第七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1998年第八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我是具体的选稿、组稿和编辑人之一，1991年《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1994年第六届中国宋史研究会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2000年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宋史研究论文集》，也主要由我负责选稿和编辑；

其三，1994年起，漆侠师让我负责中国宋史研究会的秘书处工作，1996年经漆侠师提名我担任秘书长一职。

跟随漆侠师参与这些学术组织活动，对我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跟随漆侠师学宋史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此前，虽然我接触宋史已有五个年头，且写过几篇有关宋史方面的文章(包括硕士学位论文)，但当时因种种原因，我对国内外宋史研究状况知之甚少，宋史方面的资料典籍也没有系统读过，所以虽踏上了宋史研究的门槛，却一直在游离徘徊，难以登堂入室。跟随漆侠师学习后，这种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变。漆侠师对我的学术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漆侠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和耿介的人品外，最主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我的学术起点。由于漆侠师在宋史研究上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家，代表着国内的最高研究水平，古语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我和漆侠师学习，一下就拉近了向宋史最高水平靠近的距离，使我在宋史研究上少走了许多弯路。如果说成为漆侠师的入室弟子拉近了我与宋史研究学术前沿的距离，那么跟随漆侠师参与他主持的学术活动，则为我打开了接触和了解国内国际宋史学界的一扇窗户，使我认识、体察国际国内宋史学界的“天外天”成为可能。但是由于我生性愚笨，得之于漆侠师的赐予如此之多，可是回报于漆侠师恩惠者却很少很少，真是愧对师恩。

漆侠师重视学界动态，鼓励争鸣，他说参与问题讨论既能活跃学术气氛、拓展学术视野，也能使真理越辩越明，是提升学术水平和思想认识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宋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宋初保守政风的形成是宋统治者把黄老思想作为宋初在政治上的指导思想，由此形成黄老之治局面的结果，漆侠师上课时多次提到宋初的黄老思想与汉初的黄老思想不能简单相提并论，这个问题需要再讨论，并鼓励我们写文章进行辩论，于是我写了《论宋初的统治思想》，分作两篇《宋初统治思想略论》《宋初黄老思想三题》发表。1993年，《宋史研究通讯》编辑部为活跃学术气氛专门提出开展宋史分期讨论的倡议，并刊有两篇讨论宋代经济史和政治史分期的文章，漆侠师看到倡议后即让宋史研究室的同仁参加讨论，而且提出应从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和性质变化把握宋代政治史分期的主张，于是我写了《关于宋代政治史的分期问题》。在漆侠师的影响下我还参加了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王安石变法等问题的讨论。

1994年，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和挂靠单位从上海师范大学迁到河北大学，漆侠师让我负责编辑《宋史研究通讯》，从1996年起在《宋史研究通讯》上开辟一个专栏《20世纪宋史研究回顾与前瞻》，当时中国社科院的几个历史研究大刊物联合总结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随即各类回顾综述文章写得很多。对此记得漆侠师常常叮嘱我学术综述文章尽量少写，因为写评述文章不是人人都能写，要写出断代史和某个专题史在一年或某个时期的研究状况，首要是看这一年新的进步在哪里，特点是什么，不足又在哪里，所以评述文章写好很不容易，也就是说能够总结得失者本身要对所写的内容有相当研究，熟悉基本材料基本观点，写出来要对专题研究、问题讨论有启发作用，而对那些炒冷饭、拾人牙慧的文章则不应介绍，如果不加总结、分析的一锅烩式的介绍对学术发展有害无益，对培育良好的学风有害无益，这样的评述写了不如不写。金玉良言犹在耳边，这对现今综述、评述文章成为最好写、最易写的现象不能不是中肯的批评。我总感到漆侠师与他们那一代人，由于擅长理论分析，文章写得才气纵横，洋洋洒洒，恣意汪洋，漆侠师就常教导学生写文章和做学问要有气势和大规模，志存高远，还多次说到“写评论文章要像打蛇打七寸一样”，我虽然明白漆侠师的教导，但是总写不出让漆侠师很满意的文章，不免惭愧。

漆侠师强调做学问要有见识，要有自己的见解。漆侠师从不以校勘文句和考订史实为研究工作之终极目的，而是以整理搜集材料考证得出的结论，进而论证更深刻的道理。漆侠师很尊重实证史学，也从不轻视材料。对那些只空谈而缺乏应有的实证研究的所谓理论家，从来是轻蔑的。漆侠师博闻强记，对史料极下功夫，长期抄录卡片在右手中指上磨出两个厚厚的茧子，漆侠师记卡片，多用活页笔记本纸记录一个奏章和一段史料，不只是选取与自己需要的那句话和段落，而是最大限度地把材料的整体所要表达的思想和内容尽力抄录下来，特别是典型材料更是如此，所以只要是漆侠师自己使用过的材料他都非常的稔熟，如数家珍。漆侠师不仅熟读宋代文献，而且对先秦诸子之书和前四史也是如数家珍，尤喜读《史记》和《三国志》，很多大段经典记事原文，背诵如流。但是漆侠师并不以熟读文献、考证史料为满足，漆侠师以为考证史料只要具有中资天赋加上勤奋就可取得相当成绩，但是在错综复杂的材料中寻找出历史的规律或历史发展趋势，那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史学，也不是人人能够做到的。

△ 1984年漆侠与老师邓广铭在香港参加国际宋史研讨会

三

漆侠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89年国家教委主持建国40年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漆侠师的教学成果《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治史、执教、育人》，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是年6月中旬国家教委组织专家对漆侠师的教学成果进行鉴定，出席鉴定会的专家有邓广铭、张政烺、何兹全、胡如雷、王曾瑜、藤大春等史学界和教育界著名学者。那时我正读博士研究生二年级，有幸全程参与接待工作。专家们一致认为：“漆侠教授教学成果的显著特色是他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中，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用深蕴的理论驾驭众多的史料，将宋代经济史领域中诸多烦难问题分析得精辟透彻。在教学方法上，引导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机械地引章摘句；在培养学生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方面，用身体力行的示范和有说服力的事来感召、引导。”这个评语很准确，与我在1987年之后跟随漆侠师学习的深刻体验是一致的。

漆侠师不仅自己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而且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一直是宋史教研室(1990年以后的历史研究所)的必选课，开课老师都是漆侠师亲自聘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讲授，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起主要是由经济系的刘永佶老师上课，刘永佶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方面有专深研究，著作等身，与漆侠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上颇有共同语言，他们可称得上是忘年交。很有趣的是漆侠师对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老师很不以为然，因而对学生不选学校开设的马列主义政治课能网开一面。漆侠师还亲自讲授《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除了给学生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选课外，还要求所里青年教师也不放松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漆侠师曾在历史研究所举办过一学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读书会。读书会由我具体负责，并初选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书目，然后漆侠师最后确定，书目大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法兰西内战》《马志尼和拿破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列宁《论国家》《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问题》；斯大林《论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这些书目发给所里每一位在职研究人员，每二三周利用一个政治学习的时间，先由我朗读一篇大家已经有所准备的经典作品，并根据资料介绍作品产生的背景，然后大家发表对这篇作品的读书心得，不懂之处可以提出来商讨，也可以对不同的理解进行辩论。大多数情况都是大家发完言后，静静地聆听漆侠师结合史料讲解理论的意义。为了配合理论学习，漆侠师邀请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到所里讲课，胡如雷、田昌五、宁可等先生都曾专门到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讲过课，时间一般是一周到二周。

《隋末农民起义》是漆侠师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写的第一部史学著作，2004年9月在武汉大学参加纪念唐长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日本著名学者谷川道雄先生得知我是漆侠师的学生时说：“你的老师有水平有见解，十年前他到日本我们有过很好的谈话，他的《隋末农民起义》，我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过，他对刘黑闼起兵问题讲得好。”

漆侠师曾问过我知道不知道他最得意的文章，我举了好多篇，漆侠师都一一否定，最后说是1964年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农民是地主阶级的对立派，还是地主阶级的后备军？》一文，这篇文章是漆侠师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农民问题，在理论和材料结合上最用心而较为满意的一篇，也是漆侠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古代史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达到一个新阶段的标识。

△ 1987年漆侠在宋史研究室小院内与师生交流

四

跟随漆侠师学习宋史其间认识了许多漆侠师的师友，也从漆侠师与师友的交往中更多的了解了漆侠师。漆侠师曾带着我拜访过邓广铭、季羡林、张政烺、宿白、殷新程等先生。印象最深的是拜见邓广铭先生。漆侠师是邓广铭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漆侠师对邓先生尊敬有加，在我的印象中漆侠师与师友交往总是谈笑风生，诙谐幽默，只是见邓先生甚是拘谨。我亲历过一次，那是在1991年8月准备在北京盛唐饭店召开国际宋史研讨会，会议召开前，漆侠师带我到北大朗润园邓先生的府上向邓先生汇报会议议程，那天进门落座后，漆侠师的恭敬和拘谨都在一声带有浓重山东乡音的紧张问候语中“老师，您好，我是来给您汇报国际宋史研讨会的”传递出来，漆侠师一直前倾着身子面向邓先生，椅子只坐了前半截，汇报完一个问题，就问邓先生一句“老师，这样行不行？”汇报了四五个问题，也连续追问了四五次，汇报完，邓先生说留下来吃饭，漆侠师说不麻烦老师了，已经在外面有准备了，然后说要到邓先生家对面的宿白先生家坐坐就匆忙告辞了，一到宿白先生家，漆侠师就恢复了常态，谈笑自若。后来，大致有三次我到北京出差，漆侠师每次都让我代他看望邓先生。我也因此有三次机会近距离聆听邓先生讲述他的研究计划和对国内外宋史研究现状的评论。

当时来河北大学拜访漆侠师的宾朋师友络绎不绝，国际宋史学界知名学者，诸如台湾学者王德毅、黄宽重，日本学者柳田节子、斯波义信、梅原郁、佐竹靖彦、木田知生、渡边良、宫泽知之、小岛毅，美国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Bol)、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纽约州立大学贾志扬(John W.Chaffee)、华盛顿大学伊沛霞(Patricia Ebrey)、布朗大学戴仁柱(Richard Davis)，韩国学者申、金渭显等都或专程访问、或参加答辩、或出席会议、或受邀讲课到访过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在接待漆侠师的师友过程中，也知悉了漆侠师的许多逸闻趣事。记得1989年6月那次为漆侠师获国家教委教学优秀教学成果奖举行的专家鉴定会，会议期间陪同专家们考察游览白洋淀，在途中何兹全先生的夫人郭良玉先生给我讲了许多漆侠师当年求学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的逸闻趣事，郭先生和漆侠师都是山东巨野人，漆侠师尊称郭先生为师母，但郭先生以大姐自居。印象最深的是郭先生说漆侠师早年喜饮酒，酒量大，逢酒必喝，每喝必醉，还说漆侠师抽烟很厉害，一天差不多要抽两包烟，谈话风趣，喜开玩笑。在这次去白洋淀的途中，胡如雷先生对我说：“在现今史学界，理论好的人，史料功夫不一定好；史料功夫好的人，理论水平不一定高，像你的老师理论水平高，史料功夫也好，这是很难得的。”王曾瑜先生很赞同胡先生的看法，并以《宋代经济史》为例，说明漆侠师对宋代经济史史料有精深的梳理阐释和研究。

1990年6月，我和师兄程民生博士毕业，漆侠师请宁可先生和田昌五先生分别做我们的答辩主席。答辩头一天我负责分别接站。接到宁先生后，宁先生要求直接先去河北大学招待所，田先生则要求直接去漆侠师家，一进漆侠师家门，田先生把衣袖往上一撸，大嗓门连喊二声：“嫂子”，把带的礼品交给师母，说是给小孙子的，接着又问：“嫂子今天有什么好吃的，有好酒吗？”然后就跟漆侠师径直走进书房。田先生虽然在生活中跟漆侠师称兄道弟，但在答辩时却极认真，提的问题多是理论方面的，大都很尖锐。据说田先生在史学界颇为自负，喜欢建构史学体系，但对漆侠师还是有足够的尊重。宁可先生给我们讲当年他上北大一年级时，漆侠先生已在同学们中很有名气了，他们经常看到四年级的漆侠先生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书，从教室或宿舍楼前走过，同学们就会指着漆侠先生说，“看，那就是漆侠”，很佩服漆侠先生在王安石研究上已得到老师们的赞许。

赵俪生先生与漆侠师都是当年研究农民战争的代表人物，我在兰州读书时曾不止一次听过赵先生的学术讲演，印象很深刻，赵先生因为耿直的性格在史学界曾受一些人的非议，漆侠师说20世纪80年代山西编撰当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有人不主张收录赵先生，他不同意，他认为赵先生的观点、方法可以商榷，但不能否定赵先生是有很大贡献的历史学家的事实，毕竟是自成一家。1988年10月，内子水潞的大伯父水天同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我见到赵先生，我自我介绍说我是漆侠的博士生，赵先生诙谐地说：“你的老师和你老师的老师邓广铭都是史学的正宗，我是野狐禅，旁门左道。”然后说到宋代土地制度若干问题，说他很喜欢宋瓷，并对我说你的老师在宋瓷的研究上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最后嘱我代向漆侠师问好。

漆侠师对他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总是念兹在兹，经常会提到邓广铭、汤用彤、冯友兰、郑天挺、向达、季羡林、周一良、张政烺等先生的名字，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你的老师，不如我的老师”。还说邓广铭先生要求一向是非常严格的，批评他粗心，丢字缺字，文献抄错行、脱衍。我也很粗心，从进入师门后，我写的文章差不多都要让漆侠师过目和批评，如果漆侠师批评文章结构，我知道这篇文章得重写，如果是批评文献史料使用和文字的错误，我知道这篇文章通过漆侠师初审，可以修改和勘误后再发表。特别是读文献不能句斟字酌经常受到漆侠师的批评。一次漆侠师拿着我的一篇文稿语重心长地说：“我现在给你把关，我百年之后看谁还给你把关!”现在想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何兹全先生未教过漆侠师，但漆侠师与何先生交往时却一直是执弟子之礼，最难忘的是2001年9月27日，北师大祝贺何兹全先生九十华诞，为了按时赶上参加庆祝活动，漆侠师提前一天坚持只身一人坐车从保定到北京，住在老朋友殷新程家，其时漆侠师已年近八旬，病痛缠身、身体很弱，每走一二百米路就要停下来休息，但他还是全程参加了祝寿活动。后来听林甘泉先生讲，那天漆侠师兴致很高，和众多知名专家都一一碰杯饮酒。漆侠师对师长辈发自内心的敬重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 晚年漆侠

五

回忆跟随漆侠师学宋史不能不提漆侠师亲手创建的国内一流的宋史研究重镇——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很怀念那个曾留下漆侠师朗朗笑声和伟岸身影的温馨小院，在那间简朴的工作室里，漆侠师翻检图书和伏案工作的情景，以及漆侠师耳提面命的场景，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还有小院内那几颗枝繁叶茂的大核桃树和核桃树下的那张油漆斑驳的乒乓球桌……台湾学者黄宽重先生以“无中生有”来概括漆侠师创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历程是很形象的。至于为何漆侠师能白手起家创建宋史研究中心虽然已有很多总结，但我以为有以下四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漆侠师具有很强的学术使命感，早在漆侠师开始招收研究生之日起，就把培养学生与建构宏大的学术体系联系在一起。漆侠师在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近百万字的《宋代经济史》，在他人看来那已是皇皇巨著，可是漆侠师以为那只是宋代经济史的一个纲要，需要研究的问题还很多，如果想要真正揭示宋代经济史的全貌则至少要写300万字，因此漆侠师有意让学生在经济史领域做专题探索，从1982年到1992年十年间论文选题涉及马政、商业信用、矿冶业、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财政管理、漕运、自耕农经济、货币流通、地域经济、专卖制度、城市管理等，多年的积累和培养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特色，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有香港学者把这种特色称作“保定学派”。

二是漆侠师对于发展学科从研究课题、人员配置、图书资料建设、经费来源都有长期发展的战略计划，而计划的核心是坚持学术的高水平、高质量，争全国一流是漆侠师始终不渝的坚定信念和追求。而要做到这一点在一所地方高校是非常不易的。一个研究机构可以有很多人、很多资料，甚至有用不完的经费，但是要成为同行学者心中的“麦加”，高水平、高质量是占第一的绝对条件。

三是漆侠师注重选留能够长期坚持学术研究的学生在河北大学工作，漆侠师虽然有很浓的名校情结，但是基于河北大学具有的条件，漆侠师喜欢来自农村和家境一般又能吃苦耐劳的学生，因为漆侠师始终认为历史研究是一项要能吃苦、能耐得住寂寞、甘于清贫的事业，没有太多的功利，生活优裕的学生除非有良好的家学，大多难以坚持。而落后封闭的保定又很难留住来自大城市和名校的学生。所以虽然留在宋史研究室(历史研究所)的学生来自全国好几个省份，但大都是来自农村和中小城市。

四是漆侠师对留在身边工作的学生在学术上严要求，高标准，宁缺毋滥。我读博士的时候漆侠师在河北大学可谓是德高望重，譬如评职称只要得到漆侠师首肯就会很容易，但是漆侠师从不给我们开“后门”，漆侠师的原则是，你的学术水平达到相应职称的要求而没有得到，他会据理力争，反之你就是乞求说破嘴也不行。记得1991年我刚留校一年，学校评职称，按规定有博士学位者可优先申报副教授，我去征求漆侠师的意见，漆侠师以为我有点操之过急，他问我除了博士学位外，有几篇文章，我说十余篇，先生又追问哪篇够副教授水平？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那次我放弃了申报。第二年按国家规定有博士学位者可以转评，我才顺利晋升副教授。1995年河北大学评职称，政策鼓励破格晋升教授，我和姜锡东都达到学校规定申报资格的要求，那时我已有两部著作，但是我们不敢申报，因为漆侠师经常说晋升教授需有两部有分量的著作，否则是不可以的。后来学校主管领导主动找漆侠师谈话，说你要求严，别的学科与你学生同等资格的申报者，按政策晋升了，你的学生不是就亏了吗？听了学校的劝说，漆侠师对我和姜锡东仍然说不支持，但不反对申报，结果我们顺利破格评上了教授，事后漆侠师还是说你们的教授是不够水平的，要继续努力写出够教授水平的著作，才配得上教授的称号。

漆侠师在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在生活上则是关爱备至。漆侠师视学生如子女，把学生看做是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有时就像护犊一样情深。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师兄师弟们在2002年出版的《漆侠先生纪念文集》中已有较多介绍，此处不赘。

还记得1990年岁末，《中国青年报》和河北省内媒体记者到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宋史研究中心)采访漆侠师，知悉漆侠师著作等身，桃李满园，本着名师出高徒的理念，也顺便采访我们几个留所工作的学生，希望能从我们的学术成长来印证漆侠师的教学成果。说来惭愧，当时我们的学术成绩可用“空空如也”四个字来概括，所以面对记者疑问的眼光，真是汗颜，无言以对。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的耕耘，不论是漆侠师创建的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还是漆侠师分布各地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在宋史学界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已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中坚力量，虽不敢称“高徒”，但也可以告慰漆侠师在天之灵：您的事业，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节选自《历史教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