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三强，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未来出版社原总编辑。策划编辑的图书多项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获得优秀中华出版物奖。在《文汇报》《延河》《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文章多篇。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留校古籍研究所，后到校出版社做编辑。期间接触和受教于一些校内外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先生，有四十出头的中青年学者也有年过八旬的老专家。他们学行风范各异，但都温润博雅，又极为“可爱”。后来的经历让我明白，真正的“权威”或“先生”，是最没有架子而朴实亲切的人。我和他们年龄、学识都相差得太多，但机缘运会，在我向学之初就遇到了这些好老师，是他们把我引入社会，领进学术殿堂。我尊他们为先生，恭敬地执弟子之礼。他们都是有着生动故事和不凡经历的大德先生。

那时候，常听他们讲课、说话。他们讲课、说话也许并不生动，但却非常精彩。他们从不依赖表情和动作，也没有什么噱头，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们的话语能力极强，用词、用语都很简单，能把一件事情讲得生动而又通俗易懂，绝不故作高深。有些东西，听他们一说，好像就知道了、明白了。他们才思敏捷，知识面极广且见解丰富。好些事情听他们讲过不只一遍，每回聆听，都觉得别有风致。我其实在乎的是说话的人，是谁在对我讲、对我说。树无九枝，人无十全，这些先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十全十美，但他们是可以触类旁通、闻一知十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亲切、平常的东西，就像邻家大爷。他们的离去，让我很难过，我知道再也没有人可以这样和我讲话了。

这些美好的过去，这些过往的先生，不仅使我回忆和遐想，更让我品味与感悟，并倍加珍惜当下的一切。人生不一定要做成点儿什么，而是要不断地去经历些什么。有些事，做了，才算不辜负此生一番际遇，和际遇中的那些先生。

黄永年（1925—2007），江苏江阴人。195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分到交通大学任教。1956年随交大迁西安，第二年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摘帽后安排在交大图书馆。1978年调入陕西师范大学，1981年任副教授，1982年任教授。1983年任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任所长。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史事考释》《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等。

一九八四年，我毕业留校。九月开学，负责行政的周炜老师带我去见黄永年先生，黄先生说要考考我，周老师就回办公楼了。我心里紧张，对古籍整理毫无概念，不知如何应考。先生靠在书桌前的藤圈椅内，歪着脑袋、抿嘴朝我微笑。感觉在哪儿见过？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严厉和学究。我端坐在门口的杌凳上，大脑快速运转，想回忆有关古籍整理的知识，可竟然浮现出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情报处长在江边摸大炮口，歪着脑袋坏笑的样子。他怎么长得和电影演员陈述那么像！大概见我神情诡异，黄先生用他那江阴普通话问我：中学在哪里读的？中文系都开些什么课呀，读过哪些文史方面的书啊。这时我一下轻松了，七七八八地说了我都学了哪些课程，读过什么书。黄先生边听边问，当我津津乐道诗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时，他皱起了眉，大不以为然。随即，便讲了过去中文系或国文系是如何讲课，要学生老老实实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怎样诗史互证解决实际问题。哦，这我还知道一些，那时文史相通，没有严格的断代界线，陈寅恪、缪钺先生都是同时应聘国文历史两系，或一年在中文系，一年在历史系。聊了一会儿，大概看我脑子也还算清楚，也读过点儿闲书，知道些史实和掌故，先生便说：现在你就是我的学生了，以后我开的课你都要来听，就叫我黄先生吧。从此我便入了黄门，跟黄先生工作、读书八年，使我得窥学问的门径。多年来不敢稍事懈怠，最终虽未继续从事学业，但也未曾辜负先生教诲之情。

黄先生学识广博，治学贯通文史，尤精于考辨。在中古史及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被公认为大家，其他诸如古典文学、碑刻学以及诗词、书法篆刻等也都卓有建树。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是“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套用胡适的话则是，“总算不曾做过一篇潦草不用气力的文章”。黄先生自言没有“家学”，但“学有师承”。他的多位老师，吕思勉、顾颉刚，还有先是老师、后来成为岳父的童书业先生，都是公认的一流学者或曰学术权威。黄先生是读其书而慕其人，对老师充满敬仰，但并不盲目崇拜，他写过不少与陈寅恪商榷或补正的文章。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文章发表后把剪报寄给陈先生，陈先生让夫人唐筼代笔作复，还附赠了陈先生刚发表在《清华学报》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黄先生总说：跟老师，主要学的是治学态度和方法。

黄先生极其聪明，兴趣范围广，欣赏境界高，做学问往往用常见史料于人熟视无睹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且有深入研究。黄先生早年研究过先秦史，熟读前四史，《左传》更熟到大体能背诵。但他另辟蹊径做了隋唐史，晚年上溯到北朝做了点儿北齐、北周政治，一来避嫌怕人说剿袭老师，二来也避免重复。顾先生兼治历史地理、民俗学，童先生兼治陶瓷史、绘画史，而黄先生涉及书法、碑刻学，还有版本目录之学；哲嗣寿成师兄有黄先生、童先生的基因，做学问也尽量避开老先生的方向，主要做了魏晋南北朝，并继承了其父的碑刻学、目录学，也懂版本，现在是陕师大的历史教授、博导。

师母童教宁是西安市十二中的老师，童书业先生的大女儿。黄先生跟我讲，做了童先生的学生后，大概一九四八年，童先生托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承名世先生做媒，把他的大女儿童教宁许配给黄先生。那时黄先生和师母还没见过面，因童先生说了就马上答应，但回答说要请示母亲。童先生便拉开抽屉翻来翻去，找出了一张指甲盖大小的师母小姑娘时候的照片，让黄先生寄到常州给母亲看，黄先生的母亲很快也回信同意了。童先生仨闺女没有儿子，对黄先生疼爱有加，一直当儿子看待。童师母后来一直住在陕师大，我去黄先生家时，总是太师母来开门。

黄先生培养学生，要求极严，对我也一样。一入师门就让准备两个本子，以便每周交替使用，写读书札记，他要检查。第一年重点读《四库提要》，还要和其他经部、史部要籍的阅读同时进行。古人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学者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但读《四库提要》不能代替读原典，这也是老辈学者共同的读书经验。邓广铭先生早就提出过治史的四把钥匙：目录、年代、职官、地理。顾廷龙先生也在《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序中称“不习目录”、只知“一家之言”的人是“井底之蛙”，见到好书也会入“宝山空返”。那时的一些研究生被称为“九三学社”，即早上睡到九点，下午睡到三点。先生便经常下午两点过了就去敲宿舍的门，把他们都叫起来读书了，他才到办公室工作。黄先生是懂版本、熟文献的，开有“史料学”课，很讲究文献的使用，写文章时哪些书是一手材料能引，哪些史料不能用都很有讲究。他常说，翻开一本书，只看注释的书和版本就能看出作者是不是行家。我们写文章都十分小心，不能冒傻气丢了先生的人啊。

那些年，史学领域引入西方各种理论，以改变研究方法。黄先生不以为然，他重实证，也并非不重视理论和方法。早年佩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顾颉刚古史辨派用新方法研究古史，后来也教过马列主义。先生是要求结合实际，不管什么理论，都要有史料支撑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拿理论乱套历史事实。为此，他请顺访西安的美籍华人、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汪荣祖教授，来讲西方史学理论，重点要强调国外也并未奉所谓“三论”为圭臬。几十年后，我在北京带汪先生去蓝旗营看辛德勇兄的藏书，聊起当年他来西安讲学，还提到黄先生让他讲美国史学界未用“三论”研究历史的往事。

黄先生喜欢与人聊天儿，聊到高兴处便问：“人都说我像演情报处长的陈述，怎么样？”歪着脑袋咧嘴笑着，“像吧。”那神气，极像天真的小孩儿！他所谓的聊天儿，是聊掌故逸闻，也品评人物、讨论问题及治学方法和选题。聊天儿便是一种教学方式，还是前辈学者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其形式活泼，点化启智，无拘无束。据说当年黄侃就常带学生漫游，白天访古观今，晚上围坐喝酒聊天儿，酒喝完了，课也便上完了，学生回去睡觉，老师又接着手批一卷白文十三经。我同学宋林生的父亲是西北大学的宋汉濯教授，早年考入北大，毕业于西南联大。带的学生如费秉勋、陈华昌、贾三强等，也是如此教学。一般不在教室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而是各读各的书，各写各的文章。每学期来了谈假期的见闻和读书心得，先生加以点评，再布置些书回去读，写读书札记，有了心得来和先生汇报交流，先生则给予指导。黄先生常感叹现在的学生，达不到这种水平，这种教学方式也行不通了。

黄先生很严厉，眼里不揉沙子，做得不对的事，他看不惯一定要说、要骂！说黄先生骂人，包括陕师大一直流传的先生在教学楼关灯、关水龙头的事，都是真的。老先生经历过困难时期，看到大白天教室亮着长明灯、学生食堂门口的龙头长流水，那是一定要去关的，对那些视而不见的老师和同学也是要训的。一九七七年国家公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试用了一段儿就废止了，可学校发的文件中把副校长、副教授的“副”字还打印成“付”，办公楼里副校长门上挂的牌子仍写作“付校长”，黄先生多次找到校长办公室去批评教育他们，直到文件和门牌上不再出现废止了的简化字为止。他对研究生论文要求也很严格，往往指出不足、严厉批评，绝不敷衍。学生们都很紧张害怕，但他批评从严，只要不是原则问题，一般都放行过关，目的是帮助学生们提高。他总说：谁都是从学生过来的，都需要不断地提高嘛。

黄先生招收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复试时请郭子直先生一起参加，叫我来记录。我就经历了一次次严肃的场面，比考我要惊心动魄多了。那些年，人们知识贫乏，可读的书也极少。一般大学毕业生多数也就读过流行的几部《中国通史》，所谓的历史知识不过是些死记硬背的教材段落而已。黄先生不同，他主张读原著或经典史学名著，如陈寅恪、吕思勉、顾颉刚等先生的专著，是那些由鲜活的人物和事件组合起来立体而可感知的真东西，对考生回答读过哪些史学名著时只知道几部通史，大为光火：这不能算史学名著！以至于三十多年后说起，当年参加复试的同学，仍清晰记得黄先生大发雷霆。还说，我坐在旁边，一脸正经也装成很威严的样子。

黄永年先生在书房兼卧室

黄先生一九八八年成了全国人大代表。头年十月上旬，黄先生出差不在，校统战部的老同志常福生让我写一份材料，说学校准备推荐黄先生做下一届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交给他时，老同志用陕西方言千叮咛万嘱咐：一定嫑告诉你黄先生，喔老汉脾气大，万一莫（没）弄上，可要到处噘（骂）人呢。事后我也就再没提过这事儿。到第二年寒假后，报上登了陕西省参加第七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名单，黄先生看到有他的名字，还问我是不是有重名的人，我才说肯定是他，并告诉他之前学校报过材料，是我写的。黄先生歪着脑袋抿着嘴又露出了“情报处长”的笑。黄先生虽个子不高，但风度潇洒：戴一副黑边半框眼镜，表情祥和；胡子不多，但每天刮得干干净净；头发虽说不上浓密，但几乎没有白发，梳着整齐的偏分；冬天戴皮帽子，春秋时戴鸭舌帽，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就不戴帽子了；衣服清爽整洁，常穿中山装，后来喜欢穿西服打领带，冬季也穿蓝色中式对襟棉袄围羊毛围巾，晚年也穿羽绒服；皮鞋总是一尘不染，夏天是丁字凉皮鞋，颇有点上海老克勒的味道。先生的办公桌和家里的书桌也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书架上的书都码放得井然有序，位置固定，闭着眼睛都能取得到。从来不在书上乱写乱画，最多用铅笔做个记号或批注少许文字，也从不折页折角。现在的新书在近书脊处有压痕，便于翻开而使封面不折出裂纹。过去没有，先生看书时，要在接近书脊处拿尺子比着，用大头针轻划一道，还不能让针尖划破封面纸，翻开形成整齐的折痕再看。精致讲究，爱书如此，让我十分惊讶！给朋友送书签名，有时字的竖画写歪了，便用刀片刮去，再用大拇指甲把刮毛的纸磨平了重写。黄先生记忆力超强，这可能有遗传。寿成师兄也记忆力极好，看书过目成诵，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也都多年不忘。黄先生一辈子酷爱读书、博闻强记。读得快，记得牢，知道得多。做学问从不抄卡片，史料全在心中，用时一翻就能找得到。最多在书中加个小纸条，以备不时之需。但不要以为先生只看正经学术书，文史资料、当代小说也照样看。所里订的报刊由他去取，就是先睹为快。他经常对我们说：晚上在枕头旁边放一本《史记》或者《通鉴》，睡不着时看嘛。你看，说得多轻松！《史记》《通鉴》这些书，我们用整块时间看都很困难，哪儿敢睡到床上看！一次先生感冒了，让我给他找本有趣的书回去休息，我取了一册台湾联经版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二天先生来了就给我讲那本年谱上胡适的往事，头头是道。和我聊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在上海、苏州旧书肆上见到的善本古籍和碑帖，遇到的哪个师傅，可以细述每个书店的每一种书，包括书店来历、位置、经营特色以及书名、版本、品相、册数、价格乃至当时书店的陈列状况，仿佛就在眼前。有位研究生写毕业论文，遇到一条史料，不知何处去找。先生告诉她楼上资料室哪个架子上有本什么书，大致在哪部分。她上去不一会儿下来，竟然顺利查到了。这都是我的亲历，绝非神话！黄先生晚年孤独、寂寞，他说无书可读、没人可以请教问题，也没有了歪着脑袋的“情报处长”之笑，眼神儿里流露出孤寂和无奈。他说：我老了，夜里睡不着，想找点什么书来翻翻，可是，现在的这些书和文章，水平能达到陈寅恪先生那样的没有了。老朋友一个个走了，周绍良、启功先生相继去世，看书遇到问题也没人可以请教、没人可以聊天了。我建议他写点儿回忆录，把他经历的我们不知道的有趣的事写下来。他说写不动了，我说，那就口述，我每周来一次做记录。他头脑还很清楚，知道我在工作还很忙，难以做到。后来二强兄找了学生，带录音机去给他录过两次，也不了了之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像当年和你们聊天儿，说的你们大多能领悟，想不起来的人名地名，你们有时也能提醒。对着录音机自言自语，实在说不下去啊。我请他再吟诵李商隐、白居易的诗，就像当年在办公室和我聊唐诗时吟唱的，低回婉转。越音抑扬顿挫，吴语浅吟低唱，似诗又像歌，韵味无穷。时间过得真快，今年应该就是黄先生百年冥诞了。这些过去了的往事，仍将成为陕师大校园中口口相传的美好神话。

（节选自《际遇中的那些先生》，详见《美文》2024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