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奎松

杨奎松：著名历史学家。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作品。 

初来华师大，一个最强烈的感觉是历史系学生的问题很大。

第一次给中国近现代史学生开前沿讲座，不过十来个学生，规定上午8点半到，稀稀拉拉一直拖到8点50分还有学生没来。老师坐在那里等，学生们好像没看见一样，自顾自地在嘻嘻哈哈地谈论着谁昨晚睡觉最晚，都在看什么电视连续剧。两个女生表示她们宿舍一直看到凌晨两点多，一个男生更是不无自豪地声称，他凌晨4点半还没睡下。最后一个女生进门时，虽然迟到了20多分钟，也照样旁若无人地推门而入，看也不看老师一眼，并且把门和椅子弄得一通乱响。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上课，学生们绝不会真的对老师讲授的内容感兴趣，而老师也绝不会有心情想要把课讲好。

学历史的硕士研究生素质不高，在国内高校可能是一种通病。但本科生都是高分录取，理当好得多了吧？也不尽然。第一次给本科生上选修课，期末开卷考试时，竟然发现多了几个压根儿就没来听过课的学生。而且不少学生手里都有厚厚一本复印的笔记，专门拿来应付考试。据事后了解，本科同学之间为了应付那些烦人的公共课考试，早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这门课你记，那门课他记，考试时相互复印交换。因为这都是出于自愿，因此也就不会像这里有的硕士生抄袭他人发表的文章来充作业那样，容易引起麻烦。然而，这样一种风气，竟然堂而皇之地应用到历史系的专业选修课上来了，这无论如何都让人沮丧。好在是本科生中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认真听讲，并且乐于思考问题的。这个比例肯定要比那堂硕士生课上认真听讲的学生比例要高出许多。

网络日志一直想不起应该写些什么，今天所以会想起要拿这两件事情来充日志的内容，是因为昨天又因这里的学生而大开了一回眼界。这件事很简单。三四天前，因为忙于校稿，一时抽不出时间，同时也是因为知道手下的学生几乎还没有上图书馆和档案馆查找资料的经历，想借机让一个学生锻炼一下。于是指派他去上海图书馆核对两则资料。将近三天过去，该生音讯全无。昨天下午打电话一问，说是学校离上图交通不太方便，而且自己也没有去过图书馆查资料，不知道怎么查，正好有一个同学要去查资料，就想请那个同学代查一下。因为那个同学这几天没去，因此还要等一等。居然能够听到自己的学生这样答复我，真让我有些哭笑不得了。

当然，一个学生学习习惯的好赖，并不见得都是来华师大之后才养成的。特别是硕士生，不少人还在读大学或专科时，就已经学会了怎样用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最大的效益。他们来读书的目的非常功利，就是要留在大城市找工作。因此他们更多的时间早早地就放在找机会实习和联系单位等事情上了。以至于一些学生，即使读了一两年，不要说图书馆、档案馆没有去过，就是连最基本的读书笔记也不知道该怎样写好。即使你一遍遍地提出意见打回去重来，也还是经常有既不明白也不努力，只是想着怎么样能交差的学生。这也就难怪一些老师会慨叹：在这种情况之下，教育部还一个劲儿地要求扩招硕士生，这对当老师的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是不是所有学校的硕士生都这样不堪呢？当然不是。即使在华师历史系，也知道有很不错的学生，只可惜我还没有碰上。我可以举的相反的例子，是北大的。

有一年我在香港，想要核实一则资料，于是发信给我在北大的一个学生，请他帮助在北大图书馆查对。他当天中午读到信，下午即去查找，没有找到。随即骑车去了距离北大至少要十几二十分钟车程的国家图书馆，仍没找到。当晚回邮给我，说明情况，同时表示明天会抽时间进城去远在王府井的近代史研究所查查看。因为我需要此则资料并不特别迫切，因此我当晚赶紧打长途电话要他次日不要再跑。但过了几天之后，他到底还是找时间去了一趟王府井，把那则资料找到并发给了我。

类似这种情况，据我所知，在许多学校的许多老师的身边都发生过。没有几个好老师，会经常让学生去为自己找资料。但偶尔需要，学生能否当成自己的事情，并尽力把它办好，却很能看出学生的素质如何。事实上，一个懒到因为嫌路远，怕麻烦，宁肯等着其他同学去时顺便请人去办老师托办的事的学生，自身的学习习惯也一定是一蹋糊涂。我唯一有些纳闷的是，北大和其他高校的硕士生，来源也都大同小异，何以他们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