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旧梦

王侠

因为我只在北京生活过十八年，后来于1969年赴陕北延安插队，之后钱袋子一直羞涩，常常比脸还干净，因而我很少回北京，也就是对后来的北京非常的模糊不清，脑袋里只是对之前的北京印象深刻些！也因而象有的人说穷人还是很多。我其实就是穷人队伍中的一个。当然，我也觉得我自己不穷，因为我健康，我充实，我每天忙碌着写稿子，逛大街！但也有人说我是驴粪蛋，表面光！但是，我自己觉乎着，还好好的活着，挺不错的！

我记得北京的早晨，常常是从鸽哨开始的。

天还泛着蟹壳青，胡同口就已经有声音在流动。先是广安胡同口西边小店卖豆腐脑儿吆喝的声响，像老城在伸懒腰。接着是各家的门轴转动，"吱呀"一声，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会拎着尿盆出来一，上公厕倒完，又在门墩儿上坐一会儿，看看今天的天气及风的走向。

鸽群就在这会儿升起来，有时会有几百只。

灰的、白的、点子儿的，绕着有很多四合院儿的北京城盘旋。鸽哨是风的声音，"嗡嗡"地，把晨光切割成一片一片。我常站在院里的枣树下仰着头看，直到脖子酸了，直到母亲从屋里喊："回屋吃饭！"

枣树是挺老的，清朝过来的，算院子里的元老，比我父亲母亲的年纪还大。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每年秋天却结满了玛瑙似的果子。母亲说，这树是我祖爷爷栽的，那时候还是光绪年间，男人要留辫子，记得还有个电影，里面有个马小辫。树下的青石板上，有我用粉笔画的和平鸽，有小雨冲刷不掉的痕迹。由此，我也特别喜欢吃枣子，也很向往枣林处处、枣树多多的地方，后来老天爷如我所愿，让我去了陕北，去了延安，那里枣子极多，我后来有一次去了佳县，看见地上，山坡上落了一片一片的枣子，没有人去拾，一打听，才知道没人费那个闲工夫，吃力不讨好，即拾一天也卖不上几个钱，有可能还根本没人来买，收枣一见是几十斤，根本就不停车，由此还不如去打一天工，挣个一、二百，二、三百的。

北京的胡同是非常活跃的。

它们不像上海的弄堂那样精致，也不像江南的巷子那样曲折。北京的胡同敞亮、直白，像北方人的性格。灰墙灰瓦，门墩儿上马或狮，门联上褪色的字——"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我住在离菜市口不远，离老墙根更近的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名字叫司家坑，院子很大，是新桥胡同3号，随着拆迁的声音加大，我依然记得它的旧模样。胡同不是特别宽，两辆自行车错车时要小心一点儿。墙根前儿底下常年坐着晒太阳的老人，棉袄的袖口磨得发亮，手里盘着核桃，"哗啦哗啦"响，或者是两只鸟在笼子里跳来跳去，吱吱乱叫。

夏天，院子里有人会搭起凉棚。席子一铺，八仙桌一摆，各家端出自家的吃食。赵家的炸酱面，钱家的拍黄瓜，孙家的芝麻酱烧饼。小孩子们端着碗串门，这家吃一筷子，那家舀一勺，最后吃得肚子圆滚滚，晚上躺在凉席上数星星。

星星是有的，那时的北京还没有这么多灯，夜空是深蓝的，银河像一条淡淡的牛奶路。祖母指着北斗七星给我讲牛郎织女，讲嫦娥奔月。她的声音很轻，怕惊动了什么似的。枣花的香气在夜风中浮动，甜丝丝的。我经常在房顶上去睡，看着银河，感概着，胡思乱想着，也觉得非常奇妙，渐渐的竟然爱上了银河，爱上了宇宙空间，并进行着无数的探索。

小时候，父亲偶尔带我去前门、大栅栏，后来便是我自己常去，更后来上中学及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竟然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潜心于学业，忠诚于学分，而是经常逃课逃学，早上从家里揣一个大馒头，背上书包，就向菜市口、虎坊桥、珠市口、大栅栏、前门、天安门、故宫、景山、北海，一路逛街游公园，好不快活，好不潇洒，简直是一个小神仙。

那真是另一个世界，一上午或一天，觉得我自己比那些闷头在学校里学习计算背俄语的强百倍，那些学习好的考高分的瞧不起我，我也十分瞧不起他们，学习好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书呆子、书虫一个，知道大千世界宇宙空间吗？铛铛车"当当"地驶过，车头上挂着铜铃铛。大栅栏的招牌林立，瑞蚨祥的绸缎、内联升的布鞋、同仁堂的草药味儿，混成一种繁华的气息。小时候的我攥着父亲的手，怕被人流冲散。

最难忘的是吃食。

冰糖葫芦是冬天的标志。红彤彤的山楂裹着晶亮的糖壳，插在草靶子上，像一串串小灯笼。卖糖葫芦的扛着靶子或推着板车走街串巷，一声吆喝能招来半条胡同的孩子。我有了钱总是会挑最大最红的那一串，舍不得一口咬下，先舔外面的糖，直到甜得发腻，才咬开酸酸的山楂。

夏天的冰棍儿是另一种奢侈。三分钱一根的，五分钱一根的，纸包着，藏在卖冰棍儿的人的木箱子里，盖着厚厚的棉被。揭开棉被的那一刻，白汽儿"腾"地冒出来，像仙境。小豆冰棍儿是我的最爱，咬一口，豆沙的甜混着冰碴儿的凉，从舌尖一直爽到心里。我有一次，回京休探亲假，假期结束，买了火车票，去到了北京火车站，买了一盒子牛奶冰棍，一支接一支，毫不停顿的吃下去，就是那样，也没压的住我对北京的火一样的情感！

我读书的小学就在胡同口北一点，叫司家坑小学，现在北京十四中附小。

学校里有平房，有楼房（后来盖的）。院子里有几棵树，有的树干要一个孩子去合抱。春天，有的树开花，细碎的黄绿色，落在地上，扫也扫不尽。我们班的女同学常在树下跳皮筋、男同学则弹玻璃球，直到上课铃响。

男老师是穿蓝布中山装的，女的梳两条辫子，很漂亮，叫田老师，还有段老师。男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他们说话带着京腔，"您""劳驾""回见"，礼数周全。语文课上读《英雄小八路》《王二小》《向秀丽》之类，"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我至今记得那个"烧"字，觉得作家真是神了，怎么能想出这么妙的词，由不得我也想去当魏巍那样的记者，贺敬之那样的诗人，少剑波那样的作家，还能和俊美的小白鸽在一起，简直是太幸福了。

放学后的时光最长，我是从来不做作业的，更不参加任何学习小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然后便是疯跑，在胡同里，在院子里，在大街上——那时候西直门还有残存的城墙，我爬上去，看火车从远处驶来，"况且况且"，冒着白烟，真像一条铁龙。

北京的年，是从腊八开始的。

母亲熬腊八粥，小米、红豆、枣、栗子、花生，一锅稠稠的甜。喝了粥，年就一天近似一天。扫房、祭灶、蒸馒头、炸丸子，做皮冻，整个院子都飘着油香。父亲写春联，红纸黑字，"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我帮他按着纸的一角，看毛笔在红纸上行走，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的舞蹈。

除夕夜是要守岁的。炉火"噼啪"响，母亲讲古，父亲和母亲包饺子。饺子要包硬币，说谁吃到谁有福气。我总是睁大眼睛在碗里找，却常常吃到的是花椒——母亲故意放的，说"椒"就是"交"，交好运。

大年初一，穿新衣，拜年。磕头是免不了的，给爷爷奶奶、给父母，然后接过红包，里面是一、两角钱，崭新的，带着油墨香。那钱舍不得花，压在枕头底下，能高兴半个月。

正月十五的灯会，是年的高潮。我去硫璃厂的厂甸，往虎坊桥走，人山人海。走马灯、羊灯、莲花灯，我提一盏兔儿灯，我的生肖，蜡烛在里面晃，影子在墙上跳。糖葫芦、棉花糖，吃一路，看一路，记得有一次，最后在人堆里挤丢了，吓得大哭，却被一个警察叔叔送到了广播站。

1969年的春节还没过，

我就离开了北京，母亲站在树下送我，风吹起她的白发，像芦花。她说："去吧，年轻人要经风雨。"我不知道风雨是什么，只知道火车开动的时候，她的身影在我眼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点子，消失在视野尽头。

那是我的北京。灰瓦、鸽哨、糖葫芦、枣花香。那是1949年之后的北京，新生的、朴素的、带着烟火气的北京，我们老三届与共和国同龄。那个时候的北京，没有现在的繁华，没有高架桥和玻璃幕墙，但它有温度，有呼吸，有母亲的呼唤和父亲的背影。

后来我很少回去。钱袋羞涩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我怕看到它的改变。听说胡同拆了很多，听说很多平房彻底没了，听说那棵古柏也死了。我不敢去求证，宁愿让它活在我的记忆里。

记忆里的北京永远有秋天。天高气爽，鸽哨悠扬，枣子红透，母亲坐在树下，等我回家。

       写于陕西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