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 书 四 则
作者:张铭玉
一不可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
三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
1938年7月,张难先刻武昌日知会纪念碑。他认为辛亥年武昌革命成功,是与日知会大量播撒革命种子分不开的。日知会本来是美国教士阅报的处所,刘静庵烈士借用日知会,将他办成为革命根据地,会长黄吉亭、胡兰亭大力援助,其势力潜滋暗长,这才有了辛亥首义之功。其功绩不可灭。因此与同志磋商,勒碑纪念。由欧阳瑞骅撰文。张难先书丹。刻成送教会。8月,武汉遭日寇轰炸,张难先随省政府西迁。后来听说碑已由黄吉亭先生埋于土中,以避敌机轰炸。
1943年1月,张难先因事去重庆。事毕回恩施。这次由重庆回恩施,突闻吴寿田、刘南如两先生在他回到恩施前几天不幸逝世,痛苦不已,撰联挽之,不久又为刘南如先生作传。
挽吴寿田、刘南如两君并序 三月
两君与余为数十年患难之交,易箦之夕,距吾返施之时均只数日,何不能忍死须臾为一言以永诀耶!当兹浩劫,既幸两君死得其所,复悲余生太无聊。哭两君实所以贺之,而自哭耳。
三径归来迟 剑挂泉台哭旧雨;
两贤死得所 江流日夜漾清风。
他在为刘南如先生写的传记最后说:“今吾年已七十,南如亦舍我而去,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当时刘南如先生享年才五十六岁,张难先的痛苦状况跃然纸上。
1943年5月20日(旧历三月卅日),张难先进入七十古稀之年。他自己撰一龙门联、一诗自遣:
五月乃吾七十初度之辰,为联自叹并序
吾少时嫉恶如仇,见强豪之荼毒地方者,辄拔剑而起,不惜捐生命与之拼。长益多事,投身党会,随时可成齑粉。乃孽债太深,造物不许轻易放过,致皓首犹存人间。兹当七十初度之辰,百感交集。特写此以自叹耳。
少与恶社会斗 长与恶政府斗 拔剑揭竿 祸闯百千侥幸过;
贫病足以死吾 忧患足以死吾 连灾累劫 我生七十实真难。
这时,许多亲友来祝贺,一些人送来诗词,贺有年先生送诗一首:
手复河山返故乡 姓名不欲党人详
久淹尘土辉难掩 再遇风云气益苍
峻极一峰空倚傍 萧然四壁本寻常
穷通得丧皆身外 斗酒归谋老孟光
张难先读亲友贺寿诗词后,做诗:
读亲旧寿诗有感
五月廿日
我生七十正兴悲
亲旧无端寄好词
多寿即同多辱至
不痴更比不聋危
犹龙老子骑牛遁
叹凤宣尼丧狗嗤
历史诏人今愈烈
琳琅笑读满堂诗
5月初,倭寇直捣野山关。如入无人之境。野山关距恩施——巴东公路不远。施州震动。张难先于5月29日留行动方便的长女端君,外孙泰元等留守鄂西。带领老妻、寡媳及二三龄之孙儿孙女,不能走恩施——巴东公路,而是向南走宣恩、咸丰,经四川东南的黔江绕道赴渝。一路山高岭峻,车旧路险,每天早起晚睡,在路上颠簸十多小时,七十的老人还要照顾小孙,走了十多天,疲惫不堪,6月8日才抵达重庆。次女肖瑜计划推荐长媳刘淑璋去北碚慈幼院服务,其子铭玉、女铭淑 随母以孤儿名义由院收养,母子都在一处,而且负担轻、生活安定。
张难先极为赞同。刘媳听说后也很高兴,经肖瑜联系、安排,于廿八日送刘媳母子去北碚慈幼院。张难先与老妻就到次女肖瑜家居住,伙食则品股同负。次女肖瑜家在歌乐山龙洞湾十号。
1943年3月在恩施,张难先因事查阅辛亥武昌首义史料。发现湖北通志馆对辛亥武昌首义史料的收集并不热心,虽然辛亥武昌首义已过去二十多年,而文献资料竟征集不多。听说中央党史委员会、国史馆的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也不多。张难先想,这样如何对得起先烈,又如何去激励后人!因此发愿要全力整理有关资料。
3月,撰朱子龙、李亚东、胡瑛、吴贡三、季雨霖五人传。将它们编成《丙午湖北党狱汇纪》一书。
6月,到重庆后,张难先开始采访史料,先到国史馆、党史委员会查阅资料,果然是武昌首义史料极为贫乏,他的责任心更重。随即访问居觉生(正)、蔡希圣(汉卿)、黎劭平(澍)、耿伯钊(觐文)、胡玉斋(祖舜)、李西屏(翊东)、甘穆卿(绩熙)、张怀九(知本)、彭临九(养光)、熊子贞(十力)等日知会、同盟会老同志商讨。他们都亲身参与武昌首义。而且李西屏已勤奋耕耘达四年,编有《武昌首义纪事》一书。该书中有许多内容是外省的事。张难先想只编湖北部分,他日夜抄录有关内容。当时正是夏天,重庆是我国三大火炉之一,暑天气温如同蒸腾;居住地又是蚊虫滋生好处所,入夜,成群结队,令人不堪侵扰,张难先却每天编录不辍,总是工作到半夜方才停笔。
李西屏见张难先著书十分辛苦,尽量给以关照。李西屏家住歇马场,离北碚近,便道去慈幼院看张难先的寡儿媳及孙、孙女。慈幼院院长周之廉女士曾留学美国,为人慈祥恺悌,又与次女肖瑜相处得极好,因此慈幼院院中对于铭玉母子另眼相看。这使张难先能安心著书。
石瑛(蘅青)由恩施来重庆,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就医。与张难先比邻而居,张难先时常去中央医院探视石瑛。
7月,为进一步征求史料,特给许多老同志发函,如熊载乾(秉坤)、张翼洲(鹏程)、章德藩(裕昆)、李春萱(作栋)、赵师梅(学魁)、黄吉亭(瑞祥)、但植(之寿)、殷子恒(勤道)、梁瑞堂(钟汉)、宛思演、李晓园(书城)、李莲舫(步青)、范银槎(腾霄)、梁民希(维亚)、曾楚湘(省三)、江庆林(炳灵)、孙铁人(镜)、李子宽(基鸿)、陈少(武熙)、杨杰丞(毓林)等。各方面响应颇好,来稿甚多。但是首义时发表的《鄂州约法》及曹亚伯所著之《武昌革命真史》未曾访得。于是张难先又写信给各省大学图书馆,请求协助。
此间,张难先书陶渊明《杂诗其六》以自勉: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
求我盛年欢,一毫无复意。去去转欲远,此生岂再值。
倾家持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这时张难先年近70,发愿收集、整理湖北革命史料,以发扬烈士革命事迹,激励后人。才知昔日老人所说珍惜光阴!体会到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决心不辞辛苦,一心专注于收集、整理湖北革命史料,“倾家持作乐”,与岁月竞争,“何用身後置”!
次子张张彻生在金城银行做事,金城银行在蒙子树有一座别墅,尙空闲,经商议,10月1日,张难先由龙洞湾搬家到蒙子树金城银行别墅。房子为五开间,在半山坡上,背后山上树草丛生,前面稻田阡陌,泉石清幽,在这里著书,人地相得。
双十节,居觉生(正)院长招待老同志十余人在小洞官邸宴饮。欢聚中大家商定有关首义史事,都写成稿件寄给张难先。其后寄稿的有李西屏、甘穆卿、曾楚湘三人。后来张难先又到中央、重庆两大学图书馆及中央图书馆查找参考书,这些图书馆都给予借阅摘抄的方便,每日不到半夜不就寝。
邹海滨(鲁)派王兴瑞携带他增改后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来求张难先就稿中湖北部分勘正误。张难先认为该书必将流传甚广,应尽量避免失真,因此发函请胡祖舜、熊秉坤、蔡汉卿、曾省三、李西屏、甘穆卿等来他家一同校对。至20日,仅李、甘两君来,日夜校对三天,共校正三十余条。
张难先之所以如此认真,是他总以为湖北极少有系统的此类著作,想借此机会能比较好地记述武昌首义的真实事迹。
近日听说,曹亚伯以亲身经历和收集的史料,详细记录了武昌起义前后湖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包括日知会领袖刘静庵等人的事迹。前编叙述辛亥革命前的斗争,正编聚焦武昌起义至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的过程,写了《武昌革命真史》一书。1927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但因内容涉及国民党当局忌讳,遭查禁并剪去一角,禁止发行。

1943年秋,张难先为次女婿张仓祥写一梅花条幅,题词: “不怕风不畏雪 不趋炎 不附热 天地之间处世之诀 仓祥贤甥清赏癸未秋耻庐老人於陪都”。
(古时“不趋炎 不附热”与“不趋炎 不附势”通用。)
张难先为次女婿张仓祥作此梅花图并题词,实在是表明,他此次整理辛亥革命资料,一定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但也“不怕风不畏雪 不趋炎 不附热 天地之间处世之诀”!
12月4日,石蘅青(石瑛)先生病故于中央医院。“君子恶伤其类”,张难先痛苦不堪。与居正一同料理他的后事,决定暂时安葬于歌乐山之东麓。张难先撰联挽之:
哭 君 祗 有 泪;
提 笔 竟 无 言。
于右任挽石瑛:
人传清操真余事
世际艰难悟大贤
国民党司法部长居正送挽联为:
律身以俭,接物以诚,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国民党元老、报人冯自由送挽诗:
世风日下竟贪污,
高洁如君德不孤。
铁面无私继包拯,
陵园界址不含糊。

董必武先生正在重庆,得知石君蘅青先生病故,亲临追悼会并送亲笔挽联。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主办的《新华日报》,于石瑛病逝的第二天,就发表短评,给石瑛以高度的评价:“石瑛先生值得我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奢浮嫉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的。我们举目四顾,今天象石瑛那样能做官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
石蘅青先生生前好友编集他的言论作为纪念。胡忠民、贺葆三先后给张难先来信,请他为该书作序。张难先于6月7日半夜完稿:
石蘅青先生言论集序
卅三年六月七日半夜
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於世。知守常之太愚也,笑甚;太迂也,怜甚。可笑可怜之人,当然为世所怪!三怪名词於此成立,而不知彼三人实极端守常者也。蘅青大父某习儒术,笃伦常,教授乡里。蘅青幼承其训,弱冠列胶庠,登贤书,无科名习气,守常者也。旋留学欧洲若干年,无白人习气,守常者也。乙巳入同盟会,为总理所器重,无党人习气,守常者也。归国屡任要职,交游尽显贵,无官僚习气,守常者也。世复震於迂愚之人亦能致通显,号闻人。或又以三杰目之,此三人之所以益悲也。去年蘅青病,来陪都歌乐山就医。
余亦就养于此。蘅青竟没於是。余为联以挽之曰:哭 君 祗 有 泪;提 笔 竟 无 言。盖明余素拙文词也。顷蘅青之故旧集其言论以为纪念。胡君忠民、贺君葆三先后来书索序。私念蘅青非以言见于世者,余亦不文,奚以来,岂胡、贺两君亦三杰我辈耶!因写此归之。
张难先在《石蘅青先生言论集序》中着重提到“守常”,开篇即是“石蘅青、严立三、张难先,鄂人所称为三怪者也。其实彼三人者皆以守常见恶於世。”“守常”是“湖北三怪”的共同秉性。何为守常?於古代士大夫而言,就是遵守伦理纲常,如孟子所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具体而言,就是遵守常规规矩和基本的道德操守,做应该做的事,不做不该做的事。极端守常,就是不打一点折扣,严格遵循伦理操守,身处官场之中,出淤泥而不污、遇贪官而不伍、面权贵而不折,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实实在在做事。即弘扬廉洁自守、嫉恶如仇、造福于民的精神。
1944年7月11日,熊十力的女儿熊幼光来访,索墨纪念。张难先书之相赠。
1944年元月,《丙午湖北党狱汇纪》编成。
在前期广泛摘抄资料的基础上,1月,张难先正式开始编撰《湖北革命知之录》。他界定该书的史实起自庚子汉口之役,讫于辛亥武昌首义及政府国会成立。重庆山中,数九寒天,滴水成冰,他每天著作不缀。
2月,中央大学教授陈宗善来信告诉张难先:“本校开革命史料展览会,发现史料甚多。”张难先即函陈君及党史委员会留心《鄂州约法》。后党史会回信说在库房报纸《民主报》中拾获。随后将油印件寄来。张难先欣喜欲狂。因为武昌首义史有此约法,才足以说明其革命价值。
《鄂州约法》,全称《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系武昌起义成功后,湖北军政府于同年11月9日颁布的宪法性文件,还没有来得及施行。《鄂州约法》之“鄂州”,非指今湖北省鄂州市,“鄂”乃湖北简称,此“鄂州”指湖北全省。共有,第一章 總綱、第二章 人民、第三章 都督、第四章 政務委員、第五章 議會 、第六章 法司、第七章 補则。(在此没有全文录下)
南京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下旬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以《鄂州约法》为蓝本,其《第二章 人民》基本照录。故《鄂州约法》堪称民国宪政文本之首篇,也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民主共和国宪法性文件。
18日,应国史馆邀请,张难先对该馆全体职员演讲他整理的资料。国史馆馆长张溥泉(继)、邹海滨(鲁)、国史馆副馆长但植(之寿)对他做的事极为赞赏。
3月15日,历经两个月的心力,完成《湖北革命知之录》初稿。
4月24日,湖南老友章德藩(裕昆)将他的著作《湖北文学社革命运动纪实》寄来。张难先抓紧时间浏览一遍,想到《湖北革命知之录》初稿中的史料,以共进会史为多,文学社革命史料偏少,而湖北辛亥革命以共进会、文学社两团体为主干。于是立即以《湖北文学社革命运动纪实》为依据进行修改。
稿成后,张难先去小洞官邸请居觉生先生正误。承他指点数条。又请中央大学历史教授沈刚伯、郭廷以,中华大学教授余家菊来家商讨。余先生更是尽心尽力,耗三日夜精力逐篇斟酌,提出辛亥首义“始末篇”占全书大半,与其他各篇份量不相称,建议将“始末篇”改为五篇,而且经改动后将眉目更见清爽;再,《湖北革命知之录》初稿中,后面还有列传一本,余家菊意思是全部割舍。他说:整整一套好书,突然在尾部有一个各段不相连续的列传,有点画蛇添足之嫌。张难先认为余家菊教授是专家,他的意见十分有益,于是又依据他的意见进行修改。这是第三次改稿。
6月,接蔡化民君(蔡济民的弟弟)由恩施寄来曹亚伯所著之《武昌革命真史》。欣慰无量!先是张难先向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发函,委托他们查找此书。仅中山大学朱谦之教授复函,说馆中藏有一套,绝不借出,张难先无可奈何。又托各同志代访,很快得到范银槎同志来信,告诉蔡君有此书。张难先立刻发函恳求借来参考,竟承蒙寄来,张难先见此书资料极其丰富,如获拱璧。他阅读后发现《湖北革命知之录》前稿中遗漏不少,决心对前稿作第四次之修正。
8月开始第四次修正,直至次年3月交印止,历时一个暑冬,整整八个月,夜以继日地增删誊写,才告完竣。至此顿觉精力衰竭。看着新近完成的《湖北革命知之录》,没有了列传,心情总是感到不安;特别是许多烈士不能被突出,寝食难安。而中华大学教授余家菊的意见又确是经验之谈,不能忽视。为寻得一妥善解决的好办法,苦苦思索。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觅得一个好方法:看列传中各传人物与辛亥革命各革命活动的关系,将他散插于每篇名录之后,既醒眉目,又有联系,水乳相溶。他不由心中大快、大快!
10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四易其稿时,不觉又到辛亥革命纪念日。忽然感悟到,辛亥革命以来,匆匆已历三十三个春秋,看我中华大地,竟倭寇横行,山河破碎!感慨多多,夜不能寐,成感赋共十二首:
双十节前夜感赋
共十二首
三十三年十月十,依然倭寇闯关入①,
愧吾后死逃陪都,三烈②骂吾吾语涩。
①其时桂林、独山失陷,贵州、重庆频危。
②三烈系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在辛亥首义前夕遇害。
我无官守有言责①,敢谏未能等食客,
民困国危汝应知,自愧俸钱月月索。
时吾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我至陪都常叫苦,那知战士肉成脯,
孤孙寡媳免饥寒,抗属乱离谁仰俯。
辛亥以前理想奢,政权到手乐无涯,
卅年好梦今才醒,往后莫将革命夸。
半夜心极不宁披衣起赋
半夜振衣一跃起,彭刘妻子有谁理,
怪哉难老莫糊涂,三烈不曾老早死。
怕见贵人走马过,粉红黛绿笑呵呵,
笑时想到一家哭,一路哭时奈若何。
为悲三烈语无次,更痛四强如梦寐,
弱者也随盟国呼,邻邦可解大同义。
昌明科学地球缩,最好机缘莫乱渎,
解得人禽有异同,是人始不食人肉。
双十节早起
三烈成仁正此时,吾头尚在自迷离,
卅年究竟作何事,怕到九泉遇故知。
首义曾经襄汉游①,所如不合自休休,
潜龙无用终归隐,一卧东山十二秋②。
①在汉阳失败后,复同安襄郧荆招讨使赴襄北伐。
②和议成后即谢绝一切归耕,自十二年始至广东李济深处效力。
吾非人与而谁与,起视桂粤江浙楚,
宦海浮沉二十年,有何福利到吾圄。
壮不如人老更愚,闭门谢客守穷庐,
难忘武汉伤心事,梼杌写成泪与俱。
时正草《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
11月26日,张难先接到李作栋(春萱)由云南发来的信,李春萱怜悯张难先著述辛苦,而且生活困难,因此来信说将要汇赠国币五千元以资助印刷费用。张难先当即回函说:“余发念时即决定四则,一、不可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请无破我例。”李君得复信后,将汇赠一事放下。
在编撰《湖北革命知之录》时,追抚当年革命意气风发,革命理想伟大,革命意志坚定不移,革命胜利得来不易;辛亥前后,多少先烈为之捐躯。然而,辛亥革命三十多年来,竟是江河日下的局面时时困扰着他。在他编写《姚斌传》后,他又作一“论曰,义卿(作者注:姚斌字义卿)就义之次日,李长龄涕泗纵横,走告余曰,义卿死矣。平时好以节义相期许,今果偿其志,若不胜其戚者。余慰藉之。长龄至辛亥後,亦感叹如义卿君之不可复见,乃闭门谢客,至十七年而老死牖下。今去长龄死时又十七年矣,江河日下,吾如之何无悲。”张难先感慨沔阳同乡姚斌“果偿其志”之时,更是感叹自己却难以“果偿其志”!只有“吾如之何无悲”了。
1945年3月,第四次修正稿完成。历时两个冬夏,终于了却心愿,将该书取名为《湖北革命知之录》。张难先进城与商务印书馆订约交印此书。张难先自觉“在大局倜扰之时,同志散处之日,闭门造车,讹误当然不能免。然尽两年之力,大体粗具。匡谬改错以侠吾党。”11月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初版发行。1946年5月上海再版。
张难先撰写《湖北革命知之录》的初衷是因为辛亥武昌首义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而在中央党史委员会、国史馆等处,竟然辛亥武昌首义文献资料不多。他想,这样如何对得起先烈,又如何去激励后人!在撰写中,他回忆辛亥前后投身这一伟大事业的往事,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特别以“吾国革命思想之渊源”为题,着意阐述革命思想的产生。“革命精神,乃吾国穷变通久之大道,历世圣哲相承”,他一生服膺孔子,深得孔孟爱国思想之真谛。他说:“孔子作周易篆传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革命学说之权舆也。孟子更推阐尽致,如‘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残賊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末闻弑君也。’‘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革命思想起于此。并把这一节作为全书的首篇,以昭示全书主题。指出辛亥武昌首义的那次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此时,辛亥革命已三十余年,日寇侵我半壁山河,虽一再进谏国共团结抗日,然而反共事件日有所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他再次宣扬孔孟的话,强调了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张难先纂写《湖北革命知之录》后,静看抗日战争的发生与现状,希望此书能《匡谬改错以侠吾党》!望国民党能回顾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初心,纠正错误;希望国民党能秉持侠义正道,促天下太平、开盛世之治。
《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比较大,内容丰富、系统,是“继《武昌革命真史》之后而称得上有份量的首义史学著作”。张难先研究湖北辛亥革命的目的,一是为了存史,二是为了以此精神激励人民抗战。他说:“武昌首义,实维国魂,不有表示,直衣绣夜行耳,将何以扬国威而销隐患哉? 所以首义纪念,乃整个国家之雄风,并非湖北一省之虚誉也。惟明达察焉。”
1946年赠给三女婿倪文穆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的封面。

9月,编《沔阳志料侠徵录》。辛亥武昌革命,张难先的沔阳同乡如杨藻香(玉如)、杨舒武(时杰)、李春萱(作栋)、蔡希圣(汉卿)等,都是首义的元勋。其他立功殉国的人更多。以后修沔阳县志时应为他们立专篇。因此将《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有关沔阳人的部分摘出。并将耳闻目见所及,不分古今,凡是有关沔阳县志的内容综录成册。以供日后修沔阳县志的人参考。

1959年5月赠送沔阳图书馆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一书的封面、扉页如右。
就在张难先忙于撰写《湖北革命知之录》,抗日战争艰苦进行时,1944年,国民政府重臣孔祥熙请张难先吃饭。席上竟有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海鲜。席终休息时,孔祥熙还奉敬每客一只雪茄。雪茄“外表豪华,吸起来有年息的异香”,张难先很少见到,更没有吸过,“叫招待员不要给他点雪茄,他要带回家去,让家人广广见识”。

2000年以来,史学界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更深入,对资料的需求更大。《湖北革命知之录》得到多次再版。
2011年9月再版本。
1980年前后,张难先次子张彻生的女儿张铭歌,是华中科技大学副教授,学校引进复印机,其硬件、软件技术水平都不是几十年后、现在的水平。受其父交代,将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义痴六十自述》等遗作予以复印多份。张铭玉之子张泽长在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回沈阳时,张彻生、张肖瑜整理一套复印件给张泽长带回沈阳。
张难先的孙张铭玉、孙媳傅蟾珍以前在沈阳工厂,没有祖父遗作,对祖父生平了解不多。退休后,整理这些复印件,对祖父生出钦佩之心,遂决定在这些复印件基础上,汇编一个《张难先文集》。经过努力,《文集》有了眉目,用打印机印了几本送亲友,颇受欢迎。
那时,张铭玉的退休金仅600元,无力印刷出版。是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严昌洪教授得到消息,索取《张难先文集》书稿审阅。章开沅教授、严昌洪教授大力支持,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研究所》决定,按“资助”项目处理,不仅不收费用,还因为当时复印机,其硬件、软件技术水平的原因,复印件保真质量不完全令人满意,严昌洪教授组织力量校对。《张难先文集》得以问世。有人问张铭玉,“稿费拿了多少!”张铭玉答,祖父著《湖北革命知之录》,有“余发念时即决定四则,一不可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为自己捏造事实欺世盗名;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请无破我例。”我没有能力学祖父,但学祖父“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精神还是要有的。对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研究所》、章开沅教授、严昌洪教授,除感激之外,从不提“稿费”、“版权”。
有章开沅教授、严昌洪教授推介,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再版《张难先文集》、在2015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编纂出版《荆楚文库》。根据《荆楚文库》决定,文库中不收入1949年10月1日前的作品,将《张难先文集》中1949年10月1日前的内容删去,更名为《张难先集》收入《荆楚文库》。

2024年,为了纪念张难先诞生150周年。《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院》举办《荆楚怪杰张难先》学术讲座。邀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开展《荆楚怪杰张难先》学术讲座。
严昌洪教授首先介绍了张难先的生平。张难先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他反清、反袁、反蒋拥共。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2009年,他以“辛亥革命老人,迎接解放功臣”的殊荣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荆楚英模人物”。接着,严教授讲述了出版《张难先集》的意义。《张难先集》真实地记录了湖北民主革命的全过程,生动地刻划了革命先烈先贤的英雄群像,忠实地反映了张难先一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心路历程,该书对革命文化、地方文化和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以及时代精神等均有深刻反映,有重要价值。
张难先是“湖北三怪”之一,严教授着重讲述了其“怪异”之处。张难先出生在晚清时代,饱读诗书,却无科名习气,参加州试时,因在考场看见考生争抢座位,觉得面目可憎,遂携白卷退出考场;在民国屡任要职,结交权贵,却无官僚习气,去浙江省政府上任时,轻车简从,不接受下属欢迎仪式;作为湖北革命团体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元老,却无党人习气;在大寒天将棉衣典当,维持家人生活,多年后将典衣账目裱好悬挂,教育子侄。没有那些坏习气,张难先却有一身正气,他嫉贪如仇,主政地方时,大力整顿吏治,惩治贪官;他不畏权势,冒着危险,与大人物、恶势力对着干。严教授指出,张难先的这些“怪”,其实都是很好的品质和精神。在社会风气败坏、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张难先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不苟且从事,特立独行,既爱惜自己的羽毛,又憎恨别人的劣行,保持了一个正直学者的风范和一个廉洁官员的操守,这种可贵的品质,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湖北辛亥革命博物院》如是评说;“严教授的讲座内容翔实、深入浅出,除我院职工外,还吸引了很多辛亥后裔和热心观众前来聆听。讲座让听众对辛亥志士张难先的人生经历和高贵品格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大家纷纷表示受益良多,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严教授还在讲述出版《张难先集》的意义时。提到《张难先集》是他案上必备的书籍!
《张难先集》收集了《湖北革命知之录》、《义痴六十自述》等遗作。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