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的“下沉”与文学创作的“真经”
——读《三人谈艺录》
王军君
读罢《三人谈艺录》，我认为它是一部建立在对具体作品的切磋基础之上，直抵“为什么写作、要写真情、要说真话”等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可以为文学创作者提供可感、可信、可靠的经验，是一部文学创作的“真经”。
三人谈，必有吾师。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命题，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学者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收录了他们数年间学术切磋的记录，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核心概念，主张打通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人为割裂，将其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加以研究。这部“三人谈”影响深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阎纲，杨生博和王满院合著的《三人谈艺录》则是评论家与作家谈文学，是一部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著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尤其对于基层文学创作者，初学写作者，甚至对于那些一直在写但至今没有写出好作品的创作者，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这本书的生成方式耐人寻味。它并非刻意策划的产物，而是在持续的文学对话中自然形成的。阎老师开始是作为观察者，旁听杨生博与王满院的对谈；后来逐渐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提问者，最终形成了真正的“三人谈”，在碰撞与切磋中，谈出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真谛。
最重要的是，这部《三人谈艺录》触及了文学创作的很多本质性问题。比如，“为什么写作？”这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面对的“原问题”。阎老师坦言，最初是为名为利，后来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王满院和杨生博也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各自的体悟。事实上，每一位作家都曾被问及或自问过这个问题：有人说是为了吃上饺子，有人说是为了摆脱拔牙的工作。我主编的学术辑刊《西藏当代文学研究》，最新一期发表了在西藏工作的陕西作家高宝军的创作谈。他在开篇写道：“有人曾问我：‘你为什么写作？’我想了老半天才回答：‘一为填饱肚子，二为改变命运，三为安放灵魂。’这大概是我不同时期的几种不同写作目的。”文章在刊物公众号发布后，不到一星期，阅读量近两万。高宝军发微信感谢我，他成了“网红作家”，许多人打电话、发短信与他交流讨论。又如，“写真情”。阎老师称赞杨生博教授的诗、王满院的散文重真情，可谓字字情，声声泪！他常常追问作家一个问题：“你写过你母亲吗？”许多作家都曾受到这样的“拷问”，进而反思自己的写作是否真正动了真情。阎老师说，他看一个作家的作品，首先要看这位作家如何写母亲、如何写父亲——这可以测量出一个作家的情感深度。每个人写父母，都带着最深沉的情感。我曾读过一篇写父亲的散文，写法很独特，没有写父亲多么伟大、父爱如何无边，而是写父亲是一个“倒霉蛋”……在幽默的形式下，包裹着无限的深情。再如，“说真话”。这是对巴金“讲真话”精神的传承，既是阎纲先生从个人丰富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也是从几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也是中国文学中比较缺的东西，假大空的东西太多了，也缺乏一种忏悔精神和内省意识。这三个问题，都是作家必须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关乎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作家。也体现了一个评论家的风骨。而《三人谈艺录》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结合作品，把文学最本质的东西，用最质朴、最简洁、最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文学创作极富启发性。
此外，《三人谈艺录》还涉及读书与写作的关系、文学的神圣性、诗歌的灵魂（诗是文学的魂，文学的魂是爱，爱的魂是内省）、突破写作瓶颈（读书比写作更重要）、作家采风与深入生活、悲剧的审美、作家成功的条件（天赋、阅历、刻苦、宽松的社会环境）、县域文学、提问式写作、散文写作，以及文学与生命等诸多技巧、理念的议题。这些都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问题。《三人谈艺录》也具体论及柳青的《创业史》、王蒙的《在伊犁》，以及刘林海的长篇小说《牛老板》、曹解路的散文《妻子》等作品。可以说，《三人谈艺录》从不空谈，始终结合作品展开讨论，实实在在，让人信任，也让人信服。
读罢《三人谈艺录》，我还有一个深切的体悟：九旬阎纲先生通过对礼泉基层作家作品的批评实践，开创了一种“批评家下沉地域文学”的新模式。他解决了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学中地域文学非常活跃，但是缺乏理论的指导和批评的淬炼。所以这一模式不仅是对中国当代文学“深入生活”传统的继承发扬，更在新大众文艺时代背景下，为批评家如何介入基层文学生态、激活地域创作活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当下中国文学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新大众文艺时代的到来，使文学创作从传统的纸媒垄断转向网络与自媒体的多元并存，人人皆可成为作家的时代已然降临。这一“新”变的核心，首先在于传播媒介的革命性更迭，进而带来的连锁反应。其中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地市县乡文学的异常活跃——县域文学勃兴，民间交流繁荣，文学正成为普通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然而，活跃之下潜藏着隐忧。基层作家数量虽众，却普遍缺乏高水平评论的有效引导。正如过去农村缺医少药，农民生病多靠赤脚医生；如今基层文学创作同样渴求“名医把脉”。大量文学新人作品尚未进入批评视野，读者群体尚未培育成型，他们最需要的，恰恰是专业批评家的点拨、启发与提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阎纲先生的实践彰显出特殊的典范意义。作为享誉全国的文学评论家，他早年曾振臂一呼“走出潼关去”，激励无数陕西作家走向全国；如今九十高龄毅然选择“回到关中来”，将目光投向家乡的县域文学，为一位位基层作家、一篇篇无名作品撰写评论、编选文集。从《醴泉作家记盛》到《礼泉作家论》，从对中国文坛的宏观观察，转向对咸阳、礼泉文学的微观剖析，他真正深入到了中国文学的“毛细血管”之中。
这种“下沉”绝非简单的“一日游”式研讨会，而是一种沉浸式的长期深耕。它既是对柳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深入生活传统的继承，更是一种开创——为批评家如何与地域文学结合、如何真正服务于基层创作，探索出一种可资借鉴的新模式、新道路。此次《三人谈艺录》的成书，正是这一模式的生动结晶：批评家在与基层作家的持续对话中，谈出了创作的“真经”，触及了文学的根本问题。
阎纲先生的实践启示我们：批评家的职责不仅在于发现经典、阐释大家，更在于发现好作品、扶持好作家——尤其是在那些尚未引起广泛关注的基层角落。中国文学既需要北京的宏观视野，也需要咸阳、礼泉的微观深耕。当一位九旬老人仍在为家乡文学默默耕耘，他不仅照亮了咸阳作家的道路，更为中国当代批评家树立了精神标杆：真正的批评，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而是沉入生活深处的共鸣与对话。
作者简介：
王军君，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西藏自治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