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过大汪的“锁事”

单东升

小时候，家在一所乡村学校里。村子后面是学校，学校后有一大一小两个水塘，人们管它们叫“汪”。小汪紧靠学校，因为汪小坡陡且水深，我们很少过去。母亲常在小汪洗衣服，有一次滑进水塘，幸亏被村民救出，从此我们更不敢去小汪了。大汪在小汪的东北向约一百步，岸边平缓，水面开阔，是我们最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学校没有早晚自习，课也不多，作业几乎没有，也不记得考过试，于是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在大汪里疯玩。

夏天的时候，大汪就成了我们的天堂，一天到晚都有孩子们在汪里打水仗。大一点的孩子会游水，更有会潜水的，从汪这边一头扎进去，很长时间后，才从汪中间露出头来，抹一把脸上的水，一脸得意的坏笑，让我们这些不会水的孩子羡慕得要死。汪中央，有一片荷花，他们掐一片荷叶顶在头上，遮住晒人的阳光，令我们这些站在浅水的孩子更加羡慕，脸上露出巴结的笑容，喊着人家的名字，求人家多摘一片荷叶分给自己。当人家好心分给你一片荷叶，此后的好多天里，便会小尾巴一般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甘心做人家的小喽啰。汪里有一片浅滩，鸭子累了，栖息到此，有人偶尔还能捡到鸭蛋。水里还长有菱角，看着大孩子们采来菱角，剥开皮，站在水里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们口里津液满满，几次三番央求人家分一个给自己。当愿望满足后，我们品尝着菱角的滋味，好像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到了冬天，大雪深及膝，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冰面又变成孩子们的“战场”。我们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棉袄永远没有扣，里面也没有衬衣秋衣，不怕冷的敞着怀，露着脏兮兮的胸膛和肚皮，怕冷的用布条系上；棉裤是大裆裤，穿上后用布绳一系，两腿间鼓鼓囊囊，大家互相嘲笑对方“拉蛋包”。脚上却是露着脚趾的单布鞋或胶鞋，有的连袜子也没有，在冰面上跑来跑去。一些稍大的孩子会滑冰，他们比赛看谁滑得远，我们羡慕得很。于是我们也学着滑。不时有摔倒的，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后来不知谁发明了冰车，我们纷纷学着做冰车。冰车结构很简单，用木棍钉一个屁股大小的方形板，底部放两根稍粗的铁丝；找两根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木棍，再找两根大铁钉，用铁锤把钉的后头锤尖，砸进木棍一头。来到冰面，人盘腿坐上去，双手各拿一根木棍，使劲用钉子尖插向冰面，冰车就飞快前进了。我们最常做的便是冰车比赛，看谁划得快且远。手脚冻得麻木，手背道道血口，冻得鼻涕老长，有的一下子吸进鼻孔，有的用袄袖一擦，时间长了，两个袄袖锃亮。大家玩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

我们的小学语文老师是民办老师，自己也是小学毕业，字还不如我们认得多，把“实践”读作“实线”，“参天大树”读成“shen天大树”,我们给他纠正，他红着脸说他的老师就是这么教他的。读完小学后，伙伴们大都回家种地去了。也有继续读初中再读高中的。那时不兴高考，高中毕业后，他们也回到了家乡务农，大汪依旧是他们种田之余的胜地。我进了工厂，后来恢复高考，考上了大学，真正离开了大汪。伙伴中也有考上大学的，毕业后就在异乡娶妻生子。其中一人考入上海交大，毕业后竟然“失踪”了——据说进了保密单位，几十年也没有谁没见过他，连他父母也不知他去了哪里。有的招工进了城，在城里安家落户。还有的当了兵，有一个还提了干，后来成了正师级，回乡探亲，骑着马，带着两警卫员，很是风光。后来我不止一次回去看过大汪，却发现大汪并不名副其实，在成为大人的我们的眼里，大汪太普通，也小多了。

我们这些离开大汪的人，自然到过不少地方，青海湖，杭州西湖，云南滇池，北京颐和园，南京玄武湖。后来我定居在海滨小城，清晨总在海边跑步，观大海，闻涛声，望海兴叹，亲海沐浴。但是最让我魂牵梦绕的，仍然是儿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大汪。                                                

2024.11.3

单东升，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语文正高级(教授级)教师，山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担任语文教研组长和班主任。临沂地区首批骨干教师，日照市骨干教师，市师德标兵，市优秀班主任，日照名师；获市五一劳动奖章。山东省骨干班主任，山东省教学能手，山东省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参与国家教材鲁人版语文必修，选修教材和教参的编写和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的命题工作。著有教育散文随笔集《且行且吟》（上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