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困境的一种可能

——读余开华《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

朱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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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 原文链接

七师 余开华，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作者

一

开华是我一个团的战友。彼此没见过面，但多有联系，他是老兵，我是新兵。开华入群后，佳文叠出，排山倒海，好评如潮。近日推出的《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应该是他诗作中的皇冠，抑或说是近年来写铁道兵诗作中的经典之作。

这是一首长诗，长诗难写。之所以难写，是因为诗歌必须把握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要求，在诗中应有叙事性，那种冷静的，而不是乌托邦式的描述和探寻。这种诗歌的写作，已不是郭小川与贺敬之时代，前辈诗人的经典模式，在当下的诗歌文本中基本退去。

时代在前进！诗歌在前进！昨天再好都不是今天。今天有今天太阳，今天有今天的庄稼。种诗歌的“庄稼人”必须沿着今天，步入明天。

二

当下的诗人面临许多纠葛。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与揭示。当下的诗歌，不需要伪崇高，不需要喊口号，不需要玩概念，不需要把自己的乌托邦风筝放到天空，去笼罩别人的天空。尽管自己很费力，空话早已被看懂诗的人拒绝！更被看不懂诗的人推到天外，置之不理。

人间需要好诗。只有好诗才能滋养文明与文化。只有好诗才能提升人类的胸怀与格局。只有好诗，才能使我的诗歌好上加好。好诗，应走出颂体调性的农耕式的庆典，它要体现诗歌肌质的纯粹性，而不是空泛抒情的瞎转圈；它应该体现诗歌精神的超验性，而不是在过去几十年老路上穷徘徊。

当下诗歌要有勇气和力量，直接指向并深入时代，要创造和发现当代话语的全部复杂性，要扩大而不是缩小母语语型，更广泛地占有语词的使用权与名命权，要在诗歌的探索中提炼自我的灵魂话语。

诗人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要有锐利的广泛的精神离心历险的勇气，日新我新，保持诗歌独一无二的“思”的地位。要敢于用危险的语言，将诗性托举出来。

三

铁道兵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的队伍。铁道兵诗人在诗歌的千山万水间也应逢山凿路，遇水架桥。筑路生活在变，诗歌写作也在变。它不会因为是铁道兵，诗体保持永固的文体，那样会被日新月变的诗歌洪流所抛弃。

诗歌需要抒情，但仅仅抒情绝不是诗歌。余开华的《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的成功就在这里。整个诗行每一行都是诗歌的肌质，经由自己的生命心象来重新处理成昆铁路所拥有的诗歌的语词。它们奇妙、刻骨、深展、多向度，成为张力极大的让感情迸发的功能场。诗中，隆起的不是语词的字典含义与诗歌含义，而是成昆铁路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决定意义的最大占有与综合。

四

好的诗歌，诗行中要埋有“炸点”，诗评家说，最好三行中有一个炸点。读到此处让读者心里“哎呀”一声：怎么有如此的妙字妙语出现？余开华的诗，在第一句就埋了个大炸点：毛主席说，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昌。这话砸下来，西南群峰撞破苍茫。

朋友，你看，这话不是空泛的抒情，字字句句都是诗的肌质。作为铁道兵战士，余开华没修过成昆线，“可弟兄的号子，炸在我的血管里，响了半辈子，炸在骨头缝里，至今还在回响”。这句子不是敲出来的，是钢钎从骨头里掘出来的。“铁锤啃着石头，火星子烫破夜空！”“人墙扛住激浪，脊梁骨就是钢梁。”这诗句是何等的憨实。华兹华斯说：诗人就是对人们说话的人。这说法不高深，却是至理。诗人说话没人听，这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但余开华的话，人们愿听，因为他是铁道兵，这话说给铁道兵听。因为铁道兵修了成昆铁路，这话可以说给这条铁路听。成昆铁路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社区”，更是民族的“精英场站”。精神迷茫时可到那里充氧，找不到方向，可到那里寻找榜样。

五

成昆铁路，不是一般的铁路，它是一条用鲜血与生命命名的特殊铁路。开华写道：那是一公里一忠魂，那是40万青春夯进大地，那是18岁，20岁，25岁，再没有走出的山岗。成昆不是路，是竖起的丰碑，是活着脊粱。用这样直白，抵达心肺的语言，处理铁路题材，怎能不让人称奇！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突破创业诗语言疲软的困境，只有这样的语言，才能把创业的历史深渊高高举起，把深渊彰显出来。作为诗人，最怕的是无须思考，凭一种空头概念去虚无地放大没有的一种诗的肌质，主观地想象让读者去接受。诗要有丰沛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去为读者灌输什么，而是用一种奇异的力量去揭示什么，让人从诗歌的语言中解放出来，去对应历史与现实作更深一步的思考，升华到自由幻美的文本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诗歌已成为乌托邦意识形态对抗的工具，进入90年代或21世纪，这种对抗越演越烈。如果苛意坚持那种写作，你的诗只能被内行排斥，只能被渐渐边缘化。这是无情的现实，愿意不愿意，你必须被接受。

这个时代，诗不能失语。在诗的语言中，必须有我们的语言。诗，需要转型，我们必须适应这种转型。余开华这首诗的成功，就在于适应这种转型，并积极进行了转型。诗语激活了历史的想象力与语言的活力，从平面感进入深度消解。

六

开华的诗具有意象的魔力。在“50年”这一广阔的原野上，大开大合地展开了远接时空的舞蹈。因为他的语言与智慧，在天地之炉的造化之冶中，显得那样自由而舒展。维度如此多元。他这样写道：50年前，问凉山娃，山那边是什么？他说，山。你问，能出走吗，他摇头。50年后，坐火车去成都去念书，到北京念书，把大凉山的故事讲给全中国听。50年前，问西昌人，城里最远去过哪儿？他说，安宁河。你问，想去昆明吗？他说，那是天边。50年后，西昌街道能跑千军万马……卫星从这是上天，火箭从这里奔月。暖冬的太阳，把春天栖息的地方喊成名片。又如：50年前，老阿妈赤脚翻山，走3天才能换一包盐，如今坐火车，跑到攀枝花看孙子……这里没有一句空话，他将铁路带来的变化，以强烈地感情与智性，结结实实地压进50年这个时间意象，语言不停地推进，催开历史巨变的花朵，也炸开了诗人块垒峥嵘的内心。

这才是真正的铁道兵精神的繁殖力与生命力的具体体现。

我们常说，铁道兵精神就是逢山凿路，遇水架桥。朋友，这种回答是不全面的！这种回答是自我表扬！修路为了什么？它难道没有精神指向吗？报国为民。才是铁道兵精神的最本真的实质。在诗里，这一实质被诗人拎了出来，瞬间照亮了我们的心智，催动我们感官与知性的开放，我们在领受他激动人心的诗句时，同时也洞穿了事物的本质。

意象，是诗歌的基本艺术符号，它是诗人感情、智性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综合，它是诗人内心图象，更是诗人感情深处的强劲运动。只有扭住意象，才能牵出心象。只有在心象上着力，诗才具备浸入骨髓、激活血液、提升灵魂的力量。

七

我以《突破困境的一种可能》为题，散谈余开华的《西昌，我来了——致成昆铁路》，深含着我对铁道兵诗人写出更好的作品的期待。铁道兵诗人的确了不起，但我们不能固步于自己的了不起之中，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们需要“欲穷千里目，更是一层楼”的境界与未来。老夸自己是没有出息的一种表现。铁道兵35年，这个系统没出文学大师，即便有一些成就也乏善可陈。我们没有多少可继承的东西，铁道兵诗体也不可能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们的选择只有该继承继承，该舍弃舍弃，不要抱着30多年的东西当古董。铁道兵有作为的诗人，如伊蕾，诗中没有铁道兵诗人所谓的“传统兵味”，她成功了，成为我国一流的大诗人；李小雨铁道兵出身，当《诗刊》这个平台打开了她的眼界，她开创朦胧诗的先河，使她获得成功。我想借余开华，老将出马，一炮走红这一例子，提示铁道兵诗人能否突破固有的困境，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开华的诗透过一束思想的光亮，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突破。

诗人是用另一种眼睛看世界的人，也是用另一只眼睛看自己的人，重要的是看自己的不足，看自己的弱项，看世界诗歌的潮流与中国诗歌的经典。看与不看不一样，看了，才知诗歌海洋的博大，除了学习，没有二话可说；看了，才知道铁道兵的诗歌与诗歌世界的现实相差甚远。让我们诗歌好起来，强起来，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为沉重不能不说，不应回避。文以载道，这应该是诗歌应有的沉重的担当。既然，老战友余开华在前面开始了“自我建筑”与“自我修行”，用他的文字的大炮炸开了成昆铁路苍茫的天空，我们何不在自己生活的原野上放它几炮呢！

好诗，正向着土地与现实返回。

诗有个伟大的向度，它藏在入地三尺的生活里，藏在诗人的骨头与血液里。

好诗，一旦被我们撬动，它就会刺痛人们的心灵。

对于诗的变革，每位诗人都负有高尚的责任。

朱海燕，安徽利辛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战士、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

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

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中国新闻出版界领军人物，中央直接掌握和联系的高级专家。八次就中国新闻奖，九十多次获省部级新闻一、二等奖，长篇报告文学《北方有战火》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各类作品集四十部，总字数2000万字。享受国务院津贴待遇，系中国作协会员。

责编：槛外人 202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