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莫言《蛙》
作者：沈巩利
摄影：张志江
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虫鸣渐渐稀落下去，我合上书的最后一页，却久久无法入睡。书页间仿佛传来一片蛙鸣，此起彼伏，如泣如诉。那是莫言小说《蛙》里的蛙声，也是这片古老土地上，关于生命、关于命运的深沉回响。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说，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应该读读他的作品。于是我从《蛙》开始。不曾想，这一读，就读出了满心的震撼与沉重。
《蛙》讲的是什么呢？简单说，是一个乡村女医生五十多年的人生，背后是新中国六十年的农村生育史。姑姑万心，这个人物太复杂了，复杂到我读完很久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她。
她年轻时，是高密东北乡的“送子娘娘”，接生过上万个孩子，乡亲们把她当活菩萨供着。她骑着一辆自行车，挎着一个药箱，风里来雨里去，接生的技术比那些旧式的“老娘婆”不知道好了多少。那时候的姑姑，脸上是有光的，声音是亮的，走路都带着风。
摄影：张志江
后来呢？计划生育开始了。姑姑成了计生办主任，从“送子娘娘”变成了“活阎王”。她带着小分队，拆房子、逮人、强行引产，被她做掉的胎儿有二千八百个。小说里写她逼一个怀了五个月身孕的孕妇跳河逃跑，然后开着机动船在后面追，直到那孕妇活活淹死在水中。读到这里，我的手指都是冰凉的。
这就是姑姑。同一个人，同一双手，接生过，也扼杀过。手上沾着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
莫言写姑姑，没有简单地把她写成英雄或者恶魔。他说过，他写小说是为了写人，表现人。姑姑是一个时代的具体化身，是那段历史的肉身。她的身上，凝聚着那个时代的全部矛盾和痛苦。
我想说说书里的几个女人。
王仁美，是叙述者蝌蚪的妻子。她怀了二胎，被姑姑带着人追查。她藏起来，又被搜出来，最后被拖去做引产，死在了手术台上。小说里写她死的时候，流了很多血，那些血顺着手术台往下淌，淌到地上，洇成一大片。
王胆，是另一个孕妇。她怀了二胎，挺着大肚子坐筏子逃跑，姑姑开着机动船在后面追。王胆在筏子上生产，孩子活下来了，她却死了。
还有那些没有名字的女人们。她们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哀求，但姑姑说：“决不让一个漏网！”
这些女人的命运，看得我心惊。她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政策的严厉，而是那种“多子多福”的观念太深了，深到骨子里。在她们看来，生儿子是天大的事，是家族的命根子。这种观念，有错吗？在那个年代，似乎有错。但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拉长，站在千百年的农耕传统里看，这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朴素的生存本能。
莫言没有直接评判对错。他只是把这些女人的命运摆在那里，让读者自己看，自己想。一个好的作家，大概就是这样——他不替你思考，他只是让你看见。
小说的结构很有意思。前面是五封信，是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引出姑姑的故事。最后是一部话剧，叫《蛙》，讲的还是这些事。这种写法，在中国的长篇小说里不多见。莫言自己说，这样的结构有些创新，让朴素的叙述“插上两个翅膀”。
为什么叫“蛙”呢？
蛙，娃，娲。莫言借蝌蚪的口说，这个名字可以解释成青蛙的蛙，也可以解释成娃娃的娃，还可以解释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而新生的婴儿是哇哇哭的。一个“蛙”字，把生命、生育、创造，都连在了一起。
还有一个意象让我印象很深。姑姑退休那天，正好是阴历七月十五，鬼节。她喝醉了酒，在洼地里迷了路，四周全是青蛙的叫声，像无数婴儿的冤魂在控诉。那些青蛙跳到她的身上、背上、耳朵上，成群结队地追逐她、袭击她。姑姑吓得魂飞魄散，昏死过去。
有人说这一段写得太魔幻了。可我觉得，这不就是姑姑内心的真实写照吗？那些被她做掉的胎儿，像青蛙一样，在她的记忆里跳来跳去，永远无法摆脱。
读《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在执行制度的时候，到底该不该有自己的判断？
姑姑的做法，在那个年代，似乎是“对的”。她执行的是国家的政策，她忠于职守，她铁面无私。从这个角度说，她是一个好干部。
可是，那些死去的女人和胎儿呢？她们也是人啊。王仁美死的时候，蝌蚪跪在地上哭，说“我恨她，但我更爱她”。这种复杂的情感，制度是不会考虑的。
制度是冷的，人是热的。当冷的制度压下来的时候，热的人该怎么办？是像姑姑一样，毫无保留地执行，变成一个“冷血动物”？还是像那些超生的孕妇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多生一个孩子？哪一种选择是对的？哪一种选择又是错的？
我说不清楚。也许，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后来姑姑变了。她嫁给了泥塑艺人郝大手，开始把那些被她做掉的胎儿，一个一个捏成泥娃娃。二千八百个泥娃娃，摆满了屋子。姑姑每天给它们上香、祷告。她说：“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回自己的罪。”
这段话让我想了很久。姑姑没有否认自己的罪，她选择用余生的痛苦来赎罪。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担当。人这一辈子，谁没有做过错事呢？关键是有没有勇气面对，有没有能力承受。
莫言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真的每个人都有法律意义上的罪，而是说，在时代的洪流里，没有人能完全清白。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参与者，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扮演了某种角色。那些拆房子的计生干部有罪，那些告发邻居的普通人有罪，那些写下这段历史的叙述者蝌蚪也有罪。因为，正是所有人的选择，构成了那个时代。
这种反思，比单纯的指责要深刻得多。指责别人是容易的，难的是看见自己也身处其中。
《蛙》出版于2009年，那时候二胎政策还没放开。莫言写这本书，需要勇气。他直面了一个敏感的话题，没有回避，没有粉饰，也没有简单地批判。他只是把一个时代的切面，用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后来的人看见，记住。
书的最后，蝌蚪说：“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这话让人不寒而栗。那些在历史中死去的、受伤的、被遗忘的人，他们不是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记住。
窗外，天已经快亮了。我起身泡了一杯茶，茶汤的颜色淡淡的，像这个清晨的光。
合上书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年轻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对计划生育的了解，大多来自课本和长辈的只言片语。读《蛙》，像是推开了一扇门，走进去，看见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哭声，有血，有挣扎，有无可奈何。它不美好，甚至让人不忍卒读。但它是真实的。
莫言说：“小说是写人，表现人。”《蛙》做到了。它让我看见了姑姑这个人，看见了王仁美、王胆这些人，也看见了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命运。这些人，这些命运，不应该被忘记。
放下书，那片蛙声还在耳边。不是欢快的蛙鸣，而是悲壮的、沉重的、如泣如诉的蛙鸣。它在提醒我，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每一段历史都值得反思。
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它不是历史，但比历史更让人记住。它不是答案，但它让你开始问问题。
沈巩利，笔名雁滨，陕西蓝田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教育硕士学位，西安市价格协会副会长、蓝田县尧柳文协执行主席、陕西省三秦文化研究会尧柳文化交流中心常务副主任、蓝田县诗歌学会执行会长。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大赛金奖获得者。丝绸之路国际诗人联合会、联合国世界丝路论坛国际诗歌委员会授予"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传播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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