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崔港珠，女，1939年7月生于香港。1958年9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自愿来到黑龙江垦区，在八五六农场四分场二队任农工、养鸡饲养员、副排长。后考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学系，1965年毕业分配到友谊农场，任生产队农业技术员。1973年调入红兴隆科研所，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主要参加选育的高产多抗春小麦新品种“垦红六号”（十二人中排名第三）获黑龙江农场总局1990年科技进步一等奖、黑龙江省199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高级农艺师，1990年入选《黑龙江农垦人名录》（第530页）。1990-1992年主编并一支笔总撰50万字的《红兴隆科研所志》，获1993年黑龙江省地方志书评选专业志书优秀奖。1993年荣获国家农业部颁发的“长期坚持农牧渔业技术推广工作，做出了成绩”的荣誉证书和证章。

第二章  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人生的第一场考验

1958年9月1日到了密山，应《农垦报》社的邀请，我先去了农垦报社，当时郭沫水记者接待了我并给我照了相。他让我写一封公开信答谢大家对我的关怀，于是我坐下动笔写了起来。我說：“同志们来信夸奖我，表示要向我学习，我又算上什么呢？要不是我们伟大的党教导青年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我怎么会爱上北大荒、爱上这向地球开战的艰巨的事业呢？同志们希望我能做个党和人民的好女儿，做个真正的劳动者，我一定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我知道北大荒的生活苦一些，生产条件也差一些，但也正因为苦和差我才要求到这儿来。中学生参加劳动并不屈才，知识分子只有参加劳动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立场和人生观，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我知道在实际劳动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比我想象中更复杂的困难，但我一定不做北大荒的逃兵。”后来我这封公开信，在9月13日的《农垦报》以《我要做个真正的劳动者》为题刊登了，并登了我的照片。

当天下午我们坐小火车到了宝东，沿着林间小道我一只手拿着一根树枝，边走边驱赶着蚊子和其它的飞虫，步行了大约30里到达了表哥所在的生产队-靑山农场（即856农场）四分场二队，这也是这一生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到了晚上，表哥把我领进一栋大房子，我只看见屋子里有许多人，一进门表哥就对着坐在上铺的一位女同志说：“王班长，这是我表妹，你给安排一下住处吧。”他还递给她一个军用的单人蚊帐。王班长说：“请上来吧，今天先和我睡一个蚊帐吧。”我登着梯子上去，钻进了她的蚊帐。转身往下一看吓了我一跳，透过屋内星星点点的小煤油灯，我看见一个个蚊帐里，坐着的、躺着的、看书的、说话的，除在我旁边的十来个女同志外，其余几乎全是男人。在远处还听到妈妈哄孩子哭闹的声音。我来时虽然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却怎么也不会想到会男女老少同住一个屋。我说：“这全都是男人，怎么脱衣服啊？”她说：“没关系，咱们蚊帐里黑，外面什么也看不见。这里的一百多人都这么过。”我再仔细地看，原来那个屋子有二十多米长，用木板搭的两排面对面的大通铺，并且都是上下两层，床上挂满了蚊帐。这蚊帐不单是防蚊子用，它更是每一户私密空间的唯一屏障。因为住房困难，床上不允许放私人的箱子等杂物，东西都必须全部放在两排床中间的空路上，甚至年轻的小夫妻也是一家一个蚊帐隔开。我发现屋子的窗户没有玻璃，在窗框上挂着大麻袋片，但是四边依然是露天的；我们住的那间大房子没有门，也是挂了一个麻袋片儿当门帘。屋子里除了马灯周围疯狂的飞扑的蚊虫外，空气里充满了臭脚丫子味和刺鼻的烟草味儿夹杂在一起难形容的味道。但是我居然在我对面的大通铺上，看到几个亮着小油灯的蚊帐，我看见那墙上有用木板做的简陋书架，那上面放满了书，他的小油灯好像是蓝墨水瓶做的，那个男人正在他自己创造的小天堂里享受着读书的乐趣，令我非常感动。过了一会儿我出去上厕所，结果头上、脖子里、屁股上被蚊子咬了许多包，刺痒难忍。我告诫自己，这就是我今后的家，考验自己的时刻从现在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房子是劳改队给我们倒出来的，还有许多人是住的帐棚还不如我们。在这间大屋子里我们住了一个多月，但从未发生过一起男女关系的事或夜晚起来钻错蚊帐的事。到1960年4月，我在八一农大农管系二部时，我和刘德芳睡在上铺的一角，紧挨着我躺在他蚊帐里的是我们班副支书、男生高富华，那时我已不再感到害怕，因为我遇到了一批最可爱的人——解放军转业官兵。

第二天早晨我到生产队队部去报到，队长是一个戴着眼镜儿、满脸风趣又可亲的人。我说：“队长，对不起，我从北京来时到派出所去起户口，可是他们说什么也不给起，所以我什么也没带来。”他笑着说：“是吗？没关系，他们不给起，咱们新上一个。”从此，1958年9月2日我成了真正的北大荒人。队长说：“咱们这儿地势低洼，下了雨根本就走不出去，这夏天还老下雨，不过没关系，咱们北大荒有三件宝啊，雨衣、水鞋、破棉袄，天天穿着它，干什么活都不耽误。不过北大荒也有三大咬，蚊子、瞎虻和小咬，你可要做好对付它们的思想准备啊！”我这才低头一看，原来队长他们都穿着齐膝高的长筒雨靴子，身上披着件旧黄棉袄。队长说：“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修一条直通宝东火车站的大路，好让化肥种子能运进来，咱们生产的粮食又能运出去。咱们队现在有两个女工班，一个是以职工家属为主的普通女工班，一个是筑路女子突击队，你要参加哪个班啊？”我想都没想就说：“参加女子突击队。”队长说：“我看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中学生，没干过活，还是先到普通女工班锻炼锻炼，因为突击队的劳动强度可大呀！你再考虑考虑。”我心想，我要从此站在第一线战士的队伍里，我怎么能和家属们在一起呢？就说：“不用考虑，我要参加女子突击队！”他说：“那好，我把你送到她们工地去。”

我们刚走了不远，就看见十几个男同志在挖土，抬土。这时一个男人拦住我说：“小崔，你能干什么？下来照量照量。”原来自从我给高场长的信在《农垦报》上发表以后，和表哥一个队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了我的名字，第一次听到别人喊我“小崔”，立即感到革命队伍里这种称呼的温暖。可是他说的话明摆的是瞧不起我，是挑衅。我心想，不就是拿铁锹铲土抬土吗？谁还不会呀！于是便说：“照量就照量！” 他说：“我先做一遍，你再照着做一遍。”只见他拿着一把深约20至30公分下端锋利、上端平直，后面不带弯儿的锹，（我后来才知道那叫筒锹）对准地面，用脚踩在那个平直的锹背上，只那么一脚，铁锹就全进入到土里了。然后他一锹一锹像切西瓜那样，把土切成一个约30公分见方、约20公分厚的大土块，（原来那叫草垡子）然后又拿起一个前端带有两个铁齿的钩子，（原来叫二齿钩）对准那个大土块凿下去，一下子就把那个大土块钩了上来并放进土筐里。他说：“你来试试。”并把筒锹交到我手里。这时那十几个小伙子，一下子就都围了过来看着我，可是我哪儿知道北大荒是千古荒原大草场，那地底下满是多年生的草根，一般都有筷子粗，盘根错节的长着，那得用多大的脚劲才能把那些一层层的草根都切断啊。我也学着那人的姿势把脚蹬下去，铁锹纹丝未动，我又使尽全身的力气，用双手扶着铁锹把，用双脚往上跳，那铁锹不但没入土，铁锹杆歪倒了还险些把我摔倒在地上，周围一片哄笑声。但我仍不服气，脸涨的通红。那个男人说：“算了算了，我切下来一块，你用二齿子，把它装在土筐里。”他马上切好了一块，我拿起二齿钩用力往下凿，可是凿了好几次，那两个铁齿就是凿不进草垡子里去。这时围观的人七嘴八舌纷纷议论，我听到一个人说：“白长那么高个子了，原来什么也不会干。”还有一个人说：“嗨，这就是小知识分子一时头脑发热，她哪儿受得了这份儿罪，你看她过不了几天，保证也和前边的那两个哈尔滨学生一样，受不了苦逃回去了。”还有的说：“小知识分子就是光会说嘴！”听了这些话，我羞愧的无地自容，真恨不得有个地缝立刻钻进去，原来做起来要比说起来不知难多少倍……

到了突击队，我也就只能干抬大筐的活了，班长还照顾我把筐绳往她那边拉。一个月的修路结束了，我虽然肩膀压肿了，甚至痛得钻心，但是看见同队的姐妹们一声不吭，顽强的干劲，我便什么也不能说了。更要感谢这一个月的修路，它使我练就了一副铁肩膀，不但能抬一大筐土，还能一次抬两筐土，并且在二年后八一农大建校的工地上，我们班派出了九个男生和我一个女生，和其他八个班全是男生的担子队比赛，我们并没有输。

大约在9月25日左右，我收到了姐姐从北京寄来的信，一是寄来我临离开北京时照的相片，姐姐说：“像天仙一样美丽”；二是寄来两份大学录取通知书，第一份通知书是我从北京出发后5天寄出的，通知书上写道：“恭喜你已被中国科学情报大学科学技术情报系数学专业录取了，本学校是一所培养科学技术情报、科学书刊编辑及科学图书管理专业干部的大学，修业期限为四年，校址暂设北京朝阳门大街117号。本大学的教学人员全部来自中国科学院所属各单位。当你知道被决定在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下的一所大学内进行专业学习时，想你一定是感到十分愉快的。当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望你切勿丢失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最后，当你接到这个通知时，如果你愿意接受本大学的录取，请即和我们取得联系。本校报到日期为9月8日至12日五天，逾期不报到，也不来校声明者，即取消录取资格。（落款处还盖着‘中国科学情报大学筹备委员会’的红印章）1958年9月4日。”按照这份通知书的要求早已过了9月12日，我应该被取消录取资格了。可是又寄来第二份通知书，上面写道：“崔港珠同学，按照北京市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你已被录取在本校数学专业，前已寄去录取通知书一份，想已收到，但你至今尚未来校报到，为了保证国家招生任务的完成，希你接信后立即来校报到注册。1958年9月15日。”但这里没说明报到的最后期限，如果马上回去就能够在中国科学院所直接领导下的大学读书了，而且全部都是听专家学者的课，那是多么大的享受啊！（后来该校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并，统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且学校就在北京，又可以和柯南在一起了。我既激动又兴奋，却不敢表现出来，心情矛盾极了。这个通知如要是早二十天发出就好了。因为我一想到工地上那些小伙子的话，我如果回去不就成了害怕北大荒艰苦的逃兵了吗？我虽然是回去上大学，但是多数人不知道原因，肯定认为我是北大荒的逃兵，而《农垦报》9月13日登了我写的公开信，信中我曾写下“我一定不做北大荒的逃兵”的誓言；而且我还在想，既然是这么好的大学录取我，说明我考试的成绩还不错，那么为什么不和其他大学同期发榜呢？通知书中还写着“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行教学”字样，这就等于告诉我们，我们这些被录取的人是“另类”，是要对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先在脑门子上刻上“红字”，表明我们是需要通过劳动改造的。不！我不要别人给我脑门子上刻“红字”，我愿意过自己做主的生活，于是我谁也没有告诉就把通知书收起来，坚定地做北大荒人。

二、向地球开战和我的第一次妥协

10月开始北大荒进入冬天，我这个从未穿过棉裤的北京姑娘从“十•一”开始第一次穿上了表哥送我的厚厚的军棉裤。生产队开始收割水稻了，前一天晚上王班长发给我一个长约１５公分，宽2～3公分的铁片，一侧还带一个圆圈，我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就随手扔了。第二天走到地里，一个叫董纯的小伙子说：“小崔，咱们两个来个割稻比赛啊，看谁割得快。” 我说：“行啊，拿什么割呀？” 这时我听见他高声喊：“王班长，怎么不发小崔镰刀啊？”王班长走过来说：“发了，昨天晚上发的。”我说：“昨天晚上发的什么？”说完我突然明白了，昨天晚上发的那个铁片原来是镰刀头，是要自己按镰刀把儿的。可是我心目中的镰刀应该像党旗上的镰刀那样，弯弯的像个半圆，刀把短短的。这时董纯说：“好了，正好我今天带了两把刀，你先用我这把吧。”可是我从来都没见过割水稻，该怎么割呀?他说:“你看，先用左手把稻秆拢住,用右手拿刀，把刀插进水稻的行间，然后贴着地面把刀往后用力一拉，一把稻子就贴着地面割下来了。”看着他割的那么轻松，割过稻子的地上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只露出几排稻茬痕迹，我想割稻子原来就这么简单啊，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于是我也开始割，可是每一刀拉回来都是把稻子连根拔起来，还带着许多烂泥，割过稻子的地上全是坑坑洼洼的烂泥土。我不服输，以为是自己用劲不够就继续使劲拽刀，偶尔有几刀也会割得干净利索。但更可气的是被职工们稱为北大荒三大咬的蚊子和小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只要手一拢稻秆，蚊子、小咬就从贴近水面的稻秆上飞了起来，向你扑面袭来。而那种比蚊子小许多的小飞虫-小咬，又会从戴着的防蚊帽的孔隙钻进帽子里来，往你的眼睛里、耳朵里、脖子里、头发缝里钻，你的手隔着防蚊帽又打不着它，它们扰得我心中一股无名火。还要偷看几眼董纯，看他割了多少了，一不留神镰刀的尖就割在了我的高筒雨靴上，这时稻田里冰凉的积水就从这一个个小口子灌进了雨鞋里。手上也割了几个小口子，王班长立刻给我用胶布贴上。再后来，腰弯的实在痛的太厉害了，我想停下来歇一歇，但一看别人都在干，我也只能忍痛割下去。收工的时候统计员来丈量成绩，结果董纯割了2.6分地，而我才割了１分多地，我的心感到羞耻，这是自己又一次轻视困难的报应。

但是割水稻的工作一直在继续，每天的手上和鞋上，总是旧伤没好，新伤又添，而且劳动强度比修路大的多，主要是腰痛的受不了，甚至遇到没有水的地方，我干脆就跪在地上割。我在想，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完呢？我们不是向地球开战来当战士的吗，怎么天天干农民的活儿呢？下班的路上我就问王班长：“咱们什么时候向地球开战呀？”她说：“你说什么？向地球开战？我的傻丫头，咱们天天干的这活不就是向地球开战吗！”她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啊？！”我惊呆了，原来我脑中的“向地球开战”既伟大又光荣、既神圣又豪迈的事业，竟是这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种地当农民，种地就是向地球开战，是谁给当农民起了这么好听的名字呢？渐渐的我懂得了，正是这平凡，你坚持了、你拼博了、你胜利了，你也就伟大了；反之，你害怕了、你退缩了、你当了逃兵，你就是狗熊。因此我清醒地认识到，当农民就是我今后一生要从事的事业，尽管艰难，我也必须像保尔爱他的事业那样爱我的事业，我要永远站在第一线战士的队伍里。

进入10月份，终于结束了百名男女同居一室的局面，搬进了全队职工自己盖的新房子里。那是在一处较宽的土路两侧，矗立着十栋用草和泥拧成的拉合辫墙，披头散发的茅草房。没有木头窗户框和玻璃，是用几根柳树枝，把窗户纸别在用拉合辫儿垒的窗框上；也没有门，是用麻袋片当门的。但那仍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给那条路起名叫“上游路”。在路的东边，还有三队修的“跃进路”。

由于房子和土炕都没有干透，王班长带我们去割草，准备拉回来烧炕，把土炕烧干。我们走了七八里路，到了一片草场就干了起来。由于割过几天水稻，我已经开始会用镰刀了。我们割了大半天，一个个又累又渴，真想找个地方坐一会，但脚下都是水，嗓子又像冒烟一样，比累还难受。班长说：“走，我带你们找水去。”她一个人顺着草场，一直往草场的深处走去，我们都紧紧的跟着她，一直走到脚下的水都快有我们膝盖高了，班长说：“到了”。只见她弯下身子，用脚把四周的草踩倒，然后用嘴吹水面，并用手把水面上漂浮着的小虫和许多白色的小斑块（好像是虫子卵块），扒拉到一边儿去，就开始用嘴大口地喝起草地上的黄绿色的水来，我们也都学着她的样子喝了个够。奇怪的是我在北京时每年夏天都犯急性胃肠炎又拉又吐的，可是我喝了这又黄又绿的水却一次也没有闹过肚子，而且我又学会了一项野外生存本领。中午，我们除了把多余的草垛起来以外，还要每人背一些草回去烧炕用。只见别人背的草从后面看高过了人头，像个小山似的，一路走回家还是那么多；而我背的草，由于不懂得要把草码放整齐并压实捆紧，所以我背到家时，那背草已经在路上差不多掉了有一半儿了。虽然脸上很下不来台，但我学会了怎么样背草捆才能背得多。

也许是因为这些在城市里居住、解甲归田的官兵，不懂得火炕的烟道应该怎么砌的原因，我们的土炕怎么也烧不热，而且满屋的烟呛得我们睁不开眼睛，一下午的功夫白费了。大家决定放弃，便在潮湿的土炕上面铺上一层厚厚的茅草，然后在上面放褥子被子。实际上，那些茅草没有几天就被压成了薄薄的一层了。睡在冷炕上，凉气往心里钻。随着寒冬的到来，刺骨的西北风把雪花顺着窗户纸的边缝，吹落在我们的被子上。再以后，四面墙壁结了有一指厚的冰，每天早晨起来被头上有白白的霜，大家都戴着狗皮帽子睡觉。每天脸盆里的毛巾冻成一个冰疙瘩，同屋勤快的姑娘们不怕冷，她们每天早起都用刺骨的井水洗脸，抹雪花膏，晚上回来还聚在一起洗衣服；而我在这场与严寒的战斗中几乎被打败了，好几天才洗一次脸，更别谈什么刷牙洗脚了。白天干活不冷，晚上回来就穿上棉大衣、戴上狗皮帽子，坐在炕上。小伙子姚克给我画了幅“崔老太太坐在炕上”的漫画讽刺我。我由于怕冷不敢洗，就把脱下的脏衣服藏在褥子底下。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认为已经对我死了心的表哥，随着我的到来又抓紧了对我的追求。记得还是在北京我上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我家来了一位解放军少尉军官，他长得浓眉大眼，皮肤白白的，很帅气。我妈介绍说：“这是你爷爷过去同事的孙子，解放前咱们两家经常来往，你们就叫他表哥吧。”那一天他买了几张电影票，请我和姐姐和他一起去看。当天晚上他没走，就和我二哥住在同一张床上。以后几乎隔一个星期他就采用同样的方法在我家住一天，而且他包的饺子又快又好，他睡过觉的被子叠的有棱有角、方方整整。渐渐的我发现他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的心里有柯南，所以没理他。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我的日记，见我进来，他不好意思地把日记本放进我的书包，但我并没有责备他，只瞪了他一眼便把书包拿走了，因为他毕竟是我们家的客人。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到我家来过。我想，他一定是从我的日记本中知道了我和柯南相恋的事而死心塌地的走了，但我仍把他当成我们家的亲戚和朋友。所以1958年当我知道了他在北大荒后，才欣喜的请他帮我实现到北大荒的愿望。可是没想到他借机从生活上更加关心我了，他送给我一套解放军的棉衣裤、军用蚊帐和一双高筒雨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表哥，哥哥关心妹妹也是应该的。可是他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那个柯南他能来吗？”我正为柯南他不支持我生气呢，而他又说风凉话，让我更生气，我没答理他。可是他却把自己剃成一个大光头，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苦笑着说：“反光，蚊子不咬。”幸亏不久他被调到总场小学校教书，我以为可以摆脱他的干扰了，可他又正好星期六日放假，所以经常回来看我。当天冷了，打上来的井水已经觉得很冻手了，有一次他回来，趁我上工不在家时，他却不怕冻手把我藏在棉褥子下面带血的裤衩和脏衣服全翻了出来并给洗干净了。说实话，对他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不但不感激他，甚至反而有些鄙视他，也许是因为他翻出了我的秘密，就像二年前他偷看了我的日记一样。

11月开始脱谷作业，就是用脱谷机把割下的水稻秆上的水稻粒脱下来。那时候是两班倒，一个班从中午12点干到晚上12点，另一个班从晚上12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每一个作业班里的人大家分工不同，有的人要负责把堆放在脱谷机附近的田块里的水稻，背运到脱谷机旁；有的人负责把稻捆儿打开、再喂入到转动的滚筒里；有的人负责把从脱谷机里飞出来的脱净粒的稻草，用木制的二齿叉运到远远的地方堆起来；还有的负责将脱下的稻粒灌入麻袋。可是不仅我割的水稻连根带泥，生产队里不少人也是这样的，这些带泥土的稻秆经过一个月的风化，再经过飞转的带齿的滚筒把它们都打成了草屑和土末儿，和稻草一起被从脱谷机的尾部输送带上不断地抛了出来，草屑和土末儿在整个脱谷场上飞扬，人们都必须戴着围巾、口罩、甚至戴遮风眼镜，才能阻止这些草屑、土末儿进入到口里、鼻里、眼里。只要机器一开动，大家都投入到紧张的战斗里。所以虽然是冬天零下20来度，但大家的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因为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

也许是因为棉衣被汗水浸透了，又在下工回家的路上被刺骨的寒风吹透的缘故，那一天我发了高烧，并且咳嗽不止，躺在炕上每一阵咳嗽都把身体震动的上下跳动，头和胸痛极了，医生说是急性支气管炎转肺炎。除了那位卫生所的男医生每天两次到我宿舍用那又粗又大的针头给我打盘尼西林以外，那时候除了吃饭，平时连一口热水都没有，口渴了只能喝冷水。而寒冷的屋子，加上激牙的冰水到肚里，使我倍觉从心里往外冷。我哭了，我第一次想家了。如果在家里，一定会是在温暖的屋子里，妈妈会给我烧暖心又好喝的红糖姜水让我发汗；爸爸从日本学的医术，每次我生病他都用酒精灯，把放着针管和针头的针盒加满水煮沸消毒，然后怕我痛，选一个最细的针头给我注射油质盘尼西林。由于针头太细，油质盘尼西林很难打，不仅手要用劲，而且要五六分钟才能打完一针，但真的一点儿都不痛。大小便只需要坐到家里卫生间马桶上，可是在这儿要到室外的露天茅厕里受寒风的吹袭，而医生却说要我不要到外面去再受风寒，怎么办呢？

突然表哥来了，他不仅给我带来了一双半高腰女棉皮靴子，更带来了一个带盖子的白色搪瓷便盆，这样我可以不用再到外面去方便了，并且生产队长每天还派了一个女工来帮我打饭、倒便盆。面对表哥带来的温暖和他的又一轮攻势，我知道柯南是不会到北大荒来和我并肩战斗的，虽然我心里还在想他，但这一次我却对表哥妥协投降了，我答应做他的未婚妻。表哥觉得这是他最幸福的事，立刻把这个消息传遍了他原来所在七班的全体战友，并请他们在他不在的时候照顾我。于是，以后的日子有的战友把他爱人从北京寄来的菠萝罐头拿给我吃，还有的战友到宿舍来问寒问暖，这消息也很快传遍了全队，但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一点儿也不激动，更没有幸福感。

三、一个让我敬佩的好人

在我刚到北大荒不久，9月的一天下工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场，有黄色的金针花、蓝色的马兰花、粉红色的野百合花、黄色和蓝色的野菊花，和许多说不上名字的鲜花，在蓝天的映衬下，真是美极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圃，我停下脚步开始采花。这时走过来一个穿着一身深绿色防水布衣服的黑黑的小伙子，他说：“小崔，你也喜欢花呀，我就特别喜欢这些自然生长的野花，不仅千姿百态，而且不怕风雨、傲然挺立，我还正打算多采一些做成标本，寄给我家里的弟弟妹妹做生日礼物呢，并让他们知道北大荒有多美。”我立时感到这个小伙子的心底是多么的美好啊！能这样的关爱家里的弟弟、妹妹，我从来没有对弟弟、妹妹这样好过，我的哥哥也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原来他就是我们宿舍里姑娘们嘴里，经常夸他是全队最漂亮的小伙子姚克麟，大家都叫他“姚克”，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他漂亮呢？反而说他：“你的脖子怎么这么黑？好久没洗了吧？”他没吭声就走了，我还继续采花。忽然想到他要采一些做标本送给弟弟、妹妹，就索性多采了一大把。回到食堂，进到那个窝窝头掉地下都会被脚下的烂泥吞没的大屋子里，我看见姚克正在那儿吃饭，就拿着花走上去说：“给你，你不是说要做标本送给你弟弟、妹妹吗。”这时，我看见满食堂的人都在注视着我，可我却不以为然，我不就是给革命同志帮个忙吗。几天以后姚克看见我，跟我说：“那天你把一大捧花送给我，你想想，一个姑娘给年轻小伙子送花，别人会怎么想？要是你看见这种事儿会怎么想？你也太单纯了，可太单纯不是好事。”听了他的话，我从心里感激这个小伙子，他是第一个从思想上帮助我的人。

进入12月份开始兴修水利，修筑防汛大堤，那几乎是用人工开挖一条同体积大的沟的土来筑的。可是北大荒地已经冻了三尺多深了，那时候有的班放炮，埋上炸药以掀翻冻土层；更多的时候还是靠勇士们用铁镐来刨冻土的，然后把刨下的冻土块用土筐抬到大堤上去。刨到暖土层后，勇士们就用筒锹把土壤一锹一锹地往两三米高的大堤上甩，那技术棒极了。

那时队长叫我当工地宣传员，而那时也正是“大跃进”比干劲的年代，附近的三连就始终是我们二连竞争的对手。工地上每天、每个班都要统一检测挖土方的成绩，三天评一次小红旗，十天评一次大红旗。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当工地宣传员，就想起了爱帮助人的姚克，我去请教他。他建议我在大家上工必经的工地前面，用木板立一块告示牌，然后每天把前一天挖土方成绩最好的班和他们的成绩贴在告示牌上，一天一换。队长同意了这个主意，就为我做了这个告示牌。我每天晚上都到生产队队部去，等统计员统计出当天的成绩，然后我就用纸写出来，第二天在大家都没上工之前，我先赶到工地，把成绩贴出来。

可是12月是北大荒最冷的时候，尤其是黎明前。当时大家都是天不亮就出发，而我要比他们走的还早，并且是一个人走在坑洼不平的旷野里，要一直摸黑走五里路才到工地，现在想起来都十分可怕，但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做到了。

开始几天都是一排一班的成绩全队第一，也就是姚克他们那个班，并且三天得了一面小红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队部里抄成绩，见到二排五班的班长正在和队长说：“明天我们班一定要把红旗夺过来，我们准备……”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为什么就跑到一班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这时一排长董宝和一班长魏民，马上召集全班战友开会商讨对策。第二天，他们比我还先到了工地干起来，结果是一班工地上双红旗在招展，于是一班的人把我当成他们的家里人，有时聚餐也叫我去。

那时候我在工地主要是到各班宣传好人好事，还负责给大家烧开水，余下的时间，我就和他们一起抬冻土。中午用坏了的土筐当烧烤架子，上面放满冻窩窝头，但窝头眼儿一定要朝上，然后在下面用稻草小火烧烤，这样烤好的窝头特别香，就着萝卜干咸菜每顿饭都能把发给的每人五个窝窝头吃完。

说起那时的伙食从实行共产主义大食堂每月六元钱以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开始修路时送到地里的是大白馒头，每个有四五两重，像个小枕头那样，一角钱一个，副食是鱼汤等。职工于科准就写下一首打油诗“闲来无事走走，鱼儿碰脚碰手，随手抓来几条，拿回家中下酒。”可是到10月份“共产风”就刮起来了，改成共产主义大食堂，每月6元钱伙食费。开始还能吃上大碴子，有时晚上喝面片儿汤，从11月份起就是每人每顿五个窝头，早饭和晚饭在食堂吃，菜是冻萝卜块儿汤；午饭是带到工地吃，发给每人一块咸萝卜干。就这样一直吃到修水利还是这个样，但丝毫也没有影响了大伙儿的干劲。后来二排的张国璋还专门写成歌，唱这段水利大会战：“白毛女，白毛男，（指每天清晨上班的男女职工，为赶时间抢速度，头发上冒的汗都结成了霜，一个个变成了白毛女，白毛男）说说笑笑走得欢，一气走了四五里，到了工地才亮天。夺红旗，赶三连，分秒必争抢时间。”

到了12月下旬，垦区一方面开展第二次反“右派”，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拔“白旗”，另一方面大搞群众文化活动，举办赛诗会，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完成写30首诗的任务。我虽然上中学时语文成绩不错，但是我不会写诗，也从来没写过一首诗，所以对会写诗的人十分敬佩。有一天晚上，姚克到我们宿舍去找我，他拿着一个本子给我看，他说：“你给看看行不行？”我一看那上面写着《即景诗歌百首》，整个100首歌颂北大荒和祖国大好山河景色的诗，我的天呐，他怎么这么有本事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要继续往下看时，他又拿出几张纸说：“这些可以以后再看。这一首组诗我希望明天的赛诗会上，你能替我读一下。”我一看题目是《水乡南泥湾》，他说：“南泥湾是在黄土高原，是旱作，而咱们这儿是用南泥湾精神开辟出来的水乡南泥湾。”比喻的多好啊！诗开头的“引子”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朋友，你可曾也有这样的夙愿，在阳春和盛夏走访江南，啊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吧，这里的一切更胜江南！”我太喜欢了，没加思考就答应了。因为我在中学时朗读好，老师还介绍我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录制过节目，所以我自信能把这首诗朗读好。

当晚我几乎在小油灯下看了一两个小时，第二天我竟在大食堂里众目睽睽之下大声地背诵出来这首诗：

“一、

我曾经两次满足夙愿，

在阳春和盛夏走访江南，

回到首都仍久久留恋，

难忘那南国的青山秀水、锦绣田园。

向边疆进军的号角长鸣如春雷震天，

听党话，要锻炼，

我们开进了密虎荒原，

发誓言，要叫江南赶密山！

二，

这儿水汪汪、草漫漫、沼泽一片，

勇敢的拓荒者顽强地升起了炊烟。

前辈人挥血汗谁知几载，

修水渠筑阡陌种下一点稻田，

稻田虽少却像闪烁着的星火，

东风劲吹，飞快的掠遍青山草原。

锦绣河山，大好江南，

是勤劳的人民改造了自然。

三，

无数个清晨，是垦荒者把太阳唤出地平线，

无数个夜晚，是他们的歌声伴送月儿西弯，

处女地上垦荒人鄙视安闲，

穆凌河水滚滚流，高歌不夜天。

数不清的定额指标被推翻，

数不尽的跃进计划又改变，

垦荒者热爱这片肥沃的土地，

用智慧和汗水把穆凌河畔大大改观。

四，

青山常青，环雾是炊烟，

红柳花丛镶满沿河两岸，

渠干纵横、水声潺潺，

路边盛开着黄花、马兰……

阵阵稻香溢满穆凌河畔，

簇簇新村在阳光下金光灿烂，

鲤鱼跃，汪汪碧水浪花溅，

随云漫舞，对对天鹅似描蓝天。

五，

啊，多么难忘的江南，

你出现在青山草原，

欢笑吧！庆贺吧！

荒地上出现了水乡南泥湾。

朋友，你可曾也有这样的夙愿，

在阳春和盛夏走访江南，

啊朋友，到我们这儿来吧，

这里的一切更胜江南！

六，

像太阳初升大地上红光一片，

豪迈的事业才刚刚开端，

祖国交给的任务一定要早日完成，

密虎宝地一定要超过锦绣江南。

啊朋友，我们的伙伴，

让我们并肩向前，

共同用顽强的劳动，

响应祖国的召唤！”

我太喜欢这首诗了，全诗反映了这些热爱祖国的垦荒者，战胜艰难困苦，将荒地变粮仓的大无畏奉献精神。我更觉得他就是写给我的，写给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的，他在召唤我们，和他一起为开发北大荒作出贡献。因此他不仅激励着我，也更加坚定了我扎根北大荒的决心。（这首写于1958年的诗，我终于凭着回忆写下来了，也作为祭奠献给在天国的姚克。）

没想到的是赛诗会下来竟有好几个小伙子找我，张国璋给我看了他写的中篇小说《蓝色的羽毛球》；诗人李天、于裘请我到他们宿舍去听他们的诗作；最了不起的是诗人钟一平，别人给他一支香烟，他顺口就读出四句诗。这个期间，我还看到了转业少尉军官徐先国写的诗《一颗红心交给党》和陶俊伦为这首诗谱的曲子，这首诗让我真正认识了这些可爱的人：“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不是当年整装上舰艇，不是当年横戈渡长江，儿女离队要北上，响应号令远征北大荒，用拿枪的手把起锄头，强迫土地交出食粮，让胜利光荣的军装，受到机油和泥土的奖赏，让坚强有力的臂膀在黑土地上唤发红光。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永不放下枪。”北大荒真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啊！我从小就喜欢和敬重有才华的人，看到这些摘掉领章帽徽不是军人的军人，让我从心底里对他们的崇高心灵十分敬佩，能生活在他们中间是我的福气。

可是元旦快到了，表哥要求我元旦放假到他那儿去玩儿。说心里话，我有些怕和他独处，可是答应了给人家做未婚妻就不能不去。一排长董宝看出了我有心事，就问：“小崔，怎么了？整天心事重重。”我撒谎说：“表哥让我元旦到他那儿去玩，可总场那么远，我一个人不敢去。”其实我是怕他未婚前破坏了我的处女贞操。“嗨，就这么点儿事儿啊”董宝说，“别怕，我让姚克借两辆自行车送你去。”我没想到一个排长的权力有这么大，连个人私事他都能管。

元旦那天，姚克送我到了小青山下，他说：“去吧，前面的红房子就是你表哥他们单位，明天中午我去接你一起回去。”我说：“怎么？你不和我一起去？”他说：“难道你要我就一直坐在那儿看着你俩谈恋爱吗？”因为他的诚恳，我对他说了实话。我说：“我害怕他会对我动手动脚。”姚克说：“你的勇敢到哪儿去了？你不会说结婚以后一切都满足他吗？”我说：“我还是害怕。”他只好无奈的把我送进那间屋子并对表哥说：“我把她给你完完整整地带来了，明天中午我来接她也要完完整整的。”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到底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了，但也正是他教我的办法保住了我的纯洁。谢谢你，助人为乐的好人！

从表哥那儿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想，我与表哥已经订婚，可为什么当他热烈拥抱我吻我的时候，我却没有一点儿心动的感觉呢？在我脑海里始终涌现的是当年我和柯南在我们院的黑漆漆的大门洞里，偷偷约会的情景，他那滚烫的脸颊紧紧地贴着我的脸，我们都把对方使劲儿抱紧，胸膛贴着胸膛，然后彼此倾听对方砰砰心跳的声音。为什么我和表哥在一起没有这种感觉呢？为什么柯南不支持我来北大荒甚至不给我来信，我却一直天天都在想着他呢？为什么表哥这样关爱我，我却从来不想他？难道这就叫做爱吗？不，至少说明虽然他爱我，但我只是感激他并不爱他。这样如果我和他结了婚我会带给他幸福吗？我自己会幸福吗？我觉得没有爱的婚姻对表哥是不道德的，对我是痛苦的。但是全队的人都知道我是表哥的未婚妻，都知道他对我好，我该怎么办？这真是一次妥协造成千古恨呢！最后我决定，我情愿接受世俗的指责，也不要再把这件不道德的事做下去了。

1959年3月我终于写信给表哥，我俩友好的分手了。我知道这件事深深的伤害了他，是我最初的草率造成他长久的痛苦，我应该受到惩罚！庆幸他又找到了爱他的姑娘、我的王班长。如果表哥仍能有机会看到我这篇文章，请接受我再一次说：“对不起！”

3月份，我也马上给北京的柯南写了一封信，不仅寄去了我对他的思念，还把我和表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我请求他原谅我的错误。我是多么的希望他能像苏联电影《茹尔宾一家》中的阿列克赛那样，飞快地来到我的身边，亲切地对我说：“亲爱的小妹妹，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我急切的期盼着。

四、养鸡和脱土坯

1959年初，青山农场在总场部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生产队长让我列席参加了；总场召开妇女代表大会，队长也让我去了。由于那时刮“共产风”，垦区要求每个农场都要成立一个畜牧分场，每个分场都要成立一个畜牧队，每个生产队都要成立一个畜牧排，要抽调优秀的职工去从事这项工作，队长为此又调我到育雏室去喂小鸡。对于这一系列党组织对我的重视，我心里十分感激，我感到了我活着的价值，发誓要把鸡喂好。

那时候我们育雏室共有三名工作人员，一名大嫂负责采野菜、调配饲料，我和另一个姑娘小高负责喂养和清除鸡粪，孵化室刚孵出的小鸡就由我们接手，每人一批接1000～2000只小鸡，全部放在几个带隔层的木制鸡笼子里，米黄色的毛绒绒的小鸡可爱极了。按规定，我们给1至5日龄的小鸡喂鸡蛋黄加维生素D，一个煮熟并捣碎的鸡蛋黄是20只小鸡一天的量，另给它们喂高锰酸钾水喝，据说是为了消毒。五天以后，把玉米面蒸的半熟，再加上剁碎的野菜喂它们，饲料黄中夹绿，看起来都想吃。

按说，用这样好的食物小鸡该很健康的成长了，可是每天早晨上班时都发现鸡笼子里有几十只死鸡，有时达100多只死鸡。这样，没过十来天一批小鸡就快死光了。我觉得实在对不起领导的重用，就和小高细心观察，我们发现有不少死小鸡的屁股上都粘了白白的粪便，翅膀耷拉下来；还有的拉红色的粪便；还有的小鸡是被踩踏压死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用酒精棉花给一个个小鸡擦拭屁股，把粘上的脏东西都擦掉；每天还注意把小鸡便在粪板上的粪便都统统刮掉，可是鸡还是死。我这时才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光有革命热情是干不成大事的。柯南说的：“没有科学技术，拿什么建设共产主义？”我到这时才承认是对的，但已经晚了，我脑子一热，没听他的话。我到新华书店去找，可连一本怎样养鸡的书都没有；我又问了队里许多老职工，小鸡为什么便白粪便，也没有人知道。我产生了一种急切想要学习的念头，于是我去找队长要求：“让我去养鸡好的别的养鸡场参观学习一下吧，不然真的死光了。”

队长答应了我的要求。

在三分场的一个养鸡场里，我见人家把木炭弄成碳末、大蒜剁碎了、一起拌在饲料里喂，可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也不明白，但反正人家的成活率比我们的高多了。回来后我就试着也照着做，并且为了防止夜里小鸡聚堆，互相踩踏压死的现象发生，我干脆夜里住在育雏室外屋的一堆放鸡蛋的木盒子上，一夜起来几次，把聚堆的小鸡分开。终于，吃了木炭末和大蒜的小鸡，一个个精精神神，羽毛变成浅灰色，在鸡笼子里活蹦乱跳的，我的1月龄小鸡的成活率，也由不到50%提高到将近80%。后来上大学我才知道，小鸡便“白粪”是鸡“白痢病”，便“红粪”是鸡“球虫病”，都是死亡率很高的急性传染病。它们得了这些病就会怕冷，所以聚堆，甚至像叠罗汉那样叠起三四层，结果压在下面的小鸡就被踩压死了。

“十•一”刚过，生产队来了二十多名山东栖霞县的支边青年，男的女的都有，他们大的不过二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六岁，队长让我给他们当排长，带他们干活。第一项工作就是脱土坯，即先把土和草和成软泥，然后把软泥放入长方形的土坯模子里，再用手把泥塞严实、抹平，最后拿掉坯模子晒干，就成了盖房子用的土坯了。但土坯要比砖坯大得多，一块土坯相当于三块砖坯那么大。

开始工作了，我领他们先把材料准备好。先用铁锹刨挖了一大堆土，把它们摊成四面高中间低的圆形，再用铡刀把一捆捆的茅草轧成十几公分长的草段，然后把切碎的草撒入土堆中间的土上，用二齿钩子把草和土搅拌均匀，再倒入几桶河里的水。我说：“下面，请几个男生先跳到池子里去，用脚把这些草和土踩熟，把它们变成草土掺合均匀、又软又烂的泥。”话说完后，只见他们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人动的。我又说：“哪位勇敢一些先跳进去？”还是没有人动。

其实那天正好我来月经，我怕凉水会激出病来，所以没有先跳下去。但看到这场面，我又是排长，如果我不先跳进去，队长交给的任务根本就别想完成。于是我脱了我仅有的一双翻毛皮鞋和袜子，向土坑中间走去。北大荒过了“十•一”，已经穿上棉裤了，那河水冰凉刺骨，连同那些坚硬的草梗扎着我的脚心。我告诫自己：“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并两脚不停地踩。过了一会儿，跳进来一个男孩子，又跳进来一个男孩子，还有姑娘也下池子了，我们十多个人边踩边用二齿钩子把下面的草和土翻上来，很快就把泥和好了。这一天我们共脱了三百块土坯。这件事在我生命中虽然只发生过一次，但我刻骨铭心的记着，因为我战胜了自己。这一年，我被评为农场“六红青年”。

五、我的第二次恋爱

给柯南的信已经四个多月过去了，可是他就是不给我来信。我知道骄傲的他是不会原谅我和表哥那件事儿的，因为那至少说明我对他不够忠诚，而他早就说过，他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但我还是不死心。

1959年7月24日晚上，姚克找我说他们班长请我吃饭。到了班长家，只见在座的有一排长董宝、一班的小虎和魏班长。魏班长说：“好了，小崔、姚克快坐下，吃饭了。不过我得先声明对不起，我们家没有别的菜，只有萝卜，恰好今天有我爱人从北京带来的一小瓶油，我就做了四个菜，一个是炒萝卜片、一个是炸萝卜馅丸子、一个是凉拌萝卜丝儿、最后一个是萝卜丝汤，大家多多的吃啊。”桌上还放着一瓶北大荒白酒，四个小伙子互相敬酒，互相祝福，我也跟着喝了几杯。忽然魏班长说：“小崔，你也给姚克敬杯酒吧。”大家都说：“对，对。”我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单让我给姚克敬酒？我总觉得他们说的话怪怪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总之，那顿饭我稀里糊涂的吃了不少，也喝了不少，恍惚记得八钱的酒杯我喝了有四五杯，晃晃悠悠的一路上扶着墙才走回了宿舍。

第二天傍晚，魏班长交给我一封信，他说：“姚克和小虎调到宝东粮食转运站了，昨天晚上就是给他们俩送行，是姚克不让我们告诉你的。今天早晨他们已经走了，姚克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说实话，对于姚克的离去，特别是他瞒着我悄悄的离去，我有些失落感，虽然我心里爱着的想着的依然是柯南，但我把姚克当成了困难时能帮我出主意、能保护我的不可或缺的朋友和兄长看待。我打开了他写了四页信纸的信，细细读起来。

“小崔：作为相互比较了解的同志，在临行之前，本来准备和你好好谈一谈，也交换一下意见，但是考虑到种种原因，而且以后信上谈也可以，所以，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为了我们的珍贵友谊，我想，虽然我们只离开三十里路，但终究也是个离开，所以有些话向你说一下，是我的一些体会教训，愿能引起你的注意，别走我的老路。从哪儿说起呢？就从群众关系说起吧。这两天我和董宝谈的很多，从我的感受以及他的意见中，我深刻认识到，要想搞好群众关系，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我们往往过高的估计了自己，对自己的优点看到的很多，对别人的优点看到的很少，这就给自己看问题戴上了近视眼镜，所以，严于责己这句话，应该时时刻刻记住。

不错，周围的同志个性不同、爱好不同，接近起来有的容易有的不容易，但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之所以要密切联系群众，不是为联系而联系，而是为了把工作做好，通过共同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同时也是争取群众对自己的监督帮助。

我希望你在今后，对于忠心于党的事业、关心同志的工农群众、干部，应该多接近学习，对于有些缺点毛病的同志，绝不能歧视，应该尊重人家的人格，并善意地帮助人家改正错误。但也应注意，不能轻信。对组织应绝对信任，对周围的人应深入了解，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这里的情况一般说来是比较复杂的，在这方面由于你心太软，往往失于慎重，有点儿太重感情。

其次，应该集中一切精力从事劳动生产，硬是要钻进去埋头干，不要图名，不要表现，我们是为党工作，不是为让别人知道。

在劳动和生活中还应注意，不要轻于发表意见，应该仔细考虑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并加以分析，脑袋一热固然可以冲一冲，但往往问题也就从这儿出来了。还有，说话必须注意时间场合，不要任性。提意见，从意见来看什么时候都可以提，但必须注意到，对上级的意见应按组织系统反映；对同志的意见必须注意方式。提意见不是目的，目的是为搞好工作，促进同志进步，因此在方式上必须讲究。

在和同志相处中，应该勤于公务。有人说你不关心集体的事，如在同一个屋子住，对于屋里的卫生你很少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不太好。一个好同志，在劳动上是能手，在集体生活中也应该是个勤俭的人。

你每月收入不多，必须注意节约，每月要存一些钱。我发现你有时在这方面不在乎，想花就花，又有点用之不当。

关于入团不知你怎么想的，我想你一定在积极争取，但必须认识到，如果以上问题不解决，群众影响像现在这样，那入团是困难的，这和我争取入党的情况一样。但也绝不能灰心，要吸取教训，赶上去埋头苦干，久而久之组织上和同志们会明白看到的。

谈到你的终身大事，我觉得你有时考虑较多，你还年轻，应该多学习、努力劳动，这样自己才能进步得更快。在处理个人问题，选择自己终身伴侣上，必须极端冷静，不能凭一时感情冲动，对对方应该充分细致的了解，应该从政治上考虑，而不应仅仅从感情上或其它方面考虑。你与表哥的事已成过去，但其中的教训却值得你认真思索。爱情不应该只是双方在感情上的满足，而首先应该是政治上的相互促进。我有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你性格上有点软弱，在相互关系上很容易表现出缺乏自信和斗争性，这对于共同进步，对自己全是没有好处的。

我还有这样一种看法，青年男女同事之间的友谊应该极为注意与爱情的区别，因为友谊和爱情是有一定界限的，虽然没有一定尺度，但自己必须充分重视，并在行动上加以注意。

我们在一个队也快一年了，在这一段时间中，我感觉到你的心底很善良，淳朴，对同志关心，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政治上来说，热情有上进心、有正义感，这是好的地方，也是主要的方面，然而缺点也不能忽视。幼稚，不是好事，不能以此来原谅自己。我希望你今后能遇事多想，一定要培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认真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不要碰到问题总问人家为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这样不是谦虚，而是对自己缺乏自信，也是缺乏主观努力的表现。

好吧，乱七八糟就说这些，谈得很主观，我想我这样直截了当而且带点训人的口气，你不会怪罪我吧？在休息日那天我的态度你可能有些感触，但是我相信你会明白我为什么那样，并能谅解我。今后，只要时间可能，希望你写信吧，谈一谈。寄信由于还不知道单位全称可能不好投，将来可趁小虎回来之便（小虎的妻子在我们生产队），托他带给我。

写长了你可能看累了，所以先写到这里，以后再谈。最后，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把你最不愿意给别人的东西给我呢？如果可以，那就要从北京寄来的那张行吗？

祝你一切像工作一样的顺利

姚克，1959年7月24日于行前。”

看了姚克的信我更加敬重他了，因为他是继柯南之后，第一个对我思想上进行帮助、指出缺点、指出前进方向的人。他语重心长但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性格软弱，思想幼稚，遇到自己认为不对的事，爱不分场合的发表议论提意见。特别是他指出我群众关系不好，尤其和女室友的关系。对于屋里卫生，我很少管。我承认他指出的这些都是我存在的缺点和毛病。但是说到我与女室友的关系，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一直就喜欢和那些襟怀坦荡、有知识、有才华、懂礼貌的人在一起，不论男女，他们都值得我尊敬，和他们在一起我能增长知识才干；但我并没有不注意男女同事之间爱情与友谊的区别，连我和表哥之间已经订婚了我的举止也是有分寸的；而说到我的女室友我就烦，她们每天晚上在一起张家长李家短的说道，我觉得那都是庸俗，她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洗着衣服或洗脸抹擦脸油，我什么话也插不上，我也不知道该和她们说些什么。可我又不能说她们庸俗，我也很苦恼。我只好把那个地方，只当做睡觉的地方。我听说除了王班长、她们原来都是部队首长家里的小保姆，但我真不是看不起她们，而是觉得性格、爱好、追求不一样，不能强求一致，没话说就不说呗。我的这些苦衷又能和谁说呢？我没给姚克写回信。

快到“十•一”了，一天，不知是从什么渠道上有人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落款是我认识的一位在虎林北大荒文联工作、文学造诣很深、又比我大很多的我很尊敬的男人，他叫周文。纸条上说邀请我10月1日到宝东姚克那儿去玩。因为这两个人我都很信任，所以我去了。

“十•一”那天早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就骑车去了，并没有周文在场，姚克说是周文大哥撮合的我们这次见面。他说：“我是天津人，比你大五岁。十五岁报名参加了军校，后来分配在北京总后勤部工作，1955年授衔中尉。但我是一个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给余xx部长画了一张漫画，说他爱发脾气、骂人、作风不民主，为此我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也是余部长点名把我下放到北大荒的。我曾经谈过恋爱，她是我原来军校的学妹，叫孙xx。因为我家从前十分贫穷，母亲听说一贯道能救人，就带着九岁的我去磕了一个头，1953年“肃反”时就因为这些问题我被隔离审查，说母亲是一贯道坛主，我是一贯道徒。好久见不到我面的女朋友，也许是害怕了吧，她又和别人好了。后来我结束隔离去看她时，她为了骗我竟然写了一本假日记给我看，但最终我们分手了。那时我就下决心，将来一定要找一个大家闺秀做妻子。所以从你一到咱们队，我就喜欢上你了。你不必马上答复我，这是我过去写的三本日记，请你了解我，并认真考虑我对你合不合适？”

他的话让我太感动了，我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心地坦诚的人，（就连表哥和我已经定婚，他也从未和我说过他过去的事）。想起元旦时，他陪我去见表哥的事，原来他那时就一直爱着我，但因为知道了我和表哥的关系，他不仅把爱深深藏在心里，而且为了成全我和表哥，竟肯送我去和表哥谈恋爱，他是多么高尚的人啊！这样的人值得我一生信赖。于是我拿出了他找我要的北京寄来的那张照片送给他，他是我这一生送给照片的第二个男人。看到我给了他照片，他紧紧地拥抱了我，我没有拒绝。

吃午饭时天下了大雨，为了怕路上不好走，雨一停、两点多钟我就用书包背着姚克那三本日记，骑车往回走了。一般正常天三十里路一小时多就回来了，可是骑出没多远，进入我们修的那条土路，泥泞的道路就没法骑了。车轱辘和挡泥板之间塞满了泥，骑不了多远就得下来抠一次泥，后来干脆骑不了啦，只好推着走了。眼看着蚊子也上来了，为了防蚊子咬，我脱下外面穿的长袖衣服，把头、脸、脖子，用两只袖子严严的捆住，又把脚上穿的翻毛皮鞋脱下来捆在车把上，光着脚走路轻松一些。后来推着车走也寸步难行了，天已完全的黑了，我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在没有路灯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泥一脚水一脚的艰难的往前走着。由于根本看不见路，也不知道路的两边路沿儿在哪里，再加上扛着自行车重心把不稳，一会儿往左走走、一会儿又往右走走，有几次就连人带车子摔到约三尺深的马路崖子下面，我慢慢的爬起来，挣扎着爬上马路，扛上车子，继续往前走。

我不知道到底用了多少时间，反正回到家时有的姐妹已经睡下了。这时王班长拿出一封信说：“小崔，这封信是今天上午你走了以后来的，给你。”在小油灯下，从那熟悉的字体我认出是柯南来的，我的心马上就怦怦地跳个不停。打开信看到：“在北海后河，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留下我们并肩前进的脚印……”我看不下去了，走到屋外的大草堆上，用手拼命的撕扯我胸口的衣服，想缓解我的胸痛。为什么？为什么这封信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刚接受了姚克的拥抱就来了呢？我真想大声地喊叫，这是我盼了七个多月的信，本来我都失望了，可是他又来了，我都快疯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大草堆上躺了有一两个小时，心情逐渐平静了下来，我想，如果在我到姚克那儿之前收到这封信，我可能会为了爱情再回到北京考大学，因为我已认识到没有科学知识，光凭革命热情是建不成共产主义的，而且他是我崇拜、热恋了八年的人。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我已经接受了姚克的拥抱，他又已经被别人别的事伤害过好多次了，我不能在他心上再扎一刀，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品德高尚的人。而柯南他是不可能到北大荒来与我并肩战斗的，对柯南就伤害到底吧，我最终选择了姚克。

不久，我把我中学时的日记本寄给了姚克，并把我以前与柯南的恋情、柯南以前寄给我的那些小纸条信和柯南的这封来信一起告诉了姚克，请他审查我，看他能不能接受我。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姚克居然给柯南写了一封信，并把我送他的那张照片转赠给了柯南，我不知道他那封信是怎么写的，但是二年以后柯南又有了新的女朋友，他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等于把我身上的枷锁减轻了一些，也让我对他彻底放心了。

六、在八一农大国营农场管理系（二部）的生活

1959年10月下旬，为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我被调到大青山畜牧场当饲养员。正好姚克听说八一农垦大学招生的消息，就写信告诉了我，说希望我去念大学。而我也因为养鸡失败，不懂得死鸡的原因，渴望去读书，我就去找场长说：“让我去报考八一农大吧，我就去学怎么喂鸡，学完了我还回来喂鸡。”这的确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因为农场重视我才把我调去的，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来报答。场长答应了，而且我也真的考上了，录取的名单在《农垦报》上公布了。

11月中下旬，以各农场转业官兵为主的八一农大国营农场管理系二部600多名学员，在黑龙江省迎春火车站报到集中了。然后乘大卡车沿着盘山道，一直拉着我们走了很远的路，到了一处只有几栋房子的山坳中。那房子四面的墙是用原木咬合砌成的，床铺依然是用木板搭的大通铺、上下铺，每栋房子里住一百多人。我们600多人被分成农机、农学、畜牧六个班，我是畜牧6006班的。让我们所有的十几名女生另住一个小房间，没想到读高中时我们宿舍里逃跑的晓燕和力平也居然在这里，我们高兴地抱在一起又蹦又跳说个没完。

原来我们第一年的任务不是学习课本，而是劳动锻炼，这是八一农大特有的，我们集中到这里就是来修东方红水库的。有了我在生产队劳动的经验，对这项工作我不害怕，只不过不是抬土筐，而是每个人拉着装满了土的小爬犁，在冰道上走很远的路，然后把土送到大坝上。

有一天刮着大烟儿炮（就是狂风刮着飞下的雪，就像雪烟一样铺天盖地），老校长姜瑞元披着军大衣，被狂风吹得晃晃悠悠的，在警卫员的陪同下，走进了我们女生宿舍。原来他是从裴德学校本部专门赶来看我们的。他摸摸我们的被子、褥子厚不厚，又捏捏我们穿的棉衣暖不暖。他长着一双明亮而睿智的大眼睛，似乎一下子就能把人的心事看透，我们真感觉他像苏联电影中的红军政委对待战士那样慈爱。后来听说他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处长、预备役少将。不管是谁，只要让他看过一眼，和他结识一次，几十年后他都能认得你，并记得你的名字。在学校本部1000多人中，系主任叫不出的名字，他都能叫得出，我们崇拜他极了。他走到我和晓燕、力平面前看了看，就问：“你们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1958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来的北大荒。他说：“哦，那可是个好学校啊，说明你们几个的学习基础是很好的，在这个系学习不合适。这个系是培养国营农场管理干部的，你们应该转到学校本部那几个系去学习专科知识，将来成为专业技术干部。”校长走了没几天，力平和晓燕真的转到校本部去了。她们要我一同去，可是我片面的认为我是来北大荒的，只有“农场管理”这几个字才是和北大荒连在一起的，如果转系到校本部学习，我何不在北京上大学呢？所以我没有去。

几天后，广播室的大喇叭里喊我到系办公室开会。我到那儿一问才知道，系里要成立系共青团总支委员会，任命我当团总支委员。我红着脸不好意思的说：“我还不是共青团员。”并悄悄地退出了办公室。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我要努力，我要入团，我马上写了入团申请书。

白天劳动强度很大，晚上又增加了一项补习文化课任务，宿舍又变成了教室。为了解决取暖，用大木头拌子烧火，火墙四处冒的烟呛得大家鼻子难受、眼睛睁不开，可是还要学习。班里让我担任数学教员，原来这些同学中很多老兵连小学都没毕业，因此我要从小数，分数，四则混合运算讲起。看着他们由于劳动而变得像粗树杈一样的手，握笔的时候都好像握枪那么使劲，可是那些枯燥的数字，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难，他们认真地写着作业，让我十分感动。

伙食越来越差，每天吃的是用红色高粱面蒸的窝头，大家都吃得拉不下大便，厕所里冻着的大粪柱子上，被鲜红的血迹包裹着。

1960年3月，学校决定要在虎林和宝东之间的西岗新建校舍，先盖教学大楼。于是我们又从东方红水库搬到西岗工地。为了先建大楼地基，我们系里开展了抬石头比赛，每个班出五副担子十个人参加比赛。我报名要求参加，支书和班长竞批准了我，别的班是十个棒小伙子，只有我们班是九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在工地上抬着大石头奔跑。虽然我们班没有拿到第一，但也不是最后，我为没给班级丢脸而自豪。从此，我干活儿都只和男生比着干。1960年4月我被批准成为共青团员，它激励着我再接再励，不久我又写了入党申请书。

我们学生会还组织了文艺演出队，把劳动的场面编成文艺节目，到裴德学校本部去汇报演出，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我记得我们唱的《建校之歌》的歌词是这样的：“穆凌河水涌春潮，西岗坡上红旗飘，标杆插遍荒芜地，红白手旗左右摆摇。测量队来到了，万古荒原开颜笑，竖起井架搞钻探，制定蓝图建学校。啊，宏伟的计划，大胆的创造，用我们万能的双手盖起高楼冲云霄。火车开进了站了，一车皮一车皮满满的原木运到了西岗，同学们呐，搭好架子，拴好绳子，拿好撬杠，同学们准备好哟，准备好卸原木哟，绳子要拉紧哟，撬杠要撬牢哟，这根木头圆又大哟，卸下来就盖大楼哟，嘿哟，嘿哟!”那时我还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秘书，负责组织这些活动。

计划没有变化快，1960年6月我们又通知到8511农场进行机务实习，学习开拖拉机和掌握农机具的使用，了解机车的一、二、三号保养。那天晚上，大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实习的农场，放下行李直奔大食堂。只看见远处的小油灯下有一大盆白白的好像是大米饭，另一盆黄黄的好像是煮黄豆。场长说：“同学们，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吃饭不限量，大家敞开吃。”听到这话，我的心兴奋极了，二年没吃到大米饭了。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盛饭用的都是大的钢筋盆，男生的盆有小脸盆那么大，我的盆也是中号盆那么大。大家排着队去盛饭，轮到我盛了，我根本就没细看，就盛了几乎一满盆大白饭和黄豆，可是吃到嘴里第一口，我差点儿吐了出来，原来是酸豆腐渣。怎么办？这一盆饭怎么办？谁叫我这么贪心？如果倒掉那肯定是犯罪！我用眼睛向四周看，看同学们怎么吃？看场长和老职工怎么吃？只见他们都安静的大口大口地吃，没有一个人倒掉饭的，我也必须跟他们学把饭吃下去。终于，把一大盆酸豆腐渣吃完了。我为我第二次战胜了自己高兴，我并把改造思想的整个过程，写信告诉了姚克。那时他早已由于工作成绩出色被调到局（牡丹江农垦局）县（虎林县）合一的虎林粮食局工作了。

实习开始了，我们先跟师傅学用启动绳发动拖拉机。虽然我拽那绳子五次有四次拉不着火，可我还是渐渐学会了怎么用那个巧劲。坐在师傅旁边，师傅把着我的手驾驶着迪特413拖拉机，后面牵引着双列圆盘耙在耙地，感觉十分过瘾。可是我们这台机车总是发生故障，今天拆了清洗空气滤清器，明天又拆机油过滤器，开始我们都羡慕那些同学，能整天开着拖拉机在田野上奔驰，后来反而是他们羡慕我们能学到更多机车发生故障的原因和修理的方法。有一次教农机课的老师来检查我们，班长让我代表回答问题，老师问：“机车的二号保养都有哪些内容？”我一一回答了，我的师傅看着十分高兴。

实习回到西岗已是近冬天，我们继续参加建校劳动。可是伙食标准却越来越低了，原来五八年修水利时，每人每顿饭五个窝头，而现在只有一个三两重的小窝头和菜汤，后来虽然搞了什么增量法，但实际粮食还是那么多，男生都吃不饱。因为我们每天还要参加重体力劳动，多数人把窝头放在大饭盆里弄碎，加上酱油和水，熬成玉米面儿粥喝，以充满已经撑大了的胃；还有的从地里捡烂菜叶子，有个同学马某某，捡起被风吹到地上的食堂晒在屋顶的白菜叶子、萝卜纓子，把它们煮了吃了，结果受到了批评。这件事使我懂得了，凡是集体的东西，即使是掉在地上了也不能据为己有，因为那是集体的东西。更有一次，每天值日生用大盆到食堂去领回全班的窝头，然后拿回班里大家排队去盆里拿自己的那一个，可是那几天分到最后总少一个窝头，而食堂偏说给够了。那天，我见武支书、李班长，他们悄悄地尾随一个高个子的男生走出去，走了不远，只见高个子男生把手插进雪堆里。忽听班长一声高喊：“把手拿出来！”那个高个子男生扑通一声跪在了雪地上，手里拿出一个窝头。他说：“我实在是太饿了”。原来他是我们班那个身高接近两米，魁梧又壮的严某某，他被开除了党籍。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儿。

那时候，我不懂那是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共产风”、“瞎指挥”，违背自然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的全国粮食大减产，只知道校长讲的：“苏联找我们要债，我们中国人要争口气，勒紧裤腰带也要还。我们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比较低，可是比垦区的居民还要高。”怀着无比爱国热情的我，向党支部提出：“把我的粮食定量降到和垦区居民一样吧。”并且每次吃饭时都把我的那一部分分给男生一些。

1960年11月的一天，党支部书记武秀三拿着一张表让我填，那张表上写着《非党积极分子登记表》。他说：“你被列为党的培养对象了。”那一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我想我离党的大门更近一步了，我一定要努力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也相信，我一定会实现这一目标的。

12月的一天，系主任告诉我们要做好到湖北或呼伦贝尔草原开荒的准备，后来又传出“去了可能就不回来了，开完荒就地安排工作”的小道消息，系里面人心惶惶，有两对情侣登记结婚了。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担心我去了就不回来了，姚克向我提出要先结婚再走。过了不久，姚克的母亲给我们系主任写信，也要求我们先结了婚再走，系主任批准了。可是我还是有些犹豫，我跟姚克说：“我怕结了婚会怀孕，不能再坚持学习。”他说：“你放心吧，咱们只履行结婚的第一道手续。”实际上我心里还有更深的考虑，他每月工资76元，而我只有25元，这差距太大了，我怕结婚后我会失去自我，但我没法跟他说，只得答应跟他先结婚。

1961年春节除夕的下午，姚克推着自行车，驮着我的被褥，我们一起从西岗往虎林走了八里路，在结婚登记处领取了当时因为缺乏纸张、两个人只发给一张的结婚证。然后到旁边的商店凭结婚证买了两条单人床单，可惜只剩下了最后两条颜色不一样的床单，一条是粉红色花儿的，一条是橘黄色花儿的。这之后，就去布置我们的新房-那是除夕假日期间粮食局张局长不用的办公室。那间屋子很亮堂，有一扇很大的窗户，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写字台，一把椅子和一组文件柜。在写字台上放着一大盆生长的郁郁葱葱的蒜苗，给屋子里增加了春天的气息。那扇大窗户上挂着粮食局的小戴跟别人家借来的绿色的窗帘。在正面的墙上挂着一面直径约30公分的圆镜子，上面写着“恭贺新禧，粮食局全体员工赠”的字样，这也是那间屋子唯一有着新房气息的地方。还有一件纪念品，就是我所在的行政小组十名同学签名送给我俩的装照片的相册。

姚克整理的那张床是一张大单人床，是平时局长休息的地方。他把我俩的旧褥子铺在下面，上面铺了我们凭结婚证才买到的那两条床单，可是那个大床铺一条不够宽，铺两条又富裕，他铺了又铺、折了又折。忽然他问我：“一会儿结婚典礼你穿什么？” 我说：“没想过。” 他翻箱子找出他在北京工作时曾经穿过的一件白色高领棉毛衫（秋衣）和他的一条旧蓝布裤子。他像对小妹妹似的帮我把棉毛衫穿上，又把长出我胳膊近十公分的袖子往上卷了又卷，外面穿了一件妈妈给做的紫红色条绒中式对襟褂子，他又帮我把白领子翻出来。他叫我把他那条蓝布裤子的裤腿赶快用针缝进去。因为他身高近一米八，而我才一米六，裤子太长不缝不能穿。 

举行仪式前，我们的老大哥许同霖走了进来。是他在结婚前问姚克：“结婚的钱够吗？”姚克说：“出差回来还剩80元钱没去还呢，我想等结婚后我发了工资再一起还。”小许说：“去还了吧。我这还有80元钱你先拿着用。”姚克就是拿着他的钱买了一个暖水瓶，四个带盖的陶瓷杯子和一堆瓜子、糖，准备在典礼上发给大家吃的。我用我的钱给姚克买了一件深绿色的毛衣。姚克告诉我，小许在北京时就和他在一个单位-解放军总后勤部工作，临来北大荒前小许和女朋友已经订了婚，他和她约定五八年“十一”他回北京他们结婚，他并给她留了一笔钱，让她买结婚要用的东西，可是“十一”他回去了，女朋友却用他的钱跟别人结婚了。小许知道了去看她，不但没责怪她，反而又给她的结婚送了一份厚礼。姚克说：“像他这样的好人，真是太少见了。”所以我们把他当成知心的好大哥。小许走进来后说：“一会儿，你们去举行仪式，新房不能空着，我给你们看着，你们放心的去吧。”就这样我俩走进了粮食局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我们把糖和瓜子分了下去。接着张局长主持婚礼，并代表婆家讲话，我们班的党支书、班长和我们小组的十来个人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班长李长亭代表娘家讲话，他们都希望我们永结同心，在革命的大路上并肩向前走。然后，就热闹了起来，非叫我们俩唱歌……。

举行完仪式走进新房，小许还一个人在坐着，他说：“你们俩都坐下，”他把我按到床上坐下，然后说，“人生的一件大事已经完成，下面是不是该考虑考虑入党问题了？”这就是我们的大哥，是我们刻骨铭心记着的人。而他在工作上则是代表黑龙江垦区到北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的代表，是英雄的北大荒人，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我结婚时，由于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营养极度缺乏，姚克得了浮肿病，而我则已经闭经半年多了，但没有影响我们幸福的结合。我的婚礼虽然没有金戒指、没有金项链、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更没有婚纱照，甚至连一件新衣服都没有，只在第二天用１３５相机在外面照了一张一寸的合影照，但我还是那么幸福，至今刻骨铭心的记着。结婚典礼第五天，姚克用自行车把我和行李送回学校，然后他怀里揣上了冻窝窝头，登上了去853农场调粮食的征程。

回到系里，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因为垦区需要蔬菜生产方面的干部，我们班又改为蔬菜班。其他班的同学都去湖北开荒，只有我们班去855农场三八队进行蔬菜生产实习。

校里给我们请了在农垦部有名的蔬菜专家邓永义技师，指导我们学习。我们从温床的建造，育苗及温床温湿度控制管理开始学习实践。在温床里，我们播下了土豆种子（培育实生苗），洋葱种子和各种茄果类、甘兰种子。班里指定我和小刘二人负责每天记录温床的温度变化。幼苗长到一定大小时，5月中旬，我们把它们移栽到大地里，同时设计了不同蔬菜、不同成熟期、不同品种的对比试验。老师还教给我们什么蔬菜该摘心，什么蔬菜该掐尖打岔，才能结的果实更多、成熟的更好。后期教植物保护课的老师，还现场给我们讲蔬菜病虫害的防治。等到果实成熟了，我们召开不同品种的西红柿品尝会。椭圆形的大柿子“粉红甜肉”像它的名字那样是粉红色的、沙瓤、又甜又香；到成熟了还是一面红一面青的是“苹果青”，又酸又甜，别有一番风味；“品冠7号”和“桔黄嘉辰”是大果型的黄柿子，肉厚、味儿甜、抗病性比较好、但味道没有“粉红甜肉”香；“小桃柿子”形状像桃心因此得名，成熟上市早、抗病性也比较好，但味道欠佳，这是我五十五年前的记忆。在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人们吃不饱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品尝到各种不同的西红柿，还吃到了又甜又面的老窝瓜，真是知识、食物双丰收啊！

1961年10月，国营农场管理系二部的学生提前分配工作。我和张守宏等十多名同学，按照姜校长的意见，通过考试，分别转入了校本部的农学系、农 机系和畜牧系，我和张守宏转入了农学6002班。

怀着对美好理想的崇敬与追逐，我经历了195８至1961年北大荒农场初創时期最艰苦的三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修过路、修筑过河堤、脱过土坯、盖过房、种过水稻、喂养过鸡；我学会了开拖拉机，又学会了种蔬菜；在从未有过的艰难困苦和寒冷条件下，我挺过来了，我没有掉队。它不仅锻炼了我的意志，增长了我的知识和生存的本领，更使我收获了爱情和友情。它为我今后应对一生要走的路，垫了坚实的底儿。因此，我经常自信地说：“今后，无论再遇到多大的艰难困苦，我都不会害怕，我都不会退缩。”相反，这苦难是我人生的导师，与苦难搏斗的过程是我生命长河中激起的美丽的浪花，从而使我的生命多姿多彩。所以我从未因为舍弃了繁华舒适的北京，来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而后悔过；反而在我了解了十万解放军官兵转业北大荒的历史背景，（在郑加真先生所著《北大荒六十年》中写道：“1958年十万官兵是在‘大跃进’的狂热中奔赴北大荒的。十万官兵中有六万尉官，年龄大多在20岁至而立之年，经过战争考验和现代化军事训练。有的参军前就是大学生，有的来自军事高等院校，仅军事翻译人员就有一千多名，他们不仅脱下军装，而且改行‘向地球开战’了。1958年正是我军走向国防现代化、军队正规化的关键年，这批尉官们正要为军队作一番供献，却被动员来开发北大荒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年‘整风反右’的政治背景。十万穿军装的‘移民’就是一个个按照各自的特殊道路、不同方式来北大荒的。有的集体转业，有的个别处理；有的热烈响应，有的被迫北上；有的带头报名，有的含泪离队……”）看到许多才华出众的人带着政治和“家庭出身”等不该承受的耻辱来到北大荒后，做出惊人的牺牲：如我的同学桂体仁，转业前是武汉军区防空学校的中尉雷达军官。他是上海交大的学生，1950年美制蒋机轰炸上海，陈毅市长让交大电机系四年级20多名同学提前毕业，作为第一支防空部队的成员，参加保卫大上海领空的战斗，他们突击装配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台军用雷达，受到防空部队领导机关的嘉奖。但是就因为他出身在国民党官僚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国大代表，伯父是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他被动员到北大荒；再如我的爱人姚克麟，转业前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中尉军官，就因在1957年整风时给领导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他不仅受到批判，受到“团内警告”处分，还被领导点名下放北大荒……但他们到北大荒后，仍能一颗红心交给党，无私奉献北大荒时，我就对作家李准为北大荒人写的“亿吨粮，千吨汗，百吨泪，十吨歌”和诗人郭小川写的“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天上人间难寻！”有了亲身的感受和读之欲哭的感觉。我庆幸我来到了北大荒！我自豪，我是北大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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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