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冬腊两个月中，只要是晴天基本上每天下乡讨帐，早出晚归，来回三、四十里或四、五十里不等，完全靠两条腿步行。中饭就在欠帐户里吃，农民很纯朴敦厚，走到哪里就到哪里吃，人家也很客气。
每年的腊月下乡收帐，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办年货，不是炒米泡，就是熬糖、切麻叶子、打豆腐、摊豆皮。
经常去的地方，人们都比较熟悉，走到哪里人们都很热情地要我吃豆皮、米泡、麻叶子、饴糖，喝豆腐脑。一天到晚，肚子饱饱的，傍晚回到店子里，连饭也不想吃。
仙桃这时有一条直通新堤途经张沟、白庙的简易土公路，是日军运兵运物资的军用公路，老百姓也走这条公路，只要不遇着日军拉苦力，也就没事。1944年冬天的一天，我下乡收帐未收到钱，返回时刚刚踏上公路，迎面来了一队鬼子兵，约30多人，走得很疲惫的样子。我躲避不及，只有强作镇静，好似神态自若地走在公路边上。
突然，有个鬼子向我问话：“小孩，你的什么的干活”。鬼子不等我的回答就把一个大背包交给我，并恶狠狠地说：“你的苦力的干活”。我说：“我是小孩背不动”。鬼子兵发怒了：“八格，死了死了的”。边骂边用刺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只得背着大背包吃力地跟着鬼子兵拼命前行。
刚刚走了二、三里路，又有几个行路的人躲避不及被鬼子抓着了。鬼子兵有了这些身强力壮的农民，把我煽了一巴掌，吼了一声“开路”，就把我放了。
我听到“开路”二字，就像出了鬼门关一样撒腿就跑。
天黑了一会，我才回到镇上店子里。东家和先生们都在耽心为什么天黑了一会我还未回来，会不会出了什么事。看到我安全回到店里，东家和先生们都很高兴，叫袁师傅快点弄饭我吃。
我把今天倒霉的遭遇讲了出来，大家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内老板口里不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并说钱未收到是小事，人回来了就好。东家老板和先生们的安慰，使我惊恐的余悸得到了平复，心里感到很温暖。
第二项是应付日本人“苦力”差事。
当时张沟常年驻扎的日军大约一个中队几十百把人，住在下街“日化区”。周围架有铁丝网，设有日军岗哨，中国人不得靠近此处。镇上设有汉奸组织治安维持会，驻扎伪军部队，管理城乡各地事务、派粮派款派苦力，为虎作伥欺压百姓。
驻扎日军虽然不多，却是交通要道，过往日军频繁，每天需要很多苦力为日军做杂役。于是维持会汉奸们每天都向镇上商户和附近乡村派苦力。镇上商户派苦力大多数都是由学徒去应付差事。
到“日化区”做杂役活路不重，主要是打扫卫生，给鬼子兵烧茶水、洗菜等杂活，在鬼子兵营中吃两顿饭。每次派苦力都是我去，我人虽小，但很机灵，会做事。
第三项是喂驴、放驴。过去交通主要是步行，水路附近的就乘船。我们东家既是有钱的大户人家，又是读书人，喜欢骑驴代步，所以在家里养了一头很漂亮的黑驴子。东家有事出门，就独自骑驴而去。
于是我就有了喂驴、放驴、清扫驴舍的任务。经常还牵驴到他老家驮米、驮菜，每次都是我骑着驴儿去，驮着东西回。每到春夏时节，我经常把驴子放到郊外“啃青”，骑在驴背上悠哉游哉，放牧一、二个小时，倒也十分惬意。这正如俗话所说的：“黄连树下弹琴——苦中有乐”。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春，我的学徒生活进入了第3个年头，学徒的日子快到“出师”当店员、可以赚钱养家的时候，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一天半夜里，一群凶恶的土匪来到了小镇上，撞开我们东家的大门，用刀枪把东家及其员工逼着不许乱动，把店铺货架门全部撬开，把所有布匹洗劫一空，抢完后天尚未亮，匪徒们一溜烟逃走了。
土匪走后，东家和所有员工惊魂未定，慌忙收拾残局。只见柜房和整个店堂一片狼迹，所有值钱的细货软货如绸缎呢绒等均被抢走，还逼着老板抢走了现金和金银手饰，丢在满地的都是不值钱的笨重的棉布、土布和一些零头布料。
东家老板痛哭流涕，员工们也个个愁眉苦脸，收拾被土匪未抢完丢弃满地乱七八糟的东西。
天亮后，邻居都来问消息，有看笑话的，也有同情的。好像这股土匪是盯着东家这一家来的，其他大户都未被抢，也未有听说东家要到哪里去报案。在那战乱的年代，被抢被盗到哪里去报案?活该你倒霉。
东家老板遭到这次抢劫损失惨重，元气大伤，要恢复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在他家帮工的店员伙计们，用不着东家开口辞退，就各自回家另谋出路。我也只有卷着铺盖回家。
学徒尚未出师，就这样意外地失业了，几年的艰苦磨炼，完全付之流水，思想极其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