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一场奔向远方的执着
王慧仙
俗话说“不见黄河心不死”。暑假去新疆,我这乡里丫头头一回出远门,心里战战兢兢的。当乘坐的汽车徐徐离开县城时,忐忑不安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一股热流直涌眼眶——既为留下年老的奶奶、妈妈、弟弟和妹妹而难受,也为自己的落寞而心酸。我强忍着泪水,怕被别人看见,便望向车窗外:一山又一山、一弯又一弯被汽车甩在身后,我暗自感叹:“多快呀!”不知不觉已到了岷县车站,下车后买了去陇西的汽车票,在就近的车站旅社住了一夜,天亮就赶去乘坐前往陇西的汽车。
到了陇西车站,下车就要买火车票,可去哪儿买呢?我两眼一抹黑,心里直嘀咕:真是胆子够大!向一个卖蚕豆的妇女打听,她头也没抬地说:“向西再向北走。”可哪是西?哪是北?我根本辨不清方向,转来转去,看到一个背着提包、像是要走远路的同龄女孩,便提心吊胆地凑上去打听。那女孩热情地说:“我也是去新疆买火车票的,咱们同路,一块去吧!”我暗自高兴:“天助我也!”竟遇上了同路的伙伴。
排队买票时,女孩对我说:“你拿出七角钱买张去高阳的车票,只要上了火车,检票时躲进厕所,保准能一路到新疆没人管,省下来的钱还能买几件衣服。”我心里想:这不是明摆着的逃票吗?不能听她的。买到火车票后,我急急忙忙上车,却从车头找到车尾都没看见那女孩,只好坐在空座位上傻等。不知不觉间,火车已驶入省城兰州——夜幕降临,城市里灯火通明,红的、黄的、绿的灯光交织,映照着雄伟的高楼大厦。我羡慕极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多幸福啊!
看着想着,火车驶出了省城,车窗外渐渐暗下来,没过多久就一片漆黑。火车上为了方便旅客睡觉,灯光调得很暗,有人趴在茶几上睡,有人钻到座椅下睡,可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姨姨、姨父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会不会不理不睬?我怕提前写信联系会被拒绝,便先斩后奏,没征求他们的意见就突然找上门,他们会帮我找工作吗?
正想着,我注意到旁边坐着一位年近五十的大娘,她似乎也心事重重,没睡觉。于是我们聊了起来:她是去新疆库车看丈夫的,我去库尔勒,都是往南疆去,而且她也是第一次出门,格外警惕。认识了这位大娘,我心里踏实多了。聊着聊着,我迷迷糊糊打起盹来,大娘轻轻把她的衣服盖在我身上,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尽管她动作很轻,还是惊醒了防备着的我。大娘说:“对不起,我怕你着凉,路上生病可不好受。”我连忙道谢,又继续聊起来。虽然她的浙江方言不太好懂,但我也能领悟大意。
聊着聊着,人们开始走动、洗漱、上厕所,播音员开始广播一天的注意事项和前方到站信息,随后播放起《达坂城的姑娘》《哥哥你走西口》等优美动听的歌曲。拉开车窗,天已经亮了,朝阳映红了半边天,勤劳的农村人正往田间去。河西一带的人带着几分山野气息:男人们穿着蓝色中山服或自家做的便衣,戴着扇扇帽;女人们系着红红绿绿的头巾,穿着色彩鲜艳的衣裳。看样子常年的风沙让她们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随时准备和风沙搏斗。这狭长的河西走廊,不就是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吗?
正思索着,忽然听到广播:“前方到站,嘉峪关……”奶奶曾说:“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这说的是没通火车汽车的年代,靠骆驼、毛驴、骡马运输,遇到暴风雨、大雪或烈日干旱,就可能人畜遭殃、死里逃生。如今有了火车,备足了吃的喝的,还有风扇、空调,烈日奈何不了;铁路工人分段养路,风沙暴雨也无能为力。
嘉峪关车站的建筑是崭新的白墙,青灰色的瓦顶衬得它格外雄丽。上下车的人们穿着白衬衣,浅蓝色或灰色的薄裤子,花花绿绿的裙子飘飘洒洒;几个穿草绿色军服的年轻士兵,帽子上的红五星闪闪发亮,在站台上往来走动,让车站更添几分严肃与清净。至今我仍在想:那究竟是个车站,还是兵站呢?它给我留下了太好的印象。
这时大约过了中午,残阳似血,大漠如海,苍苍茫茫的戈壁滩就在眼前——大大小小的砾石,斑斑驳驳的浅草,骆驼时而低头啃草,时而扬起长脖子望向天空,仿佛在祈求:“老天行行好,下点雨吧,让草长得旺些,好让我们吃饱。”这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开拓边疆的意义。铁路与公路像是有缘分,时而交叉,时而平行,时而化作锐角的射线,时而又成了钝角的线条。一辆汽车像油螳螂(甲虫)般在公路上疾驰,火车却像慢性子的小脚女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或许是戈壁滩太过宏大,才让我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天渐渐暗下来,火车上的灯亮了,旅客们开始吃晚饭:有的去餐车,有的吃自带的鸡鸭鱼肉、点心饼干;我也拿出妈妈特意做的白面馍馍。对面的小女孩盯着我看,和她妈妈耳语的神态,我原以为是轻视,其实后来才明白,她们只是好奇一个大姑娘独自出门的样子。那时的我根本不在意吃穿,能充饥御寒就满足了。急于到达目的地的我,只能长叹又要熬过一个漫长的夜晚,真是“长夜难明迟限天”,耐心熬着吧。
又一个白天的十点多,我在新疆吐鲁番火车站下车,跟着大伙去汽车站买南疆的车票。汽车站的车场是片好大的沙滩,我就在这里等了七天七夜去南疆的汽车。第一天晚上还算安全,住在建设兵团的接待站,一个床位七角钱;之后的六个夜晚,只能在极不安全的候车室度过——因为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接待站早已没了床位。维吾尔族同胞就在沙滩上过夜,真是“盖着蓝天铺着地,青石板当桌月当灯”。车站迟迟不发往南疆的汽车,旅客越聚越多,把站长从办公室拉到沙滩上围着走,有人动手,有人谩骂,站长招架不住,只好承诺“明天一定发车……”可一天推一天,始终不见车影。有人找便车走了,有人返回原地;最可惜的是那位浙江大娘,二十九没见丈夫,这次下定决心来看他,从浙江临平到上海,再到新疆吐鲁番,坐了几天几夜的车,花了不少钱,明明去库车只要一天,她却在第四天就返回浙江了。也有人劝我回甘肃,可我决心不达目的不回家,顽强坚持到第七天,右半边身子受了风:右眼红肿,从右半身到脚趾全起了疙瘩,又痒又急,简直要发疯。想给姨姨写信,掏出装着地址的信封,才发现信封和零用钱都被偷了——恍然大悟,是陇西车站遇到的那个女孩干的。幸亏没听她的话,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还好第八天终于发了去南疆的车,我凭着模糊的印象,费劲找到了姨姨家。病好后和姨姨出门溜达,看见墙上到处写着“打倒黑大麻子”的标语,我问姨姨:“你们这里有个‘黑大麻子’很厉害吗?”姨姨笑骂:“你这丫头,真傻,‘黑大麻子’就是你姨父啊!”听到这话,我的心霎时凉透了——“兔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姨父是被打倒的对象,肯定没法帮我找工作,只好立刻动身赶开学回家。姨姨找的便车把我送到吐鲁番火车站。
本该直接买火车票回家,我却想:到了遥远的新疆,不去省会乌鲁木齐看看太亏了。于是请求便车司机带我去乌鲁木齐,好心的司机帮我圆了愿。到乌鲁木齐时已是夜里两点,跟着司机和同路的安徽母女走进一家十层楼的旅社,地上、楼梯上横躺竖卧的人挤得寸步难行。多亏司机的面子,服务员给我们找了个洗澡间,里面有张单人床,我们三人挤着休息了半晚。第二天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姨姨的嫂嫂家,老两口是工人出身,五十多岁没儿女,待我特别热情。在他们陪同下,我怀着失望的心情去了新建的红山公园,爬到山顶看了乌鲁木齐全景,又在繁华的食品街转了转。第三天就买票回家,到家时正好开学。

作者简介:王慧仙,退休教师。爱好写作、绘画、旅游等。早年创作,有作品见诸报端,《上海“母亲陵”》曾获奖。近年来,相继在《茌平文苑》发表散文、诗歌若干,2025年被评为都市头条优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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