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坡记游

张兴源

    我常常想，一个人与一处古迹的相遇，冥冥中或许是有缘分的。

    在陕北的黄土塬上生活了六十多年，整日里面对的，是苍茫的山峁与沟壑，是那一条叫作杏子河与延河的瘦水，是住屋前那棵老槐树斑驳的树影。我本以为我的世界就是那样的了——厚重、苍凉，带着泥土与庄稼的气息。可骨子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躁动着，让我想去看看更远的地方，更古老的东西。那是一种近乎于乡愁的情绪，却不是对某个具体地方的思念，而是对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祖先的、模模糊糊的想象。

    这个春天，我与妻子终于踏上了南去的路。我们的目的地，是西安东郊浐河岸畔的半坡博物馆——那处距今六千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我写过陕北的山，写过陕北的水，写过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却迟迟没有去拜谒过这处我们民族童年的村落。这就像一个写家史的人，迟迟没有去翻阅家族最古老的族谱一样，心里总是空落落的。

    车子驶出西安城，一路向东。窗外的景色渐渐从高楼大厦变成了农田与村庄，空气里也多了几分湿润与清新。妻子坐在我旁边，看着窗外出神。我们都没有说话，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心事里。我想，她大概也在想象着，那六千年前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一

    半坡博物馆坐落在浐河东岸的一片台地上。

    还没进大门，我就被这里的地势所吸引。台地高出河床不少，背靠着原，面朝着水，视野开阔，既方便取水，又能防备洪水的侵袭。我不禁在心里暗暗赞叹我们祖先的智慧——六千多年前，他们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绝不是偶然的。

    大门是古朴的，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建筑风格，简朴、庄重，又不失大气。门口那尊“半坡姑娘”的石雕，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发髻高挽，体态丰腴，双手捧着一个尖底的陶瓶，似乎正要走向那清清浅浅的浐河去汲水。妻子在雕像前站了许久，轻声说道：“你看她的样子，多安详。”是啊，那种安详，不是现代人刻意做出来的姿态，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时才会有的恬静。

    走进大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甬道两旁，松柏苍翠，绿草如茵。正是暮春时节，几株晚开的樱花还在枝头摇曳，偶尔有几片花瓣飘落下来，在风中打了几个旋，轻轻地落在青石板上。这园子是幽静的，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这与我想象中的博物馆不太一样。我以为它会像其他旅游景点那样，人头攒动，喧闹嘈杂。但这里没有。这里有的，是一种沉静，一种岁月的沉静。

    我对妻子说：“这地方选得好。古人住在这里，图的是个安稳。后人把博物馆建在这里，图的是个庄重。”妻子点点头，没有接话。她知道我的脾性——一到了这样的地方，话就会多起来，而且多半是在自言自语。

    甬道的尽头，便是遗址保护大厅了。这是一座跨度极大的拱形建筑，通体是灰白色的，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宏伟。据说，当年为了完整地保护这处遗址，建筑师们费尽了心思，最终建成了这座当时亚洲最大的单体大厅。我站在大厅前，仰头望着那弧形的穹顶，忽然觉得，它就像一只巨大的、张开的手掌，将这六千年的秘密，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

二

    走进大厅，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

    那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啊！脚下，是一大片被发掘出来的遗址，就那么裸露着，静静地躺在那里。房屋的基址、窖穴的坑口、陶窑的残垣、墓葬的痕迹……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像一幅巨大而又无比复杂的图案，铺展在我的眼前。我仿佛一脚踩进了时间的深处，踩进了那个遥远的、属于我们民族童年的时代。

    大厅里光线柔和，从巨大的玻璃穹顶上洒下来的日光，经过过滤，变得温润而含蓄。这光，照在那片灰黄色的遗址上，给那些原本冷冰冰的土墙、土坑、石基，镀上了一层暖意。我沿着参观的栈道缓缓地走着，每一步都走得很慢，很轻，生怕惊扰了那些沉睡在这里六千年的灵魂。

    “你看，那是房屋的基址。”我指着不远处一片圆形的凹坑，对妻子说。那凹坑的边缘，还隐约能看到一些柱洞的痕迹——那是当年木柱插入泥土时留下的印记。按照考古学家的说法，半坡人的房屋，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地穴式的，也有半地穴式的。眼前的这一座，是半地穴式的——先在地上挖一个浅坑，然后在坑的四周立起木柱，再用树枝和草秸编成墙壁，最后抹上一层厚厚的草拌泥。屋顶呢，大概也是用草木搭成的，像个倒扣的锅。

    妻子伏在栏杆上，仔细地看着，忽然说：“这么小的房子，一家人住得下吗？”

    我笑了笑。是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那不过是一间几平米的小屋子，连转身都困难。可对于六千年前的半坡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白天，男人们出去打猎、捕鱼，女人们在家里制陶、纺织、照料孩子；晚上，一家人挤在这小小的屋子里，生起一堆火，烤着食物，说着话，做着梦。那火，不仅是用来取暖和做饭的，更是用来驱赶野兽、守护家园的。那一簇跳动的火焰，是他们全部的希望与温暖。

    我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志丹县张渠的那户农家里，住的也是一孔小小的土窑洞。冬天的时候，外面风雪交加，窑洞里却暖烘烘的。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听老人们讲那些古老的故事。那些故事，与这半坡人的故事，虽然相隔了数千年，可那份温暖，那份亲情，却是相通的。

    这样想着，我的眼眶竟有些发热了。

    再往前走，便是那条著名的大围沟了。这是一条宽约五六米、深约四五米的大壕沟，蜿蜒着，将整个居住区环绕起来。当年发掘的时候，这条沟的轮廓还清清楚楚。考古学家说，这是半坡人的防御设施——既能防止野兽的侵袭，也能防备其他部落的进攻。看着那条深深的沟壑，我仿佛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暮色降临，外出的人们回到村子里，最后一个人走进寨门后，大家合力将一块巨大的木栅栏门关上。沟的那边，是茫茫的原野，偶尔传来几声野兽的嗥叫；沟的这边，是温暖的灯火，是炊烟，是孩子的啼哭与大人的呼唤。

    这就是家啊。六千年前的家，与六千年后的家，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要给人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一个可以遮风避雨、安放身心的港湾。

三

    从遗址大厅出来，我们又走进了文物陈列室。

    这里的文物，比遗址大厅里的更加具体，更加生动。那一件件石斧、石刀、石铲，那一个个骨针、骨锥、骨鱼钩，那一片片带着绳纹、篮纹、方格纹的陶片，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半坡人的生活。

    我在一个展柜前站了很久。里面陈列着的，是一根骨针。那骨针细细的，长长的，一端磨得尖尖的，另一端还穿了一个小小的针眼。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六千年前的人，就能做出这样精巧的东西！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金属，所有的工具都是用石头、骨头、陶片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要做成这样一根骨针，需要多大的耐心，多精湛的技艺啊！

    妻子也凑过来看，惊叹道：“这比我们现在用的针也差不了多少啊！”

    我说：“是啊。有了针，才能缝衣服；有了衣服，才能抵御风寒，才能在更寒冷的地方生存下去。这根小小的骨针，可不简单呢。”

    还有那一个个陶纺轮，圆圆的，中间有个孔，是用来纺线的。我仿佛看见，六千年前的某个黄昏，一个半坡姑娘坐在自家的门槛上，手里转动着纺轮，一缕缕麻线从她的指缝间流淌出来。夕阳的余晖照在她年轻的脸上，照在她粗糙却灵巧的手上，也照在她手中那一圈圈旋转的纺轮上。那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啊！

    当然，最让我震撼的，还是那些彩陶。

    半坡的彩陶，大多是红底黑花的。图案有几何纹的，有动物纹的，也有植物纹的。最著名的，当然是那个人面鱼纹盆了。盆的内壁上，画着一个圆圆的人脸，眼睛眯着，嘴巴张着，头顶上还戴着一个三角形的帽子；人脸的旁边，画着两条鱼，像是在人的嘴边游动着。这个图案，我早在书本上见过无数次了，可当它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眼前时，我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

    那画得是多么的质朴，又是多么的生动啊！线条是简单的，却充满了力量；形象是抽象的，却充满了生命的律动。我不知道那个画下这幅图案的半坡人是谁，是一个年轻的女子，还是一个年迈的长者？我也不知道他（或她）是在怎样的心情下画下它的——是在一个晴朗的午后，阳光正好照在他手中的陶坯上？还是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篝火映着他专注的脸庞？

    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人，在六千年前，用他全部的心血与智慧，将他眼中看到的世界，心中感受到的美，一笔一笔地画在了泥土上。然后，经过火的烧炼，这件陶器变得坚硬，变得不朽。六千年过去了，画这幅画的人早已化为尘土，可他的作品还在，他的情感还在，他的生命，以这样一种方式，延续到了今天。

    站在这个陶盆面前，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永恒”。永恒，不是长生不老，不是万寿无疆，而是你的创造，你的精神，穿越了时间的洪流，依然能够打动一个六千年后的陌生人。

    这就够了。

四

    在陈列室里，我还看到了那些被称为“刻划符号”的东西。

    那是半坡人在陶器上刻下的一些符号——有竖线的，有交叉的，有三角形的，有长方形的，大大小小，各不相同。考古学家说，这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看着这些朴拙的符号，我忽然想起了自己这些年来与文字打交道的日子。

    我也是个与文字打交道的人啊。几十年来，我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了数百万字的东西。我常常在想，文字到底是什么？是工具？是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站在这六千年前的刻划符号面前，我忽然有了一种新的领悟：文字，首先是记忆。半坡人刻下这些符号，也许是为了记数，也许是为了记事，也许是为了表达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明白的意思。但不管怎样，他们是在试图留下点什么，让后人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劳作过、爱过、恨过、梦想过。

    这不正是我们这些写作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吗？

    作家忽培元在评价我的作品时说过，他说我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红色基因、家国担当，土地情结与人民情怀，就像一条河流，贯穿于他全部作品始终”。这话说得我有些惭愧。我何曾想过那么多？我只是觉得，我生于斯，长于斯，这片黄土高原给了我一切，我有责任把它的故事写下来，把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命运写下来。就像那个在半坡陶盆上画下人面鱼纹的无名艺术家一样，我只是在做一件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罢了。

    著名作家高建群在为我的作品选集作序时写道：“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从他们仰望星空产生这种梦想的那一刻起，从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窑洞迈向大世界的那一刻，他们就是胜利者了。”这话说得真好。我想，六千年前的那个半坡人，当他第一次走出他的半地穴式房屋，抬头仰望那满天的星斗时，他的心中，一定也萌生过某种梦想吧。那梦想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战战兢兢”地走出那一步，他就已经是胜利者了。

五

    从博物馆出来，天色已经向晚。

    夕阳的余晖洒在浐河的水面上，金灿灿的，像撒了一层碎金。河边的柳树，正是最绿的时候，柔软的枝条在晚风中轻轻摇摆。几只归巢的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从我们头顶上飞过。

    妻子挽着我的胳膊，慢慢地走着。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还沉浸在那六千年的时光里，一时回不过神来。

    “你说，”妻子忽然开口，“六千年前的那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六千年后会被人这样看着、研究着吗？”

    我想了想，说：“大概不知道吧。他们只是过着自己的日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打猎，捕鱼，种粟，制陶，生孩子，养孩子，然后老去，死去。他们不会想到，六千年后，会有一群人，把他们的房子挖出来，把他们的用具摆出来，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

    “那他们要是知道，会高兴吗？”

    “会的。”我说，“因为这说明，他们的子孙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下来。”

    妻子点点头，若有所思。

    我忽然想起了陕西人民出版社编审朱媛美主任对我的诗集的评价，她说“《张兴源诗选》就是一部诗体的《平凡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作品能否配得上这样的评价，但我知道，无论是路遥笔下的那个世界，还是我笔下的这个世界，还是半坡人生活过的那个世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土地上，过着平凡的日子，创造着平常却并不平凡的历史。

    半坡人是幸运的。他们的村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被建成了博物馆，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参观、研究、纪念。而我们陕北的那些古老的村落呢？那些窑洞，那些石碾，那些老槐树，那些世代相传的故事与歌谣，它们会不会也有这样被保存、被研究、被纪念的一天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只要我们这些写作者还在，只要我们还在一笔一笔地写着这片土地，写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那么，我们的记忆就不会消失，我们的历史就不会断裂。就像我在一首诗里写过的：

     “命运，已经无可更改地证明

    我必须而且只能是诗人……

    历史，也必将铁铮铮地证明

    我必须而且只能是一位诗人……”

    这诗句，今天想来，竟有些像半坡那个无名艺术家的自白了。

    车子开动了。我回头望去，半坡博物馆的轮廓在暮色中渐渐模糊，最终融进了那片苍茫的夜色里。

    六千年，就这样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可我知道，从这一刻起，它将永远地留在我们的心里。

                  2026年3月25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