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和彰显大陕北文风
——读《张兴源作品选》
马 永 丰
退却了少年的轻狂，我便常常为自己能生活在这座小城而感到庆幸和荣光。因为它不仅有着浓郁的黄土风情和深厚的历史底蕴，还藏龙卧虎着几位我所心仪的书法家、摄影家、根雕艺术家和一拨规模不算小的钟爱并鼓捣着文学之人。这是一块神奇和令人不得不为之注目的土地。我开始隐约感受到它的广大与厚重，却苦于目下尚不能深入其中而只心存敬畏；又因为自己是个卑微和一向怯懦的人，对几位久已仰慕的艺术家也仅止于单恋的境界。倒是因着一份小刊物，与文学诸君多有往来。谁发表了好作品，谁又出书了，大家每每聚拢了慨叹一阵，冲动一阵。
日前,从清彪君处得见一套三卷本的《张兴源作品选》 ，心中不免又是好一阵冲动。因为该书作者也是由这座小城走出去的。据清彪君讲，他二人原是同学兼文友，早年间曾在小城过从甚密，且颇多唱和，一度还传出许多佳话。后来张兴源便去了北京鲁迅文学院深造，再后来是彻底离开故乡到外面工作了。听清彪君追忆那些远年旧事，那种真挚的交流与相互勉励的背后所萦绕着的浓浓的文学氛围，真能羡煞我辈。
记得数年前我还在杏子河畔那个小镇里教书时，偶翻《志丹县志》，其“文化艺术卷”中就收有张兴源一首《雨巷》诗，一读之下，即为诗中所传达出的那份与戴望舒同名作一样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思牵挂住，甚感其好，便特意抄在一个笔记本上作为珍藏。而那时自己尚不知道张兴源为何人，是何来头。
我读书有一种感觉。读陌生人的作品，越好越觉得与己无干，不是深入不进去就是进去了出不来；读熟人（周围人，不一定有交往）的好作品，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好比练书法是照了书家的真迹临摹，因为知晓他的一些“底细”而易亲近，易产生共鸣，学起来也能摸得着头脑。对于张兴源这三卷本作品选，除前述这个理由而外，还有一个颇让我心动的原因是，它的序言是我一向所敬仰的散文大家杨葆铭先生题写。我便是带着这份私心的亲切和对杨葆铭先生的充分信任来拜读这些作品的。
几夜熬下来，在张兴源的艺术世界中巡游过后，我的第一感觉便是，自己简直瞎活了。一直以来，总说酷爱文学，是铁了心要耽于此道的，却原来不过是在它的外围打转罢了，曾经那些所谓的苦闷和彷徨也只是流于形式、固步自封的迂腐跟矫情而已。从来就没有真正扑下身子在文学内部上下求索。读张兴源，让我一下子看清了自己的差距，一些长期盘踞在心的文学及文学之外的困惑也不攻自破、豁然贯通开来。
张兴源的作品，给人的一个总体印象,即行文俨然已经具有了大家风范，古文功底深厚，文字凝练而明快，又明显浸淫过西方文学，长句多，思辨色彩浓郁。这自然得益于作家本人一贯的追求。正如杨葆铭先生在序中所言，他的散文随笔是以思想性见长。又因为早期诗歌写作的训练与滋养，所以他的文章写来全不似我们一般陕北籍作者的生涩和肤浅。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有一种不太成熟的认识。由于受到地域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生长在陕北高原的写作者，文笔上既写不出南国水乡的情致，便往往只能退回到乞求以思想取胜。然而依旧源于许多限制，致使在这方面也同样很难达到与陕北这块“极平凡而又极不寻常的黄土地”（张兴源语）等同的高度。张兴源的成功不能不令我们想到他同样“极不寻常”的经历。他读过大学，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接受过系统教育，涉足于外方世界而又在小屋的电灯下与中外古今历来的哲人和大师们常常“晤谈”。因此，他对文学艺术的认识是异常清醒的。他说，“我的习作中的‘乡土味’便不该是简单的‘地方特色’，而应是一种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观照过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乡土情韵，同时，我的习作中也不该有那种无根游丝一样的洋腔洋调以及‘洋意识’和‘洋意象’，而应是我所接受的某些外来手段与供我生长的本土大文化充分溶解之后的‘中国风’或‘西北风’”。但就其已出的作品（特别是散文随笔）来看，他过去似乎把主要的目光投放到了外面的世界，而相对较少地关注和挖掘陕北本土文化这座宝藏。以张兴源现在的功力，显然应该、也完全能够完成这一极为重要的转变。
我有张兴源的认识，却不得不承认还没有他那样的能力。这也正是我目前尚不敢轻易涉足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小城浓郁的黄土风情与深厚历史底蕴的原因之所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已经烦透了那种简单的描摹与罗列，以及肤浅的礼赞或哀叹，不仅与所描摹的对象无关，更丧失了写作者个人极为宝贵的情性。
从张兴源身上，我得到了写作的某种启示。清楚了自己此后应该在哪些地方下功夫和走什么样的路子。
就我个人的阅读能力与理解程度，我觉得张兴源与著名作家高建群在个人气质和写作追求上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作品中都洋溢着英雄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但是，张兴源在《话说高建群》一文中论及高建群的小说时，敏锐地发现了其潜在的两对“矛盾”，即小说的“英雄主义”精神品格与其“平凡人生”和“世俗事象”之间的矛盾，以及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之间的冲突。我没有读过张兴源的小说，不知道他在写作中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矛盾或调和类似矛盾的困惑。但就其散文随笔来看，他无疑追求思想深刻，整体上便似乎以议论见长。当然，他在此一方面自有着属于自己的美学理想，不屑于文人们津津乐道的“纯”散文。他说：“我不太乐意让‘散文’这样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外延也十分宽泛的大文体，成为一种丧失灵性与锐气的小盆景和小摆设。”我的担心在于，这种写作的惯性会不会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形成主观议论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文体”之间的另一种冲突呢？其以议论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思想性又会不会无形中消解和破坏了诗歌这一文体中尤为重要的灵性?我个人一直以为，诗歌就应该是人之性灵的一种抒写，以充满灵性为最上。思想性处理得好，能迸射出智慧的火花；若是处理不好，就会干瘪生硬，毫无嚼头。《张兴源作品选》中的诗歌卷《走在冬天的雪地里》中收入的大多是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写得灵动而不失大气。只有极少数的几首写于2000年以后，距现在也有三四年光景了。相比较而言，我还是偏于喜欢他早期的那些作品。其中有一首题为《在小镇，有两个被公文磨平的才子》，读来令人感伤，不免使我想到了张兴源本人，他现在已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我不知道这一工作除了能丰富他的人生阅历和为他提供更多的写作素材之外，写久了新闻稿会不会也给他的纯文学创作带来某些负面的影响呢？
作为一个热心的读者与后学晚辈，我更期待着能尽早读到他现在的诗歌与待出的中短篇小说选《杏子河纪事》，能够在这些作品中充分领略到作家对自己脚下这块土地的完美呈现与深层思考。他声称自己的习作生涯是从写小说开始的。我知道一个写作者最初写诗对散文的好处和以散文为小说的练笔的坏处，却说不好一上手就写小说是好是坏，但就张兴源目前在诗歌和散文随笔这两个领域所达到的成就，我们不难判断出，他是一个多面手。那么，或许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担心不过是浅识者的一种多虑，只是我自家的困惑罢了。在这里我把自己的这些不十分成熟的想法莽撞的抖出来，不知会不会惹得作家本人笑话与见怪？
张兴源还有一个让我特别留意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就是他的作品中会时不时地流露出一个写作者、尤其是我们陕北籍的写作者本该具有而实际上很少能够见到的那种豪气甚至霸气和狂气。这大概是他个人经历与渊博的学识使然，也是他具有英雄主义精神气质与浪漫主义情怀的另一个佐证。新锐散文写作的中坚人物祝勇先生在谈到一个优秀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特定的素质时曾经说道：“文学史上的那些大家不一定都是道德上的完人，但无一例外的都有人格上的某种特别之处，对于文学，他们特别的投入，特别的执迷，甚至特别的偏执，特别的疯狂，人格到了这个份上，本身就是大境界了。——这是最根本的，写作姿态本身是前提，否则后面都免谈。”生活在这片高原厚土之上的作家，应该具备这样一种与之对应的底气，具备了这种底气，我们才不至于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只剩下丧气或媚气，不至于最终使“这一个”混同于“那一个”。每一位有志于写作的陕北文化人都有责任、有义务重振和彰显大陕北雄健豪迈的文风。
杨葆铭先生在张兴源这三卷本作品选中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将青春之梦完整地保留到秋天这样一个全过程，所以他的序言题为《秋天的馈赠》，既寓意作家已步入人生的收获季，作品又恰是在该季得以出版。我有幸在这个秋天刚刚结束而冬天尚没有真正到来时读到它们。真心感谢张兴源这些文字所给予我精神上的如许慰抚与冲动，叫我丝毫不觉得今冬之漫长难熬，而一心期盼着又一个春天的来临。
即将来临的春天与已去的春天一样又不一样，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只要我们之于文学的心灯不灭，它就仍是属于每个人的，包括已然馈赠了我们和已届中年的张兴源那一茬人。是他们拉起了这个特殊地域文学领域里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2005年11月写于志丹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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