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重读《白鹿原》随感录
张兴源
一
杰出的长篇小说（而不是所有长篇）永远都是一个时代精神领域的标志性建筑，是漫长的人类灵魂史的里程碑。不独诗歌、散文和中短篇小说无法取代它的显赫位置，即使当代文人谈虎色变的科学技术之发展，大众传媒之普及，网络宽带之运行等等，也无法从根本上淹没它的辉煌与伟大。麻雀蛋是蛋，鸡蛋是蛋，鹰鹫蛋是蛋，乃至恐龙蛋也是蛋，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因为自己只能下个小小的麻雀蛋而把它们一古脑儿地等量齐观。《白鹿原》，她就是这样一颗硕大而珍罕的恐龙蛋。差不多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巨著，这样一种当初在北京读研究生时的阅读感受变得愈益清晰，愈益真切。这不光是作为作者的陈忠实的骄傲，也是我们所有与他共存于同一时空的同时代人共同的幸事。我们是在短时间内比较顺利地读到它，而不是像前苏联读者之于《日瓦戈医生》是在三十多年后方才“出口转内销”，也不是像法国读者之于《红与黑》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重新“认识”与“发现”的。应该说，作为陈忠实之同时代人，我们真是好幸福也好幸运噢！
少年时和青年前期曾泛览过古今中外不少文学作品和其它典籍，近些年常翻的则是为数不多的作家作品。如今重读《白鹿原》，她带给人的惊喜和乐趣是只有我们在钻探历来那些久已征服了众多行家与大众的文学经典时才会有的惊喜与震撼。由于人际关系，由于缺乏见识，由于种种的非艺术因素，我们把不少浅薄甚或是幼稚的作品称为“杰作”，称为“史诗”，这是当代评论家的悲剧。然而同样由于人际关系，由于缺乏见识，由于种种的非艺术因素，我们不敢或不愿把《白鹿原》这样的作品视为“史诗”，视为“经典”，这将是当代含评论家在内的所有国人的悲剧。《红楼梦》是在它还只有部分手稿之初，就被同时代人开始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秘密传抄传诵和“逢人说项”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个在大年三十儿“举家食粥”的曹姓大作家，恐怕无论如何也是支撑不到第八十回的。
给当代那些真正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以更多的呐喊吧，其意乃在于抑制那些浅薄文人和浮躁作品之甚嚣尘上。
二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写有一部有名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这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学大量“进口”的年代，是很时兴过一阵子的。不知为什么，我总觉着黑娃和白孝文，就是一个“分成两半”的格里高力。《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之“可比性”的确不少，而这两种时空三个人物之间的可比性显然要更多一些。格里高力在哥萨克与沙皇士兵，沙皇士兵与红军，红军与白军军官，白军军官与匪帮之间不断进行的“角色转换”，既有着黑娃情势所迫而不由自主投奔土匪以及后来又幡然悔悟“返回故土”的一面，也有着白孝文经历了生命之大开大阖、大起大落之后精明抉择乃至“阴险狡诈”（如格里高力在佛明匪帮中）的一面。
哲人们在某一历史瞬间所达到的“顿悟”会显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伟大的艺术也会有某种必然的相通。
三
曾几何时，不少作品竭力淡化“背景”，企图创造一种纯而又纯的艺术。《白鹿原》却反其道而行之，深深的切入“政治”。如今那些纯而又纯的“艺术”早已被读者忘诸脑后，《白鹿原》却仍被众多读者反复揣摩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反观诸中外文学史，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品，无不与时代、与“政治”、与彼时彼地之“主流文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与瓜葛。可以说，愈是伟大的作品，它与时代和“政治”的接触层面也就愈加深广。那些纯而又纯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实践，无异于鲁迅先生曾经斥责的“拔着头发上天”。
不过《白鹿原》的“政治”绝不是任何红头文件和历史教科书的图解。保持一种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历史之独力裁判精神，这是《白鹿原》和陈忠实与历来的伟大艺术和杰出作家的又一种深层的沟通与默契，也是《白鹿原》对读者能够产生如此强烈震撼与持久吸引的深层导因之一。
四
伟大的肖洛霍夫曾经说过“作家在极小的事上违背真实，也会引起读者的不信任，读者会想：这意味着他在大处也会撒谎。”（转引自孙美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白鹿原》以其无可指摘的真实性（生活的、历史的、情感的、心理的等等）令人震撼，那么，关于白鹿、白狼、天狗的传说，关于白灵死后“托梦”给父亲和祖母，关于田小娥鬼魂的提倒鹿三和兴妖作怪，以及关于白嘉轩几任前妻的“梦魇显形”等等的描写是否“真实”呢？
我们因为《百年孤独》和拉美的文学“爆炸”而断言这一切不是真实，而是“魔幻”，这对理论家而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了这样的诠解，就再也不劳评论家给出新的“答案”了。但以笔者的得自童年时代的经验与见闻看，这种种看似“魔幻”的描写，其实也是一种真实，它是我们民族心理和风俗的真实。推而广之，我还要说，这不单是我们这个民族，而是世界各个民族得自人类童年时代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相沿与积淀的真实。
人类生活在现实的真实中，也同时生活在梦幻的真实中；生活在现在进行时的真实中，也同时生活在过去完成时的真实中。我想这不单是弗洛伊德与荣格式的阐释。
五
文学是以情动人的。但情感本身也有着深沉与浮浅、崇高与卑琐、常态与变态种种层次和分野。《白鹿原》在极其细密的隐性逻辑统帅下，涌动着的是一种如江河之行地、如日月之经天的深厚、博大、苍凉、悲怆的情感。曾几何时，那些闹闹哄哄漫天飞舞的“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文学”种种，较之《白》书该是何其苍白，何其寡味，何其无聊与弱智也哉！一部《白鹿原》，它教给当代作家和评论家的，胜过不知多少部任是多么卓见不群的文学教科书。
一部杰出的作品，在冲破许多文学戒律的同时，也必将以它自身的巨大魔力确立起许多新的艺术法则。如果说深刻动人的艺术作品之于灵魂，正仿佛美酒之于生命，那么，理论之于艺术，最多也不过如药丸之于病体。两者质地之不同，实乃天悬地殊。
六
大众传媒在短时间内对提高作家之知名度确有效用，但要长久征服众多行家和确有慧眼的读者，主要的还要靠作品自身的成色。客观地说，《人生》当年在《收获》发表之时，尽管也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路遥之广为人知，乃是在《人生》改编成电影以后的事情——当然，《人生》无疑是一部好作品，路遥也无疑是一位好的作家。
《白鹿原》至今仍与影视无缘，但它对读者那种不动声色而“默默无语”的渗透力，却在不断显现和不断被证实着。您可能不知道陈忠实何许人也，但您不会不知道《白鹿原》。与之相反的情形是，我们听说过不少“著名诗人”和“著名作家”，但我们却不知道他（或她）有过什么“著名”（至少是与“名”等值的）作品。
大象身上也免不了爬着几只臭哄哄的苍蝇，这对几乎所有行当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苍蝇们煞有介事地将它与大象的“合影”拿出来发表，以此证明自己的伟大和不比寻常，那只是苍蝇们自己的瞎忙乎，实与大象毫不相干也。
七
“哲学”会过时，“理论”会僵化，唯艺术之树常青。
某一从事繁忙“编务”的小青年想读点书以使自己更像个“编辑大人”，我给他推荐了一些书，当然也包括《白鹿原》。尽管这位小青年从未读过它，只是知道这书名而已，但他仍不屑地撇了撇嘴：“海！那都是几年前的书啦！”我在为这位青年如此轻俏的回答感到震惊的羞愧的同时，也为我自己竟给这样的青年“推荐文学书”而觉着可笑和可悲——而这也正是我写作本文之缘由所在。
在我，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是新的，《诗经》和《楚辞》也是新的；林黛玉是年轻的，吉娣也是年轻的。
而《白鹿原》和白灵们却与它们一样“古老”。
八
作家就是作家，作家要靠作品说话。作家与任何美男和美女“争奇斗艳”，都是对作家之内涵的曲解与亵渎。
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的“风流才子”，也因此而衍生出了不少的“风流韵事”。然而时过境迁，后人们却只知其“风流”，而不见了“才韵”。当代文坛也有不少在作品之外大肆炒作的怪现象，有的作品，初稿尚未完成，早已被炒得沸沸扬扬，结果除了令人大失所望和大倒胃口而外，竟连“风流”也不见分毫。
《白鹿原》从来不事张扬，陈忠实也不过一脸的“老农”。
当代文学史没有司马迁式的史官，但这绝不是说历史真如胡适之博士所断言的就只是柔弱的女子，不过任人打扮而已。
九
《白鹿原》的面世据说是波澜起伏，而它的获奖也曾是险象环生。我在想假如《白鹿原》要真是没有出版面世的机会的话，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和作家陈忠实到底会意味着什么呢？
一部杰出的作品，必将对它的时代提出新的审美要求，也必然是对此前既有的审美趣味的严峻挑战。假如《白鹿原》晚出二十年，我们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大众关于小说的美学理想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式呢？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假设历史又常常充满某种天真的趣味和神秘的诱惑。
十
尽管诚实的劳动并不一定造就伟大与不朽，然而一切伟大与不朽的业绩，却必须依赖于诚实的劳动。舍此，则绝无任何捷径和坦途。这是《白鹿原》作者积半生心血，历五个寒署终于拿出一部石破天惊之煌煌巨著而昭示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的又一条无情法则。
一切非艺术的手段虽可以获得一时之声名，却绝不可能造就千古之伟业。
十一
我们有值得骄傲的《红楼梦》和队伍庞大、流派纷呈的“红学”。随着《白鹿原》研究的不断深入，是否也将形成与“红”相对的“白学”呢？
“红学”作为显学，其在国际范围内也堪与“莎学”等比肩；“白学”其命运又将如何？
我们且拭目以待。
2002年1月17日于志丹小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