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家园

——我与《世界文学》的因缘

张兴源

    我已连读十二年订阅《世界文学》

    伴随她年少的我早已不再少年

    寒风起处园外的百花纷纷凋零

    我仍有甜美的果子在这座芬芳果园

    卡夫卡纪伯伦和马尔克斯园主

    将我的思绪从唐诗引领到瑞典

    哲人们警策的训诫如山野松明

    沉睡的灵魂点起来不再有漫漫寒夜

    我的这首写于1990年3月、题为《心灵的家园——我与〈世界文学〉的因缘》的短诗，在一家省级文学报纸发表后，原是收进我的第一部诗集《岁月的浮雕》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我翻阅开由西南交大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这本小册子时，从目录到正文，竟寻不出这首小诗的影子来。终于弄不清在哪里触礁或犯忌，就又编进了我的即将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正式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土地·风景和人》一书。因为这虽是一首小诗，在我，却蕴含着一个普通读者与一种名牌刊物特殊而又漫长的情感历程。

    记得15年前的1978年，中国人刚刚从一片荒凉的文化沙漠中跋涉过来。沙漠尽头那星星点点的绿意，不仅使那些曾经拥有过真正的春天的中老年知识分子们感到了重逢盛世的喜悦，也使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荒漠之荒凉的小青年感到了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祖国的春天如此美好，生命的火焰如此旺盛，而引渡生命抵达某种崇高境界的航船——我们的头脑，却又如此地空空如也！怎么办？买书、订报、订杂志，拼命吞食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品尝过的伊甸禁果。于是，我除了从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等处大量邮购中外古今文史哲美各类名著以外，一下子就订了《世界文学》《人民文学》《读书》《名作欣赏》《人物》《文学报》等在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广有影响的优秀报刊十二三种。欣喜地打开1979年第一期《世界文学》，从《纪念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诗文选》一直翻到“世界文艺动态”，从毛姆、霍桑的小说直看到有关司各特等人遗闻轶事的补白。在这里，我第一次认识了“海明威，这头老狮子”，也头一回朦朦胧胧爱上了那个古怪却很不一般的卡夫卡。世界之广阔，艺术之纷繁，哲理之玄妙，文学之多元，这一切，使那个当时只知道一个“姓高”的外国作家和一本关于“大炼钢铁”的外国书，对中国和世界文学都近乎绝对无知的我，脸热心跳，痴而忘返。那时候，我在家乡杏子河畔的一所公办中学教学，每月只拿八块钱的生活费，但我硬是在物质上无情地克扣自己，而不愿冷落了任何一种我所喜欢的文学书刊。身处穷乡僻壤而心系“世界文学”，此情此境，如今想起来，连我自己也觉着仿佛极不真实而令人难以置信。但在那样一个真正的“鲜花重放”、“万象更新”的年代，渴望知识而又痴迷于文学者，又岂止我一个傻小子呢！

    后来我上了大学专科，物质上不那么容易将就了，便只好忍痛割爱，如同与一世故友生离死别似的，不得不与我所热爱的许多报刊挥泪而别，独《世界文学》仍一期不落地出现在大学宿舍的几案和枕边。再后来，我在西安读中文本科，又从南院门的西安古旧书店和一家叫做“信澍古书店”（贾平凹住南院门时，也常逛这家书店）的个体书贩那里，陆续得到了1977至1978年“内部发行”时期和1978年后季正式复刊的几本《世界文学》。其中1978年第2期上英国剧作家哈·品特的《生日晚会》使我吃惊不小。因为荒诞派戏剧之于中国读者，即使在我读大学本科的1985至1987年间，也似乎仍是那么新奇，甚或那么陌生哩。而《世界文学》竟在中国读者尚不知“现代派”为何物的那个年头，早已率先做了译介，其胆其识，足堪钦敬。所以，自此之后，我便像死心踏地的单恋者，苦苦寻觅着我所钟爱的这份刊物的过往踪迹。这才又觅到了1964年第三期。那时的《世界文学》好像是月刊，薄薄一册中，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艺书简”令人回味久长。看看封三上主编、副主编及编委们的名单，今昔对比，真使人恍如隔世。更早的，我还搜求到了1955年2月号的《译文》月刊。厚纸，竖排，古色古香，宜赏宜藏。其中吉洪诺夫“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副报告”，估计也是我国文学此后长期陷入某种误区的导源之一。但在那样一种大的政治背景之下，一份刊物又能有什么自由与自主的选择呢？

    1991年，《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诗歌习作。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我被邀请参加了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举办的一个青年诗人创作会议。其间顺带看望了距鲁迅文学院不远的、给我的首部诗集作过序的大诗人牛汉先生。先生的书房除置放写字台的临窗一壁，其余三面，层层叠叠，全是中外古今各类藏书。沙发稍后一角，整整齐齐叠放着从《译文》（非鲁迅时期的）起到《世界文学》的差不多全部刊物。真想抽出早年的某一期，哪怕仅仅是抚摸一番呢。先生见我的目光落在那一摞杂志上久久不肯移去，便问我是否也在订阅《世界文学》，我便不知深浅地信口说出了复刊后哪一期上重点推出了哪国文学，哪些作品给我的习作有哪些启示，说到傅雷、朱生豪、汝龙、草婴、飞白、高莽、李文俊、董衡巽等一大批翻译名家和许多译界新秀，还特地谈到了1990年第6期《世界文学》上王蒙先生翻译的两篇美国小说和王蒙本人的充满智慧的译后随笔。谈得入境，牛汉先生亦欣喜异常，勉励我“只有广泛地汲取全世界、当然也包括中国的文学艺术营养，才可望在文学创作上有成绩，有突破，也才可望成为无愧于时代的大家……”，我后来在一份资料上得知牛汉先生自己也曾从事过俄诗翻译，便对先生那老而弥新的诗艺有了更新和更深的感受与理解。

    然而，世事的推移变幻总让人捉摸不透。短短两年间，中国大地商潮迭起，文人大大落价。不少昔日文坛耀眼夺目的明星们纷纷下海。我这个仅有薄薄一册诗集出版的小青年，在县城置买了一院房产后，就也不得不变卖以往许多藏书以维持家计。卖书那日，帮我挑选甄别的妻首先搬出一摞《世界文学》来，说“要这么多世界文学做什么！把这些没用的杂志多卖几本，不就可以给你多留几本更有价值的好书么？”我像是自己的爱人被谁轻看了的单恋者，恨恨地瞪了她一眼，劈手夺过那些杂志，一本一本，默默地将她们归放在书柜的最显眼处。偶有一二文友来会，我便不无得意地说：“《世界文学》上的作品我几乎全读，不信，你随便点一期，我即刻能说出哪一本上有哪些重要作品，译者是谁，封面印了哪些作家头像，封底又有哪些世界名画……”于是，我常常陶醉于不曾被“问倒”的沾沾自喜之中“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就这样相当满足地咀嚼着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满目荒凉的陕北小镇，的确有点过于奢侈和贵族化了的那份情趣。如今想起来，连我自己都时不时地感动而又感伤。

    真的，当我写这篇短文时，我几乎无须重翻任何一期《世界文学》。因为她是我早已熟悉了的心灵的家园。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冬去春来，月满月亏，我在这园中徜徉盘桓，一丘一壑，一草一木，水流何处，鸟鸣何时，我都尽收眼底心中，宛然一个忠而近愚的守园人。

    然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这个人人都忙忙碌碌地赚钱、忙忙碌碌地享受、忙忙碌碌地生、忙忙碌碌地死的年代，又有谁肯光顾你这寂寞的家园呢？

    ——我问自己。

1993年3月27日于陕北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