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许定基

在我国县域政治的生态中，县委书记作为“一线总指挥”，地方主官，拥有相当大的权力。然而，体制内“硬刚”县委书记的先例，层出不穷，有人选择为原则抗争，有人因私利对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结局天差地别。这里选取多个案例，还原“硬刚”县委书记这一行为的多种结局。

一、两败俱伤型：举报者反被“硬刚”的迁西事件

2023年底至2024年初，河北省迁西县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生动展现了“硬刚”县委书记的风险有多大。

当事人：马树山，1948年6月出生，河北唐山迁西人，迁西县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时年75岁。

事件经过：2023年12月，马树山因为举报时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在当地花几千万元搞城关“亮化工程”劳民伤财等问题，被迁西县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随后，迁西县检察院批准逮捕，并以诽谤罪和诬告陷害罪两项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

后续发展：2024年1月，该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最高检高度重视，专门派出院领导前往河北指导案件办理，指令迁西县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对马树山依法撤回起诉，释放马树山。

结局：事件出现戏剧性反转——2024年4月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河北省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河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河北省纪委监委等组成的工作组查明，该事件中存在三方面问题：李贵富不正确履行职责，应回避未回避、应报告未报告；县公安局侦查取证不全面，刑事拘留措施适用不当；县检察院错误作出批捕决定，错误提起公诉。最终，22名相关责任人员被依纪依法处理。

分析：马树山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举报者可能先于被举报者付出代价。若非媒体介入和最高检干预，一位75岁退休干部的命运可能截然不同。但此案最终以被举报者落马、22人被问责告终，也说明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正义虽然迟到，但仍有伸张的正义。

二、反腐斗士的悲壮转身：陈行甲的“硬刚”与离去

如果说马树山是被动“硬刚”的普通干部，那么曾任湖北巴东县委书记的陈行甲，则是主动选择向县委书记层级“硬刚”的代表人物——只不过，他“硬刚”的不是某一位县委书记，而是整个利益集团。

当事人：陈行甲，1971年1月生，湖北兴山人，2011年至2016年任湖北巴东县委书记。

事件经过：主政巴东五年间，陈行甲亲手将87名贪腐官员送进牢房，包括多名副县级、正科级干部，甚至还有时任县长。他的反腐行动触及了深层次的利益链条。他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工程大老板的保护伞，不只是在县里，更在州里！”

据他后来在《在峡江的转弯处》一书中回忆，他曾试图向恩施州委书记汇报反腐情况，却遭遇冷遇和羞辱：“陈行甲，你只是个县委书记，老子是州委书记。你约老子十次，老子见你一次就是给你脸！”

遭遇的反击：陈行甲被人实名举报“精神疾病”，被造谣有“七宗罪”，甚至出行都要坐装有防爆装置的车。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需要长期治疗。有人趁机落井下石，说他“失常”、“不适合继续担任领导职务”。

结局：2016年，陈行甲辞去巴东县委书记职务。他在书中写道：“只有辞职，我才能无所顾忌，把真正的问题讲出来。”辞职后他投身公益事业，将全部稿费捐给公益基金。央视曾评论他是“中国当代少有的‘有铁骨、有柔情’的官员，他的转身，是一份悲壮，也是一种继续”。

分析：陈行甲没有因为“硬刚”而落马，他选择了体面退出。但他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县委书记“硬刚”更高层级利益关系时的艰难处境，当你的对手不仅仅是本地官员，而是整个“生态系统”时，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

三、权力滥用的样本：那位叫嚣“老子一把手”的县委书记

如果说前两个案例是被“硬刚”的县委书记，那么湖南望城县的王武亮案，则是县委书记主动“硬刚”执法人员的典型案例。只不过，他的下场证明了，即便是县委书记，也不能肆意妄为。

当事人：王武亮，1963年8月出生，湖南邵阳人，2002年至2005年任湖南望城县委书记（后望城撤县设区）。

事件经过：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时任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与交警汪东旭的车辆发生磨擦。王武亮不仅没有配合处理，反而对交警大打出手。闻讯赶来的交警队副大队长刘贤辉和长沙110巡警张乐国，也遭到王武亮拳打脚踢。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当着上百名围观群众口出狂言：“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

事后王武亮竟表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希望媒体不要炒作。当时我确实觉得很委屈，怎么说我也是个县委书记。”

结局：2005年12月，事件经《半月谈》等媒体报道后，王武亮被免去望城县委书记职务。长沙市纪委将其作为“重大违规违纪案例”通报。此后王武亮转任长沙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后进入国企系统，历任湖南发展投资集团副总经理、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董事长等职。然而，2021年4月，王武亮在湖南轨道交通控股集团董事长任上落马，2021年9月被“双开”。湖南省纪委监委通报称，他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分析：王武亮的案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即便在2005年，县委书记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酒后袭警导致他丢掉了县委书记的位子；第二，一个曾因重大违规被免职的干部，竟然在国企系统东山再起，最终再度落马，这背后暴露的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四、制度框架内的“硬刚”：王先波的正面案例

并非所有“硬刚”都以悲剧收场。2023年调任湖南安乡县委书记的王先波，提供了一个正面范例，他以“硬刚”的姿态，对治下的不良风气进行整顿，最终获得组织肯定。

当事人：王先波，现任湖南安乡县委书记。2023年1月，他从常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任上“紧急”调任安乡县委书记，当时安乡县正面临国家部委，专项检查组进驻督导惠农补贴问题整改的严峻局面。

他“硬刚”了什么：王先波发现安乡县存在干部“躺平”风气，部分干部遇事“等靠要”，有的甚至把“不出错”当成最高追求。他提出破除“论资排辈”潜规则，制定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十五条措施，打破身份、学历、资历等限制，大胆使用表现优秀的干部。

在与干部谈心时，他这样说：“‘躺平’风气不除，磨损的是能力，涣散的是人心，耽误的是安乡的未来。”

结局：近三年来，安乡县委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中选拔22人进入乡镇队伍，一批在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中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提拔或晋升。安乡县荣膺“中国酱卤之乡”，城镇更新提质经验获全省推介，2024年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先进县行列。2025年12月，王先波被评为“全省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分析：王先波没有“硬刚”上级，而是“硬刚”了不良风气和利益格局。他的成功说明，在现行体制内，如果“硬刚”的方向与组织倡导的实干导向一致，完全可能得到正向反馈。关键区别在于，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向上挑战权力还是向下整肃风气。

五、那些“硬刚”组织审查的县委书记们

还有一类特殊的“硬刚”，不是硬刚他人，而是硬刚组织的审查。近年来多名落马县委书记的通报中，频繁出现“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这本身也是一种“硬刚”，只不过结局毫无例外是悲剧。

王川案：1975年10月生，曾任广西合浦县委书记。2025年7月被“双开”。通报称其“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卢嵩案：1973年2月生，曾任广西灌阳县委书记。2025年2月被“双开”。通报称其“与他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

李志伟案：曾任云南师宗县委书记。2025年10月被“双开”。通报称其“干扰巡视工作，以串供、打探案情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

分析：这些县委书记试图以各种方式“硬刚”组织审查，结局无一例外是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这也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在党的组织体系中，个人对抗组织，从来不会有胜算。

结语

回望这些横跨2005年至2025年的真实案例，可以得出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硬刚”的对象决定结局。“硬刚”贪腐分子和不良风气（如陈行甲、王先波），虽可能遭遇挫折，但能赢得道义支持和群众口碑；而“硬刚”组织审查和法律底线（如王武亮、王川），结局只能是身败名裂。

第二，制度环境在不断变化。2005年王武亮酒驾袭警，只是被免职后还能转岗国企；到2024年马树山案中，22人被问责、县委书记落马。这种变化本身就说明，权力运行的监督机制在逐步完善。

第三，媒体和上级监督至关重要。马树山案若非媒体曝光和最高检介入，很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陈行甲在任时感到孤立无援，也反映出基层反腐需要更坚实的制度支撑。

第四，“硬刚”的最高境界是“敢”字当头、为公为民。王先波在安乡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范式，他不是为了个人意气“硬刚”，而是为了推动工作、改变风气“硬刚”，最终获得了组织认可和群众点赞。

县域治理是中国治理的基石，县委书记的权力需要在阳光下运行，而体制内的“硬刚”行为，无论是举报、抵制还是抗争，都应当被纳入法治和制度的轨道。只有当“硬刚”不再需要以个人前途为赌注时，基层政治生态才能真正走向清明。